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1):我为何要与全世界打贸易战

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衡量关税占进口总额的百分比）很少低于20%。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和“新政”国会（the New Deal Congress）在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一个关税相对宽松的时期，但整个十年的税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较高水平。然而，二战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开始支持降低关税，将其作为防止另一场冲突的一种手段，认为贸易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贸易自由化不仅被视为经济政策的工具，而且也被视为实现永久和平的途径。随后发生的事件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出口美国帮助了日本和西德的重建，并让两国成长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从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的成立起，欧洲内部贸易壁垒的消除促进了战后的安全，并拉近了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距离，成为未来合作的样板。

但是，相互依赖并不总是导致和平。在美国，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没有阻止内战。一战发生前几年，全球贸易迅速增长；出口占全球GDP的比例在1913年达到近14%的峰值——这一纪录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打破。同样地，我们也很难反驳一些事实：德国在19世纪末崛起为主要出口国，让其有资本在20世纪上半叶为非作歹；日本对美国原材料的依赖促使其袭击珍珠港。

另一方面，围绕贸易展开的冲突并非总是破坏稳定，也并非一定对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构成威胁。上世纪60年代的“鸡肉关税战”（美国与法国和西德在家禽关税问题上发生冲突），以及上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冲击”（美国实际上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都让北约经受住了关税飙升的冲击。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曾在贸易问题上发生争执，但两国的双边安全同盟关系依然牢固。处理国际事务如同处理人际关系，需要因人制宜、因国制宜。

国家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外交目标，可能会在贸易上做出适当的让步——但人们应该记住，从长远来看，这种讨价还价可能损失惨重。例如，让印度在1948年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同时取消近三分之一的工业关税上限，对那些铁杆冷战分子来说意义重大——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将印度拉入美国阵营。然而，这一决定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因为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其在贸易问题上经常让美国如鲠在喉。多年来，这样的让步积沙成塔。

有时，从外交的角度看待贸易的倾向导致了极度的畏缩。最生动的例子是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均未能针对中国的市场和科技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再如，在本届政府上台之前，美国从未落实其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所达成的环境承诺的执行程序。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些工具打击了秘鲁的非法木材采伐和韩国的非法捕鱼。虽然美国不应该轻率地挥舞其经济杠杆之剑，但害怕贸易风浪晃动外交之船不能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特朗普政府已经证明，美国完全有可能在防止风险升级的同时，采取有针对性但主动的贸易行动。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尽管出现了一些“天要塌下来”的言论，但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开放的主要经济体。即使考虑到最近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以及拯救国内钢铁、铝和太阳能产业的努力，2019年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仅为2.85%(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商品的加权平均关税仅为1.3%)，这略高于奥巴马政府执政最后一年的1.5%，但相比之下仍低于欧盟的税率：欧盟对来自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征收3.0%的加权平均税率。

特朗普政府有的放矢的付出成果将交由历史评判，但实践证明，那些声称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20世纪30年代式的贸易战的人，不过是杞人忧天。

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经济学家的观点往往也能起到很大作用。对于经济学的信徒而言，贸易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市场效率（market efficiency）。他们认为，更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了生产和分销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这反过来又会使社会整体变得更好，但对于解释这样的政策如何影响从事生产和分销的人们则语焉不详。

经济学家没有考虑社会的需要，也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贸易政策，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先声称自由贸易应该占据主导地位，然后争辩说社会应该适应它。大多数人承认降低贸易壁垒会造成经济混乱，但很少有人建议应该调整贸易规则，以帮助社会更好地管理这些影响。在右派，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否认存在问题，因为廉价消费品带给大众的好处理应大于成本；在左派，进步人士提倡贸易调整援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和其他财富转移计划，以此作为消除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方式。

两种回答都不令人满意。那些痴迷于效率的人往往将就业简单地视为一种分配资源和确保生产的手段，却大大低估了一个人从有意义的工作中所获得的尊严。从19世纪的教皇利奥十三世到今天的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和奥伦·卡斯（Oren Cass)，一个致力于修正经济政策的保守观点的组织），各路评论家们都不厌其烦地论述工作在有序社会中的核心作用。做诚实的工作，拿体面的工资，从被他人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贡献中积累点点滴滴的自我价值。稳定、有报酬的工作能强化好习惯，抑制坏习惯。这使人类成为更好的配偶、父母、邻居和公民。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稳定、高薪的工作而导致的个人尊严的丧失，既不能通过增加低成本进口商品的消费，也不能通过福利救济的支票来弥补。

这一切并不是说市场效率应该无关紧要。但它不应该成为贸易政策的唯一因素，但也不能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当涉及到税收、医疗保健、环境监管和其他问题时，决策者通常会在效率和其他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在贸易方面也是如此。

然而，近年来，对效率的痴迷使得许多人忽视了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当精英们开始接受将自由贸易作为一种信仰时，企业发现他们可以把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而不会吸引太多负面的宣传。通用电气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曾在1981年至2001年期间告诉供应商，如果他们不将工作外包出去，他的公司将停止与他们做生意。“供应链迁移”成为管理咨询公司兜售的灵丹妙药。不幸的是——正如新冠疫情所揭示出的让人痛彻心扉的现实那样——许多卷入外包狂潮的公司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经济上的群体迷思也使政策制定者不再担心贸易逆差。近年来，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已与20国集团中的大多数经济体的规模不相上下。从理论上讲，如果美国能够在国内生产足够多的商品，以消除其对中国3450亿美元的商品逆差，就收入而言，相当于给美国经济增加了2.5个通用汽车公司。然而，在大多数政策圈子里，长久以来对贸易逆差的讨论仅限于为什么它应该无关紧要。

