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混血大哥与90年代莫斯科
乐活
2024-11-29 12:21
中国香港
这是一个老吴发起的长期项目，“亚寒带故事会”。整理丝路沿线以及俄语地区的口述史，并进行再创作。之后这些故事，会被陆续做成播客节目，欢迎关注，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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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发行的苏联杂志《首都》
电影导演、中俄双语家庭、莫斯科老熟人……他的头衔和经历太多，实在没法三言两语说完。如果非得一句话介绍，我会这么说——不久前，我们电话聊了几个小时，本来以为三五个小时能把他的90年代的故事说完，结果，只刚聊了个开头。整理录音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碎片。它们是飘忽不定的短暂画面，充满着遥远而陌生的氛围感。简单来说，Dima 给我讲了一个又乱又浪漫的90年代，而不是其他人口中，充满猎奇的花花世界。![]()
俄国电视剧<Слово пацана>的剧照1989年，13岁的 Dima 和16岁的哥哥，跟着母亲一起从北京来到莫斯科，他们这一待就是十年。于是，就正好赶上了苏联末期的动荡，以及90年代的社会混乱。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房子是亲戚给找的，屋里空荡荡，甚至连床都不够睡。Dima 就跟大哥一起在睡袋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之久。最开始的两年，哥俩上的是一个公立寄宿学校，只有周末能回家，周一到周五就在学校吃大锅饭。妈妈在外面跑生意养家糊口，无暇顾及两个男孩。在学校里怎么混，全得靠自己了。学校的氛围肯定少不了霸凌，尤其是对于外国来的新人。Dima 因为年纪小，经常被高年级的人欺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ima 的大哥采取了一个经典的“俄式挑战”战术，蛮有些“监狱风云”的味道。Dima 他哥哥找到学习里高年级最能打最能来事儿的头头儿，直接了当过去下战书，约架。全校男生在小树林里围观了他俩的那场对打，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勇气去挑战，你就会被尊重。打完之后，学校里再没人找 Dima 的麻烦了，因为他哥哥为自己也为弟弟，树立了威信。Dima 跟我说，“就像俄国的监狱文化传统一样，在一个充满等级欺压传统的环境里，你必须反抗，不反抗，就会被折磨欺压到要死掉，成为奴隶一样的人。你反抗，就会受到尊重，就会赢得该有的地位。”这种面对强大对手的反抗精神，给 Dima 的少年时代注入了一股充满血性的基础认知。也为他面对冲突矛盾的后苏联社会，铺垫了某种心理防火墙。拳头一直就在这里，缺的只是一个反抗的理由。正如维克多·崔歌词里唱的那句：“我的手掌变成拳头，如果有火药，请给我火焰。”有意思的是，当我问 Dima，他是否觉得暴力与对抗的基因，是某种“俄国性”会接着解体后的混乱，在社会上蔓延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觉得，至少在他生活的莫斯科环境中，虽然存在血腥暴力的社会事件，但苏联时代所培养起来的“人性价值”依然在起作用。文化修养与尊严感，阻止了社会滑向彻底动乱的边缘。否则，就真的会像古代那种，天下大乱，刀兵四起，民不聊生。Dima说，“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乱了，但没有大乱。新闻天天在报道杀人抢劫的新闻，但普通人的生活还是在继续。该过的日子照样在过。”![]()
电影《莫斯科行动》剧照学校的事情聊完之后，当然该说说社会上的事儿了。而社会上的事儿，我最感兴趣的，肯定是解体后无孔不入的“黑帮”。说到90年的俄罗斯黑帮，Dima 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第一个事情，与 Dima 的妈妈有关。她老人家在去莫斯科之前，国内是老师，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样子。到了莫斯科之后，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环境里，要拉扯两个青春期的孩子长大，确实很不容易。当时中国人都在做倒货的生意，阿姨也不例外。Dima 回忆说，“当年倒一箱牛仔服、皮夹克过去，够一家人吃上半年了，这活儿肯定得做。”但在那边开公司做生意，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黑帮。每个月，黑帮都会上门来要保护费，300美金。黑帮也是挺讲规矩的，不欺负老实人，只要钱给到为，话说到位，就不会无缘无故来找茬。这件事儿，Dima 本人是很多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他当时年纪还小，并不知道母亲在背后还要付出这么多。现在想想，母亲要不停地一个人面对黑帮的一群人，还是让 Dima 有些后怕。中国读书人与俄罗斯黑帮打交道的故事，肯定不止发生在阿姨一个人的身上，许多人应该都面临过这种人生的新挑战。