长征开始之前，中央红军就有了目的地:去湘鄂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实行战略大转移。因为距离并不算遥远，所以各种设备均要带走，就如搬家一样。
湘江一战后，中央红军损失巨大，8.6万人还剩3.5万人左右。于是召开遵义会议，改组三人团，撤换了总书记博古。形成了以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参与三人团的格局，军事还是由周公指挥。战略也由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为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红四方面军的配合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国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在川西两河口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接下来因为领导权的问题，以及检讨政治和军事路线和责任问题，红四与中央红军产生摩擦，“密电”事件导致红一红四分道扬镳，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加上中央纵队，大约七八千人马单独北上，向中苏边境进发。红四方面军近十万人马则南下四川（包括红一的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
据《彭德怀自述》回忆，中央红军自进入甘南到陕北吴起镇这段时间，虽没打什么大仗，但脱离队伍者大增，以至于兵员减半。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个干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胜利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只得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为保留革命的种子，面对蜂拥而来的追堵之敌，只能选择到中苏边界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会议后，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哈达铺。
小镇哈达铺本是红军在此困难之际进行短暂休整之地，却无意之中成为红军命运的重大转折点。红军在当地邮政所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报纸，从中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这才知道陕北还有一支活跃的红军，于是，1935年9月26日，党中央举行会议，做出了进入陕北的战略决定。
中央红军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窘迫和危机的。1975年初，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回忆说：“在长征最困难时期，红军处在最危难关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想法：红军就地解散，男的可以做苦工，给地主当长工；女的给富人当丫鬟，当佣人，做童养媳。但心里要想着革命，一旦时局好转，再回来参加革命。“四老”（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可以化妆在白区藏身。……幸好一张报纸扭转了情势，中央知道了在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我党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这才决定去陕北。”
中央到陕北时，也就剩下六千人左右。据当时亲眼见过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老人回忆：中央红军衣衫破烂，人又黑又瘦，像叫花子队伍。在陕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到了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支持和拥护，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中央红军休养生息，得到了发展，这就是后来高岗所说的“陕北救中央”。
如果没有或者不知道有陕北红军，中央红军这六千多人马还不知道该往何处落脚，正如董老夫人何莲芝回忆的那样，红军都到了考虑解散的地步，可见中央已经觉得陷入了绝境。所以说陕北救中央，是没有夸大的。从后来中央给陕北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回报，就可以看出中央对陕北救中央的认可和感激。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陕北红军的领导人高岗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连资历和功勋远高于高岗的周恩来都成了他的下级。
而1955年大授衔，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基本没再打过仗的徐海东居然授大将衔，并且还名列第二，高出了他的老上级陈赓和王树声。
古语有“功高不过救驾”，陕北红军是在危机时刻救了中央的驾。所以代表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高岗、徐海东后来身居高位，是受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