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金华亭被杀是自取其咎
金华亭的宣传部特派员为周佛海所委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很以此名义为荣，平时开口闭口:"我是中央特派员"，对报馆行政，也常以特派员身份盛气干涉，因此招致了许多同事的不满。但他与佛海的见面，以及收受津贴的事，是很少人知道，而华亭的心里则怀着唯恐人知的鬼胎，于是平时调子越唱越高，言论也越趋越激烈，他的真意，无非要表示特派员的忠贞之气，以袪除人家对他或有的怀疑。但他的一言一动，都经过潜伏在申报的情报员，加油加酱，报告了七十六号，每天所接到的，尽是他的反汪论调，汪方特工，乃决意下手翦除。
因为我与佛海贴邻而住，时常有事接触，有时他外出没有回来，我就坐在他卧室中的小写字桌上等候。他的公事，乱堆在桌上，我于无聊中随手翻阅，往往发现我所意想不到的事。
民国二十九年的春天，我去时他方在批阅文件，一眼我看到了最上面的一件，附着华亭的照片，我知道这决不会是好事，我指着问他华亭有什么事，他把公事交给我看，原来是七十六号请求对华亭执行(暗杀)的签呈。上面胪举了华亭的"罪状"，详细叙述他出入的时间，以及寄往重庆信件的化名。他 那时住在华龙路，把他居住的位置画了一张详图，并黏着他一张照片。佛海已经在签呈批了"准予执行"四字。我一方面惊骇于特工调查的详尽，同时为这二十年的老友无限焦急。我向佛海说:
"你与他也是老友了，他的环境有困难，情报也许出之夸张，一时以情感冲动而杀人，事过境迁，你会后悔的，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
佛海当时还很愤激，他说:
"我对华亭要说的话当面说尽了，人情也做尽了，我要他做特派员，他就以这个来反对我，他受了我的钱，又做妨碍我的工作，他无情，能怪我无义?"
我继续为他争，我说:
"以你与他十载交谊，又何忍不教而诛?如我不知这一件事，本来与我无关，但既然知道了，良心上我不能不为老友说话。让我以私谊向他再进一次劝告，无论如何，请你暂时不要动手。"
佛海经不起我的再三央求，从我手中将公事取回，把原批的"准予执行"的"准予"两字立刻改为"暂缓"。我为华亭松了一口气。回到我的住所，我急急打了一个电话给唐世昌(前申报夜班经理，为杜月笙门生，战前专为杜联络新闻界者)。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关华亭的一切，我又加上了明哲保身一类的话。最后我说:请转告华亭，这是我对他所能尽的最大与最后一次的力量了。数天之后，世昌给了出乎我意外的答覆，我谅解华亭或许有他的立场与他的隐衷。当世昌把我的话转告他时，他起初有一些惊呆，想了一想后说:
"他自己(指我)做了汉奸，居然还公然来恐吓我!我不受恐吓!"
我听了虽然很难过，但不敢火上加油，把华亭的话去转告佛海。但汪方的对付华亭的事，也就此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一年以后，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了，佛海认为他对申新两报已尽可能地加以维护，加以宽容。因此在分行开幕的时候，两报也应当破例为中储刊一张开幕广告。佛海特别找了我去，他说:你一直为申新两报说话，储备银行沪行开幕，请你去交涉刊登广告(那时日军尚未进入租界，各报一直拒登汪方广告)，地位的大小可以不计。我分别以电话向商报负责人接洽，得到的答覆是商量后再给我回信。翌日马荫良用电话通知我，代表重庆在上海作地下活动的吴开先，已严令两报不得登载，请求我的谅解。
一日之间，经过电话上的数度磋商，到傍晚我再去电话时，已无人接听，接线生推说负责人不在。这样，第二天开幕的中储分行，除了汪系报纸以外，其他终于只字未登。佛海为此感到愤怒，尤其对我以往一再为各报说情，表示不满。几天之后，他给我看一张情报，说申新两报决然拒登的主因，是由于金华亭的力持反对，他扬言谁主张接受的，他将呈报重庆当局严厉制裁。几个月的时间又平安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这一件事。那已经是二十九年的残冬，我正去了南京，这一天我准备搭下午四时车返沪。中午时候，我去西流湾佛海的公馆，向他辞行。他正在花园中背着手俯着头，在阳光下散步，一等我说出下午要返沪的话，他急急地说:"回上海去，你千万要当心!"我以为有什么不利于我的情报。因为那时丁默邨接盘的文汇报，以刘呐鸥与穆时英于筹备时的相继被杀，再无人敢在上海四马路的热闹地区去冒险，出版陷于停顿。默邨顺水推舟，就送给了佛海，因为我经办的"中报"销路已奠定基础，所以他又要我去开办"平报"。我衔命去沪，不到一月，报纸就出版了，但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渡日。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说:
"不，金华亭今日黎明时给打死了。"我一愕，问他在那里出事的，他说:"在上海爱多亚路舞厅门口。"
接着他叹了一声，又继续说:
"他究竟是我的老友，我因此又觉得很难过。现在的暗杀政策，是一个对一个，你是新闻界最显着的目标，而且又具有最适宜的身份，我真为你耽忧，所以你要特别留神。"
接着他又问我坐的是什么汽车，我告诉他是普通的"别克"车，他说:
"那赶紧去买一辆保险车吧(装有避弹玻璃与钢板的)!需要钱，可以问我拿。"
我闻到了华亭的噩耗，倒真有如他所说的难过，我惋惜地说:
"华亭太糊涂了，这个时候，还去跳舞?"佛海答得声音特别轻，他说:"那是我们派人引他出来的。"
我在他那里吃了午饭后，下午照常回到了上海。到"平报"去时，已经在午夜，华亭的事，还盘旋在我的脑际。我取了一份小报看，记得是卢一方写的华亭出事经过。原来上一天华美晚报的主人朱作同邀华亭到他家里吃年夜饭，饭后怂恿他去大华跳舞，到午夜之后，朱作同说有事先走。华亭兴致勃然，一直跳到四点打烊前才挟了舞女阿二头下楼。刚到门口，就被预伏的人，出枪连发两枪击毙。华亭原也带有自卫手枪，仓卒中竟来不及拨枪还击。当我看完了这一段消息，脑海中我立刻浮起了一项怀疑。因为朱作同与七十六号早有往来，李士群给过他不少钱，要他投靠过来，作同一再推延。我去南京之前，已知道士群正在迫他表明态度，作同可能利令智昏，出卖了朋友，而且这可能性很大。第二天我特地去了七十六号，一见士群，我立刻说:
"华亭的事，你做得不错，朱作同那里你花了多少钱?"
他问我"谁对你说的?"
我说是"周先生"，他摇着手要我千万不可告诉别人。这样我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我认为朱作同太卑鄙可恶了!为了钱，竟然出卖朋友。我又打电话给唐世昌要他暗中通知与朱作同来往的朋友，加意防范，不要糊里糊涂再为华亭之续。这事传到了中统耳中，一个月以后，朱作同也被人击毙了，终算为金华亭报了仇。我所能无愧于老友者也止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