要是照着《北京人在纽约》，拍一个《北京人在莫斯科》，应该会更带劲儿吧.1993年发生的“中俄列车大劫案”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这也是90年代中国罪案故事里的一个香饽饽，不停被人提起。近两年改编的那部电影，也应该有很多朋友看过了。在莫斯科的十年里，Dima 每年都要往返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寒暑假回家探亲。所以在火车上，他结识了很多当年正在发家致富的倒爷们。听来了，也亲眼看到了不少故事。Dima 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身边的倒爷是怎么在这趟列车上卖货的：“四个人一间的包厢，里面塞得满满的，都是各种货。什么皮夹克啊，羽绒服啊，反正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羽绒服当时他们批发的是3美元一件的羽绒服，其实根本不是羽绒，里面是鸡毛塞的。顾客买走，遇到雨雪天气以后，鸡毛就全都扎出来了。他们就卖那种伪劣快消品嘛。倒爷他们只敢在在火车上沿路卖，就是到站停了以后伸出来去卖，不敢下车去卖。基本上这五天行程，就能把所有的他们那些大包小包全部卖完，换成一叠一叠的卢布，然后马上去莫斯科就去换美元，马上再买票再回国。当时同包厢的一个人跟我说过，跑一趟反正能赚个大几万甚至到十几万块钱呢，就看看批发的什么货。你想想，当时90年代万元户就是已经很厉害了，他们跑一趟就能赚这么多。有一次晚上，同车厢的倒爷，快到一站了，拉着我说，哎，你赶快把窗户关上，关上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着瞧吧。列车进站后，还没停稳，眼瞅着站台上黑压压的一片包围过来，全是年轻人，穿着那种阿迪达斯裤子，皮夹克或者棉服，剃着那种小平头，就站在那儿插着兜，挺吓人的。旁边的倒爷说，这帮人就是专门过来抢这趟列车的，咱们可一定看好了。那时候还没乘警。站台上可能有几十上百人，分不清是周围的小混混还是黑帮。我们赶紧把门窗锁死，拿各种东西抵上，熬到列车启动，就没事儿了。有的倒爷，还会带枪走这一趟路。他说，我这有一把，你要不要摸摸看？除了抢劫的，还有各种涉黄涉毒的生意，好多一看都是未成年人，在那里招揽生意。过去了30年，再回忆起这趟穿越蒙古、西伯利亚的五天五夜旅程，Dima 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云淡风轻，他也坦言，即便知道发生过大劫案，知道一路凶险，在他的记忆中，并没有把从莫斯科往返北京的旅程看作多么惊心动魄。危险，仿佛是擦肩而过的冷风，吹过就过了，并没有留下多少震撼与后怕。Dima说，“当时我还小，反正无所谓，也没什么可偷可抢的东西嘛。睡觉时把钱包护照都放在枕头下就好了。”等到后来，Dima 干翻译赚了些钱，就开始坐飞机回国了，当年的飞机上还能抽烟，座位的空间也大，确实潇洒。比起现在沙丁鱼罐头似的经济舱，确实舒服多了。听到他的描述，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各种80-9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飞机镜头……聊完黑帮后，Dima 还补充了一句，作为在地铁和街道上，都被光头党袭击过的亲历者，Dima 说，他觉得黑帮要比后来2000年代出现的光头党，讲道义多了。黑帮还有规矩，光头党，就这有狭隘的仇恨和排外。苏联后期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尤其是“性解放”的思潮，也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人的世界。相对于之前几十年压抑保守的氛围，西方人嘲讽的“No Sex in Soviet Union”社会环境，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180度的转变，是热火朝天的爱与欲。Dima 所经历的90年代初莫斯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热度”的世界。报刊亭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杂志，电视台也在播放各种各样带颜色的电影，各种服务产业也是蓬勃发展。Dima 的高中生活估计放在今天，要让无数人羡慕死。因为没有高考的压力，课程相对过于轻松， 男生女生们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聚在一起玩耍。当时最流行的活动，就是在一帮人聚在一起听着收音机翻录的磁带，里面播放着“慢摇”或者“迪斯科”，然后跳舞。可以理解为一种野生舞会的感觉，随时说做就走。高中毕业后，Dima 上的第一个大学，是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他在这里读了两年。班里的男女比例失调得有些夸张——100多个女生，8个男生。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约一个女生出去逛街、逛公园，同时还会有三四个女生跟着过来一起加入。因为实在是没有逛街搭子。