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千回百转中的人事安排
对于上述的登场人物名单，这里不能不有所补充说明。首先，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为什么汪政权也片面的迳以林氏为主席。中间有看两个原因:表面上汪政权的建立，号称还都，而不是另起炉灶，所以名称、政制、主义、国旗、首都，均要一仍其旧，为对外装点门面计，连主席也依然不加更动。而内在的苦衷，则汪政权建立以后，仍希望全面和平的能够实现，重庆与南京合并，则元首问题虚席以待，不至成为未来的障碍。汪氏本身，亦欲表示其并无欲为领袖的欲望。故主席问题确定以后，且曾由汪氏出面，去电重庆，向林氏促驾，结果当然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其次的问题，就是"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汪政权中人的希望，即使不能完全把他们排除，也想减至最少数，但"维新政府"自有日人撑腰，形格势禁，于是把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位置"维新"的巨头，划清界限，等于各立门户。在行政院各部长中，只陈群一人任内政部长，陈老八(陈字人鹤，行八)外表似乎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样子，其实工心计、有手腕，与佛海等也敷衍得很好，汪政权中人也深怕他向日人面前捣鬼，破例任为"内长"，正所以示羁么也。任援道则以握有华中军队的实力，得为军事叁议院长，以后又调任为海军部长，资历而外，善于应付，雅擅辞令，尤为其特长。其他次长中，除内政部由陈群推荐，自然为"维新"旧人外，其馀邓祖禹以与周佛海李士群的人事关系而得任警政部次长；孔宪铿原为"维新"宣传局长，以日人坚持而为宣传部次长。但如此安排，已属煞费苦心。另一维新旧人而在"行政院下"为首长者，则为杨寿眉(即杨翰西)。
五"院"之中，记得"立法院"最初不设"副院长"，(其后缪斌南下归汪，曾任此职。)王揖唐为"临时政府"要角，给他一个"考试院院长"位置，表示华北政权，同样隶属于汪政权之下，但王揖唐始终并未到任，"副院长"江亢虎后由代理而至真除。另一点值得一提的，行政院各部长中，除汪方人员外(包括汪系与所谓CC在内)，赵正平傅式说两人为无党无派人士。而国社与青年两党，居然也大唱双簧，玩两面手法，初国社党由诸青来、陆鼎揆两人为代表；青年党以张英华、赵毓崧两人为代表，且谓均得各该党之承认而以党代表身份叁加。青年党首领曾琦，且曾亲往南京，为汪氏私邸之上客。两党中伍宪子、毛以亨等人，均曾赴宁观看风色。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两党且各发宣言，表示拥护。佛海初拟以司法行政部长一席与国社党之陆鼎揆，会陆病卒(曾一度拟请罗家衡出任，罗又不就)，乃改以诸青来出任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一席原已答应给青年党之赵毓崧，转给诸青来后，得赵之同意，以农矿部长一席相酬，汪政权之建立，除国民党外，于是乃包括:"临时"、"维新"、"国社党"、"青年党"以及无党无派之人士，可谓形形式式，鱼龙混杂。叁加汪氏"和平运动"诸人，皆认汪政权中，以财政、实业两部为肥缺。汪等抵沪以后，即面允以"财政部长"属之周佛海，以佛海当时之权势，自无人敢与之争衡，因此亦无人敢加以觊觎。"实业部长"则为第二优缺，虽早已内定为梅思平，但陶希圣曾以薄"教育部长"而不为，明言欲为"实业部长"，汪又不许，乃成为其出走原因之一。又一人则为潘##，亦以任"实业部长"为叁加汪政权之条件。而汪氏既以梅思平为最先叁加之一人，周又力为之支援，乃终得不为他人所抢走。但在政权建立的前夕，终以人事支配关系，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农矿"两部，而交通部亦分成"交通"、"铁道"两部，以餍足一般人的飞升之愿。
又一趣闻是"海军部长"一席，汪氏本已决定为褚民谊。而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以褚过去唱大花面，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周向汪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但那时外交对象，也仅日本一国，事实上一切对日交涉，均由周佛海负其实际责任，褚不过素餐划诺而已。
