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输得活该？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做对了什么，民主党做错了什么

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特朗普成功连任，而民主党再次失败。这场选举不仅是两党政策的较量，更是政治策略、文化影响力和选民情感的全面对决。针对民主党的失败，美国左派媒体哀鸿遍野。大西洋月刊更是喊出了“民主党活该失败”的严厉批评，指责他们尝试了无数种不同的事情，结果不仅执行得很糟糕，还花费了大量资源。

本文将深入探讨特朗普为什么能在这次选举中获胜，而民主党在关键时刻犯了哪些错误。让我们一起了解2024年选战的成败关键，找出特朗普成功的原因和民主党屡次失利的根本原因。

民主党并未利用好执政四年的机遇。一位身在民主党执政的纽约市的美国作家指出，纽约市民支付全国最高的税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享受到最好的政府服务。纽约的交通管理机构在预算中耗资巨大，但仍无法完成其计划中的资本项目，尽管为其提供的专用税收不断增加。因为在纽约建设地铁每英里花费是法国的四倍，而工会的规则迫使机构超额雇佣员工，导致运营成本膨胀。大约一半的公交车乘客不付车费，交通管理局（MTA）的员工对此也并不管制。流浪的精神病患者在公共交通系统中流浪，许多市民在公交车上亲眼目睹过流浪汉不断辱骂乘客的情景。尽管警察随处可见（这也意味着纳税人的负担加重），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些骚乱采取有效措施。而且，纽约市政府缺乏关押或治疗问题人士的法律权限。市政府无法阻止商店偷窃行为，以至于大多数药房的商品都被锁在柜子里。最近一位法官表示，市政府甚至不能锁住遍地开花的非法大麻商店，称这不符合宪法。尽管原本纽约应该拥有全美最先进的合法大麻销售制度，但政府依然无法确保大麻商店合法运营。

自从新冠疫情封锁措施以来，民主党在这里不再大谈对公共教育的投资，但学校仍然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负担，尽管越来越多的家庭搬离纽约，学生入学人数下降，且缺勤率居高不下。目前纽约还在一项州法院的命令下，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市区酒店安置移民，而这些酒店原本是为游客和商务旅客准备的。住房成本高得离谱，因为纽约市建设任何东西都很困难——这里的访问成本也很高，因为许多酒店现在被移民占据，而市议会基本上让新建酒店变得不可能。结果是，纽约市的人口在不断减少，州可能在下次重新分配时会失去三个众议院席位。而这些迁移到哪里了呢？主要是南部的阳光地带，这些州大多由共和党执政，在那里建造住房、推动经济增长仍然是可行的。

与此同时，纽约选民刚刚通过了一项州宪法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这是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提上投票的。此修正案的一个效果是为州宪法提供堕胎权。事实上，堕胎在纽约本就合法，而且这一州宪法条款并不能否定共和党在华盛顿新的控制下可能施加的任何新的联邦法律或法规。这正是民主党在纽约州的象征性操作，他们自我表扬，通过形式化的法律声明表达了人民的权利。然而，现实是人们逃离纽约，选择搬到那些表面上不那么“包容”的地方，因为在那里生活成本较低且生活质量更高。

民主党人在这里生活，见证了民主党治理的失职后，就能理解“如果那些人掌控政府，会干出什么样的荒谬事”对共和党的批评没有效果。疫情后、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和高通胀时代，民主党在蓝州遭遇了选民的最大背离。民主党承诺通过更好的政府提高生活质量，但未能兑现，这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当共和党提出改变现状甚至“烧掉一切”时，这种诉求并未失效。

在特朗普赢得的密苏里、亚利桑那和蒙大拿等七个州，通过了扩大堕胎权的措施。这一现象说明，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堕胎权，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也揭示了堕胎议题在政党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对于民主党和支持堕胎权的活动人士而言，这些州的公投结果在败局中带来了一丝安慰。然而，民主党却在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上全面失利。即使密苏里州以52%对48%的比例支持在宪法中加入“生育自由的基本权利”，民主党的竞选仍未因此受益。这一情况表明，即便选民支持堕胎权，他们也未必会因此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不过，反堕胎运动也在某些地方取得了进展。在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反堕胎的公投未能通过，但却显示出反堕胎立场的力量。反堕胎活动人士认为这些结果可以激励共和党进一步推动反堕胎政策，尤其是在某些州堕胎议题获得了选民的支持。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巧妙地在堕胎问题上左右逢源。他既没有明确地支持堕胎权，也没有完全满足反堕胎阵营的要求，成功地向支持堕胎权的选民传递了他不会限制堕胎的信号，同时稳住了希望他进一步限制堕胎的核心选民。这种“左右皆可”的模糊立场，使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看似两面讨好，避免了失去选民支持。