不过曾经水灵灵的美女们，不管是西伯利亚的草原民族基因，还是东欧的斯拉夫基因，到了一定阶段，都逃不过成为“水桶大妈”的命运。Dima 今年四十多了，身材和状态都很棒，但他说他那帮莫斯科的同学们，已经全部身材臃肿得不行。Dima 经历的90年代莫斯科，除了摇滚乐、迪斯科、派对与聚会，还有一个之后年轻人谈恋爱时，无法企及的背景板——那就是，相对和平年代的历史名场面。展开来说，就是，因为90年代初发生的政治冲突与社会事件太多，可能前面你在温馨地谈恋爱，背后就是硝烟滚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两张照片，一个是士兵站在坦克前跟女朋友接吻；一个是男孩女孩抱在一起，背景是燃烧的俄罗斯议会大厦。没错，这就是1993年的俄罗斯宪政危机事件，另一个的叫法是“炮打白宫事件”，白宫就是当时的俄罗斯议会大楼。Dima 说，这两张照片之外，没有拍摄到的广大年轻人里，就有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他们正在桥边听音乐、聊天。一切就是这么凑巧。历史视角中的国家危机与转折时刻，其实就“平淡”地发生在日常的进展中。仿佛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硝烟只是一种形而上的点缀，但在那种看热闹似的氛围里，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轨迹，已经在暗中慢慢铺开了。这么一联想，确实配得上这个称呼——硝烟弥漫时期的爱情，是这个感觉。玩归玩，乱归乱，Dima 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有着很强的觉醒和掌控力。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也是我觉得他有风度的地方。在物欲横流，暴发户遍地的时代。像倒爷一样经商赚钱，并不是 Dima 追求的人生。而像学者一样钻研心理学问题，也不是。于是，在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读了2年后，Dima 转学去了莫斯科电影学院编导系，并将它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关于这个选择，Dima 说，可能还是跟他内心里想要真正去创作与表达一些东西有关。在90年代初那样浮躁的乱世去学心理学，确实会深陷在“知识无用论”的怪圈里。而电影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表达工具，确实能让 Dima 的内心获得极大的释放。归根结底，在我的理解中，一个内向的喜欢读书和思考的人，需要一个外向的事业，获得更多的交流，这样才能找到身心的平衡，找到一辈子的事业。另外，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书香门第的耳濡目染，也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凭借着语言优势和专业上的努力，Dima 很快变成了沟通中俄两国之间电影艺术的纽带，他参与了许多合拍片的幕后工作，也为中俄之间的电影交流牵线搭桥。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莫斯科电影学院期间，Dima 讲述的故事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苏联老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Dima 说，“当时的电影学院真的是很惨，因为主要就靠国家批的钱，那些大学老师的工资都低的不得了。我印象中可能也就30~50美元一个月，你想50美元绝对是不够他们，别说还要去养活家庭了，所以很多苏联时期特别牛的导演，你看他们就穿着那种破破烂烂的衣服，拎着一个那个塑料袋儿，90年代流行不背包啊，就拎那种塑料袋儿，装着东西就来，就来学校上课了。我们的有很多课，一个教外国文学课的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上来第一天就跟我们说，我的学生是塔可夫斯基，她60年代给塔可夫斯基上过外国文学课，太厉害了。”没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某种旧时代的风骨，当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状态。苏联解体之后，他们身上的光环突然没有了，国家也顾及不到这些人了，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去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变化。即便无法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也保持着自己对艺术，对人生的某种态度。有的俄国作家卖不出去书，就开始写侦探小说、黄色小说赚钱。迎合时代中垃圾信息的狂轰乱炸，媚俗地放弃了心中的光和热。这确实是现实所迫，无法指摘他人。而有的人，则依然不动摇。古往今来，这种人很多，有人会觉得他们傻，但如果你跳开用物质世界作为“对象”来衡量一切的理念，你就会明白，“精神贵族”的意义。那种没落的人文主义光环，放在任何时代，尤其是今天，依然在熠熠辉煌。