有这样一个比喻：“我和自己的理发师之间存在贸易逆差；由于我们双方都因此受益，贸易逆差是良性的。”许多人试图在这种比喻中寻求安慰，但其实这种类比是有缺陷的。与理发师有逆差是一回事，但如果我与理发师、屠夫、面包师、烛台制造商，以及其他与我交易的人之间都存在逆差，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外，长期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出售资产来融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可能会证明这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类推，如果我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贸易逆差为我所出售劳动力与雇主之间的顺差抵消，那么它就是良性的。但是，如果我为自己的房子申请第二笔抵押贷款来为消费提供资金，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而这就是美国在过去30年里所做的，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这些持续的逆差是由资本净流入来填补的——这意味着，为了维持进出口之间的差额，美国每年都必须向外国投资者出售美国资产。

学术理论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一个国家进口了可以在国内生产的商品，那么国内消费就是在雇用国外而不是国内的人。如果能解放工人，让他们去从事效率更高、报酬更高的工作，那么这种权衡或许是值得的。如果有关市场准入的互惠协议能够创造新的与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取代因进口产品价格更低而失去的就业岗位，这或许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持续的贸易逆差至少会导致政策制定者质疑这种权衡，并探究这种不平衡背后的原因。这种权衡应该随着赤字的规模而增加。特别是当贸易逆差是由于操纵汇率、缺乏市场准入方面的互惠性、不公平的劳工行为或补贴造成的时候，美国应该努力改变贸易规则。

未来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应基于对过去贸易政策的妥善评估之上。较低的关税壁垒和激增的自贸协定固然为企业发展、城市繁荣、中产阶级生活带来了诸多利好，但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在2000至2016年间，美国失去了近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家庭收入中位数停滞不前。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社会问题频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面临着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所称的“死于绝望（deaths of despair）”的流行病。他们发现，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年人中——这一群体在外包中首当其冲——死于肝硬化的人数在1999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50%，自杀人数增加了78%，药物和酒精过量增加了323%。从2014年到2017年，绝望致死人数的增加导致美国预期寿命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首次在三年内下降。

贸易并不是导致最近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或随之而来的社会困境的唯一原因。自动化、生产率提高、外汇操纵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将工作从高薪地区外包到低薪地区已经对美国铁锈地带和其他地方的社区带来了致命打击。

当然，社会进步的代价往往是经济动荡，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比较优势应该会鼓励工人转向生产率更高、报酬更高的工作。但近年来，这一理论所预期的现象并没有出现。与那些在早期经济变革时期失去工作的人相比，现代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的工人的选择通常更少、吸引力更低。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代表保护主义的《谷物法》（Corn Laws）的废除促使农业劳动力逃离农村，前往工业化的城市地区，填补空缺工厂的工作岗位。相比之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失业的美国工厂工人要么无处可去，要么从事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

一些人认为，成熟经济体应将着力点放在服务业、数字经济和研发方面，而不是试图扭转这些变化的趋势。这些部门为美国的比较优势做出了巨大贡献，服务业现已雇用了大量的美国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仍将继续。然而，与此同时，如果没有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美国经济将很难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

尽管科技行业有很多优点，但它并不能为工薪阶层提供较高的收入来源。在美国大约2.5亿的成年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并没有大学文凭。从历史上看，制造业工作一直是这一群体实现稳定、高薪就业的最佳途径。也许随着对教育注入大规模投资，先前的汽车工人们可以学会编程。但即便如此，可能也不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来雇用他们所有人。苹果、脸书（Facebook）、谷歌和奈飞（Netflix）总共雇佣了超过30万人——不到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在20世纪60年代雇佣的人数的一半。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服务部门近4000万个的工作岗位最终可能被外包至海外——这是美国目前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的三倍多。对此，许多全球化的支持者很快指出，许多在国外制造的产品都是由位于美国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设计的。但这些工作岗位也并非不受离岸外包的影响。中国正在大力投资教育，印度也不乏训练产生带来效益巨大的协同效应。今天的苹果公司产品背面写着“加州公司设计，中国组装”；明天，它很可能就会写成“在中国设计和组装”。

新冠肺炎还暴露出美国制造能力不足的其他问题。美国发现自己过度依赖国外制造的关键医疗设备、个人防护装备和药品。就连美国的强大盟友德国和韩国也阻止了其内部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因为他们本国的疫情防控都捉襟见肘。这场危机还表明，在一个过度扩张的供应链中，即使是一个小的环节出现问题，也可能带来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甚至在经济危机的海啸袭击美国经济之岸前，许多美国公司就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停摆带来的影响。现在，随着公司准备重新开放其在美国业务，许多公司仍然无法生产他们想要的产品，因为他们的海外供应商还没有获得重新开业的政府许可。

美国不应该为了应对当前的大流行而试图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但它应该坚定保持和发展其制造业基础的决心。仅靠贸易政策不能做到这一点。但贸易规则改革作为税收和监管政策的一部分，可以在鼓励企业对美国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