从"七十六号"开始，以迄汪政权的颠覆，丁默邨与李士群两人之间，久成水火，尤其在"还都"以前，互向佛海面前攻讦，对于警政部长一席，都志在必得，使佛海朝夕调处其间，难作左右袒，佛海本已内定以丁默邨为"警政部长"，而以士群为政务次长，士群坚拒。最后特设社会部予默邨，佛海则自兼"警政"，而由士群以"政次"揽其实权，其事始寝。佛海在"还都"前认为内部有两件事使他伤透脑筋，其日记有云:"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李丁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曾致其无限愤慨之意，也可以说明当时丁李倾轧情形之激烈。当时纵龙诸人，在新政权中，都唯恐官阶不大，但有一个冷衙门是例外，就是"行政院"的"边疆委员会"。汪政权中人，就有过一句笑话，说汪政权的边疆，即为南京的城门，益讽其号令不出城外也。虽然话是说得过份了一些，但是也大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专横情形。所以当"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决定人选时，先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蔡洪田，而蔡不屑就；再属意于汪曼云，而汪又宁愿为其他一部的次长，而不当"特任"的"委员长"。正当悬缺未定之际，一次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号汪邸开干部会议时，对于未来新政权的人事，也有所讨论。周佛海的心理，以其嫡系部下"十人组织"，初步一律分任为各部次长，表面上并不偏袒大用，而实际上能收到明了各部真实情形的效果。佛海在民十八出任民众训练部长与江苏教育厅长之前，久任总司令部政冶训练处处长，而罗君强是他那时的主任秘书。那天的干部会议中，佛海提出以君强任"军委会政冶部次长"，俾驾轻就熟，为公博之助。公博当场笑着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高宗武与陶希圣虽中途离汪而去，但汪氏夫妇对高陶仍不尽有眷念与曲谅之意，尤其认为陶之所以出走，实由于君强一函所激成，汪夫人馀怒未息，那天即站起来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就凭陈璧君这几句话，决定了君强以后的出处。人弃我取，君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即沾沾自喜，以为虽无事可做，官阶到底是"特任"，以后他的得为"司法行政部长"、为"安徽省长"，也无不由此而来。宦海浮沉，冥冥中岂真有前定欤?
汪政权的"中央政府"院部人选虽然确定了，原"维新"旧人，几乎都处于伴食之列，而日政府对于占领区的地方官吏，则坚持必须逐步更动。所以当汪政权创立之时，除"广东省长"派出陈耀祖(陈后遇刺殒命，由陈春圃、褚民谊先后继任)以外，其他如"江苏省长"陈则民(以后继任的有高冠吾、李士群、陈群、任援道诸人)，浙江省长汪瑞闓(以后继任的有梅思平、傅式说、项致庄、丁默邨诸人)，"安徽省长"倪道烺(以后继任的有罗君强、林柏生诸人)，"湖北省长"杨揆一(以后由叶蓬继任)，"南京市长"高冠吾(以后由蔡培、周学昌等继任)，"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继任)，"汉口市长"石星川，"广州市长"彭东原，全部都为"维新"旧人，甚至日人所宠信的"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邵式军，周佛海初虽欲全力去之，而终未成为事实，日本人仍然想统治中国，无处不暴露其不可理喻之野心。今天虽已时移势易，而对二十年前不可与为友的旧事，还是值得让每个中国人重温一下。汪政权在此数年中，因不断与日人力争不屈，情势也逐渐改善，如江西派出了邓祖禹任"省长"(后由黄自强继任)，以华北一部份土地划出而成立淮海省，由郝鹏任"省长"(复由郝鹏举继任)。苏北也设立了行营，统一指挥，由臧卓出任行营主任，以后改为苏北绥靖主任，由孙良诚继任，这都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