所以，Dima 在当年选择去搞文艺创作，着实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那不是有钱任性的选择，而是清晰知道自己人生方向的选择。确实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 Dima 的选择了。不为赚钱，而是为理想去选择未来的人生。Dima 还跟我讲了一个90年代香港导演来莫斯科拍电影的事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看出当年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性。Dima说，“当时香港电影很繁荣的，也来过一些剧组和名人，比如成龙就来过，但他当时跟的是好莱坞的剧组。有一个叫麦当杰的导演，跟他哥哥麦当雄，两人特别有名（《省港旗兵》系列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是我非常喜欢的90年代港片佳作）。麦当杰来莫斯科，我给他们做翻译，他当时就是想拍当时很有名的那个火车大劫案。列车大劫案当时刚发生大概一两年，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苏东波》，很好玩。他说苏联东欧波兰还是什么，他想这么弄。他想跟高尔基电制片厂合作嘛，在那考察了两周时间，最后也没谈成。因为90年代的高尔基制片厂真的很缺钱，导致做事风格让人无法接受。高尔基金制片厂当时是已经破败不堪了，都发不发不了工资了，制片厂的厂长出来跟香港团队谈判，他就明目张胆的说，你看你能给我多少钱吧。把那麦氏兄弟给气的，肯定就什么也没谈成。最后要走了，厂长还说，啊，你怎么也得给我点钱啊。麦当杰说那行，他往信封里塞了100美元，然后拿不干胶带粘得死死的，让他别现场撕开。麦跟我说，说你给他交给他吧。他肯定气坏了，什么事儿还没给我们干呢，就要钱。然后香港团队住在离高尔基电影制片厂不远的一个酒店，还遭遇到了这个抢劫，都知道香港人有钱（可能是酒店内外勾结），黑帮直接拿枪，跑到酒店里明抢，外面使劲敲门，里面没开门，才躲过一劫。”这是坏的乱的一面，只是一少部分，大多数还是美好的。Dima 作为学生给电影节当翻译时，有一件特别风光的事情，当时国内一个导演来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他的片子拿了奖，主办方就安排了顶级豪华的接待规格，Dima 作为中方团队的随行人员，也沾了光。他们住在红场旁边19世纪建造的一个豪华酒店，据说这是当年列宁住过的。走红毯的时候，Dima 的同学都在台下看着，别的同学还在学校里绞尽脑汁拍作业，中国同学竟然电影节走红毯。这么一对比，确实太有意思了。我问Dima，你们同学里，现在最有名的是哪个导演。他想了一下回答我说，“苏联大导演阿列克谢·盖尔曼的儿子，小阿尔克谢·盖尔曼，他2009年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银狮奖。当然，还有另外两位校友，很值得一提的电影导演。有一个基本同时期的导演彼得·布斯洛夫（Петр Буслов），他跟我是同一个导师， 他后面拍了一个出名作 Бумер，中文翻译师《宝马车疑云》。正好讲的是关于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一帮年轻人成为黑帮，最后互相背叛，走向灭亡的故事。挺有代表性的。这部电影应该算商业片，受观众喜欢，票房也不错。他还拍了一个苏联时期著名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传记片《生而无憾》（巧合的是，这部片的中文字幕还是老吴翻译的）。另一个同时期校友导演是对立面，走的文艺片路线，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Илья Харжановский），他基本到现在就拍摄了一部电影，《列夫·朗道》。这部电影也算一个艺术实验，他花了好多年在乌克兰哈尔科夫还原了苏联三十年代的场景和环境，所有非职业演员需要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是这个小世界的主人，统领了这帮人，随时拍摄他们。他做了一个小世界，里面用苏联时期的卢布，里面有警察、监狱、食堂各种乱七八糟的苏联部门。很疯狂的一个项目，前几年刚出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前后花了十五年时间，拍摄了700多个小时素材，最后剪辑成了16个小电影。但是评论两极化，拍的很自我而且电影在融资方面有很大问题，虽说好像18还是19年参加了戛纳电影节。Dima 说，其实上面这些故事，只是他对90年的一个基本认识，还挺片面的，可能比较吸引人，但还不够深入。他更想聊的，其实是“为什么苏联解体后，社会没有崩溃”。他思考了这个问题很久，也有很多体会。
这个庞大的历史迷思，还挺吸引人的。回答好这个问题，就等于回答，在当下这个环境中，我们普通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求得身心的宁静。理想主义者如何能获得自洽，并且有勇气和动力，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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