未来，特朗普可能会继续淡化堕胎话题，将重点转向移民等不易引发内部分歧的议题。然而，如果他在反堕胎上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反堕胎阵营可能会推动其任命更保守的官员和法官，如反堕胎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汀·瓦格纳等，以在未来逐步推动堕胎限制政策。

尽管堕胎权问题依然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对于民主党来说，仅凭这一议题不足以带来选举胜利。特朗普通过模糊的立场和战略性的法官任命，成功地削弱了堕胎议题对选情的影响，为他的再次胜选铺平了道路。

2024年的大选再次证明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策略上的成功，以及民主党在文化战中的失误。自2016年以来，美国社会明显分裂成不同的文化群体，这种分裂从人们对电视节目的偏好中就能看出来。当时，特朗普利用了社交媒体的广泛影响力，成功地将各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话题聚集起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网络影响力。

在2024年，特朗普继续加强了这一策略。他利用社交媒体，通过平台直接与支持者对话，成功地影响了选民的想法和决定。相比之下，民主党在这方面显得反应迟缓，在像TikTok这样的新兴平台上表现平平，没能有效利用这些平台与年轻选民建立联系。而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更加个性化和互动化，让他的形象更加贴近普通选民的生活，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特朗普不仅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竞选信息，还通过参与热门话题和实时互动与选民建立了情感联系。他常常参与热门话题，直接回答选民的提问，用幽默和煽动性的语言激发选民的情绪，使他的竞选活动一直保持在公众的关注中。而民主党在这方面反应不够迅速，缺乏对热点话题的敏锐反应，没能在年轻选民中建立起相似的情感联系。

此外，特朗普在文化战中的成功还在于他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反对主流”的代表，迎合了那些对政治正确和精英文化反感的选民。他不断挑战传统的政治规范，用大胆的言论吸引那些对现行体制不满的选民。相反，民主党在文化战中显得被动，仍然坚持传统的政治话语，没能有效应对特朗普的挑战，导致他们在文化影响力上的竞争中落后。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纽约时报》用一系列地图展示了美国的文化分裂——城市地区偏爱《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乡村地区更喜欢《特工老爹！》（American Dad!），而特朗普支持者的首选节目是狩猎真人秀《鸭子王朝》（Duck Dynasty）。这反映了美国在文化上的割裂，评论家们呼吁人们走出舒适区，以理解和联系彼此。

然而，特朗普的当选并未促成大规模的对话。特朗普任期内左派在文化领域积极推动#MeToo和种族平等等议题，而保守派则专注于利用新媒体影响选民，尤其在社交媒体上塑造反精英叙事。保守派如安德鲁·布莱巴特提出的“文化决定政治”理念，使右派建立起自己的“影子好莱坞”。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对TikTok的主要政策是支持禁令，卡马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也未能有效融入新媒体。虽然她尝试了一些迷因和播客宣传，但仍依赖传统竞选手段。与之相反，特朗普和其他保守派人物积极参与播客对谈，在年轻人中获得广泛关注。哈里斯错失了参加像乔·罗根这样的热门播客的机会，显示出她未能顺应新媒体规则。这种回避可能是为了避免失误，但也反映出其与选民对话方式的过时。

今天的线上文化更崇尚公开争论，这种互动方式使新保守派在播客、直播等平台上迅速扩展影响。民主党人往往依旧停留在简洁发言的传统表演方式上，缺乏有效回应保守派叙事的能力。忽视这些平台的危险在于，他们对年轻选民的右倾趋势影响巨大。若民主党人仍选择退出这些平台，或许无法改变当前的信息环境。

特朗普的胜选不仅依赖于社交媒体的成功，还利用了民主党在策略上的失误。民主党在处理身份政治问题上显得不够灵活，没能有效应对公众对“身份政治”的反感。

近年来，身份政治在美国政治中变得非常重要，但民主党没能妥善处理这一复杂问题，导致部分选民对他们的政策产生了反感。很多选民觉得，民主党在推动种族和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忽视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过于关注少数群体的权益，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特朗普成功利用了这一点，将自己描绘成“普通美国人”的代表，批评民主党太关注少数群体，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需求。

相比之下，特朗普利用这些攻击，加深了选民对哈里斯的负面印象。拜登的盟友们认为，如果是拜登参选，他可能会更明确地反驳这些指控，避免让选民误解民主党的立场。但哈里斯选择回避问题，而不是正面回应，最终导致她的形象被对手定义。哈里斯未能在竞选中找到身份政治和普通选民需求的平衡，失去了许多中间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民调专家帕特里克·鲁菲尼（Patrick Ruffini）曾预测，特朗普组建了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共和党联盟，这一趋势将在未来数十年产生深远影响。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失利，但在黑人和拉美裔选民中的支持率显著上升，2024年的选举结果再次印证了这一点。鲁菲尼认为，美国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重构，以前基于种族和财富的划分逐渐被教育和对体制信任的分歧所取代。南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戴德县和德克萨斯州的斯塔尔县等传统民主党票仓，在此次选举中倒向了特朗普。

鲁菲尼指出，民主党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非白人选民会支持他们。非白人选民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向右倾斜，而民主党在种族和性别议题上表现出的进步立场则让许多传统非白人选民感到疏离。尽管卡马拉·哈里斯试图通过较保守的移民和军事政策拉拢这些选民，但选民仍然感到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过于进步”，并被特朗普成功塑造成了一个极端政党。

经济问题在2024年大选中占据了核心位置，成为影响选民投票的关键因素。经济问题显然是此次选举中的关键。三分之二的选民在出口民调中将经济形容为“糟糕”或“较差”，而哈里斯未能有效利用经济议题对抗特朗普。特朗普在竞选中成功地将经济问题归咎于拜登政府的无能，特别是通货膨胀、低工资和失业问题，这些都是选民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事。

尽管通胀问题并非完全由民主党造成，但他们确实通过《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过度刺激经济，加剧了通胀。此外，他们未能在早期就将通胀视为政府的首要经济问题。《美国救援计划》在2021年初通过，提供了不必要的2万亿美元刺激，这并未带来实际的GDP增长，反而导致通胀攀升。2022年，尽管通胀压力加大，民主党仍在寻找各种方式来满足利益集团的需求，不惜增加支出。即使是所谓的“抑制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原本应该通过减少赤字抑制通胀，但它目前每年却增加数百亿美元赤字，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而赤字的减少要等到2028年，届时对于拜登的民主党而言，这个承诺已无政治意义。

哈里斯虽然试图通过宣传拜登政府的经济成就来反击，但因为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还没有显现，没能赢得选民的信任。而特朗普则用简单直接的语言，将自己塑造成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人。他通过攻击“大企业”和精英利益集团，把自己描绘成普通人的代言人，而哈里斯在竞选后期放弃了对大企业的批评，反而寻求企业家的支持，这让她的形象变得不那么亲民。

特朗普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精准把握，赢得了那些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选民的支持。他提出了一系列能直接影响选民生活的政策，比如减税和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受到制造业衰退影响的地区，他的经济承诺显得尤其吸引人。而哈里斯未能提出同样有力的经济计划，导致她在经济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胜利还在于他成功地把经济问题的责任推给拜登政府。他不断强调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并把这些归咎于拜登的政策失误。这种简单直接的说法让选民更容易理解，而哈里斯未能有效反驳这些指控，没能向选民展示拜登政府在经济上的长期规划和成就。

在哈里斯败选后，拜登团队对竞选过程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哈里斯在竞选中没能坚持对大企业的批评，失去了原本可以用来攻击特朗普的有力武器。同时，她在身份政治上的处理也没能有效应对特朗普的攻击，导致她在选民中的形象受到损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拜登政府的一些重大政策成就，例如《通胀削减法案》《芯片法案》和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虽然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打下了基础，但由于这些政策的效果需要时间显现，拜登未能在任期内从中受益。而现在，这些政策的红利很可能被特朗普政府收割，使得拜登的成就最终成为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拜登团队还认识到，他们在竞选策略上没能有效应对特朗普的攻击，尤其是在文化和经济议题上。哈里斯没能及时反驳特朗普的指控，没能有效与选民沟通，展示民主党的政策优势。同时，民主党在如何利用新媒体与选民建立联系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没能像特朗普那样利用社交平台直接与选民互动，导致在选民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综上所述，特朗普的胜选没有单一原因，但如果真如所言这是关乎美国未来的关键选举，民主党却未表现出相应的危机感。让拜登违背一届总统的承诺，并阻碍年轻、有号召力的领袖崛起，这在当时已是严重失误。即便是有才干的候选人，也很难弥补卡玛拉·哈里斯因参与这个“名存实亡”的竞选所遭受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