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黑幕揭秘：深层国家、阴谋论与2024美国大选的较量

导读

美国情报界，尤其是中情局（CIA），对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总统感到极大的焦虑。不仅因为特朗普顾问最近提出让极具争议的阴谋论者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担任对该机构的“监督”角色，特朗普还誓言要摧毁他及其支持者所谓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这一群体据称由一批未经过选举的官员组成，主要来自情报部门，他们试图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宫，从而违背了人民的民主意愿。

然而，“深层国家”这一理论并不新鲜。它部分源自水门事件时期，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助手们声称他是中情局陷害的受害者。尼克松的忠实支持者兼政治挑衅者罗杰·斯通（Roger Stone）帮助将“深层国家”阴谋论带入21世纪。斯通最近在推文和视频中甚至将2023年7月对特朗普的未遂暗杀与水门事件联系起来。

当然，中情局并非第一次成为阴谋论的核心对象。其他指控包括：这个主要负责海外情报的机构，违反禁令对美国国内事务进行秘密行动，针对反越战运动进行监控，甚至暗杀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更甚者，有人指控中情局进行“精神控制”实验，导致多起在美国本土的谋杀，包括罗伯特·肯尼迪（RFK Jr.）父亲的遇害事件以及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家族”的杀人案件。1980年代，有人还指责中情局通过毒品走私打击美国内城的黑人社区。

但所有这些阴谋论之母，仍然是1963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事件。多年来，关于此案的嫌疑人众说纷纭，但中情局始终名列前茅。一些说法强调，肯尼迪拒绝为中情局1961年对古巴猪湾入侵行动提供军事支持，可能成为其被暗杀的动机。另一些则指出，他有意从越南撤军，削弱军事情报复合体的权力。这些仅是最常见的两种理论，其他理论层出不穷。

为什么关于中情局的阴谋论如此之多且持续不断？

原因之一是美国一直对阴谋论情有独钟，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称，这是“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早期，美国人认为外来群体在破坏共和国，如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人或共产主义者。然而，二战后，随着现代国家安全体系的建立——例如1947年成立的中情局——阴谋论的焦点开始转向政府内部的隐秘部门。

这种本土冲动也受到了外部影响的推动。1960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可能在欧洲媒体上散布了有关肯尼迪遇刺的假消息，这些消息随后传回美国。和平抗议者本已对所谓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宣称的中情局阴谋说深信不疑，因此这些虚假信息很容易被接受。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海外干预的“回旋镖效应”也促成了国内的阴谋论风潮。近年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俄罗斯特工还通过网络传播了“深层国家”理论。

中情局本身也难辞其咎。首先，该机构一贯倾向于对其记录过度保密，且不愿遵守信息自由法，这助长了美国民众的想象，认为其隐藏着比实际更多的秘密。甚至1974年关于“殉道者埃比尼泽·斯克鲁奇集团”（Group of the Martyr Ebenezer Scrooge）计划破坏“北极政府的信使航班”的内部玩笑报告，也被标记为机密，直到1999年才解密。

其次，中情局确实在美国境内从事过不道德和非法活动。20世纪50年代，在代号为MKULTRA的行动中，中情局资助了使用迷幻药物和创伤性行为技术进行审讯方法研究，受试者常常毫不知情。在其中一项实验中，中情局在纽约和旧金山设立安全屋，观察妓女在客户的饮料中加入LSD后的反应。

在60和70年代，中情局根据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尼克松的指示，对美国国内的和平抗议者和黑人活动家进行了监视，执行代号为MHCHAOS的项目，怀疑反战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的干涉。1980年代，中情局与反共的毒贩合作，这些毒贩不仅为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反抗军提供资金，还在洛杉矶等美国城市贩卖可卡因。

当记者或内部举报人试图揭露这些活动时，亲中情局的媒体将他们描绘成外国代理人或“病态的”阴谋论者。1980年代，保守派《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诋毁了对反抗军事件的调查。《华盛顿邮报》甚至联合其他几家主流报纸抨击了揭露中情局与毒品走私者关系的旧金山湾区记者加里·韦伯（Gary Webb）。

这些行为——过度保密和行动失范——在肯尼迪时代尤为明显。讽刺的是，在肯尼迪政府的指示下，中情局在1960年代初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卡斯特罗的鲁莽行动，不仅涉及古巴人，还包括美国黑手党。约翰逊政府任命的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在调查肯尼迪遇刺案时忽视了这些行动及其与暗杀的潜在关联，导致最终报告中出现漏洞，促使怀疑者形成自己的阴谋论。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阴谋论是正确的。尽管数千名肯尼迪研究者作出了巨大努力，但从未有任何确凿证据将中情局与肯尼迪的遇刺事件联系起来。其他理论，如中情局与列侬遇刺或曼森家族谋杀案的关联，几乎永远不会被证实，因为其真实性几乎为零。

中情局并未对这些指控坐视不理。1960年代，该机构曾在幕后努力打击对沃伦委员会结论的质疑，后者认为肯尼迪之死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单独实施的。1974年“家庭珠宝”泄密事件及随后的国会高调调查后，中情局发起了一场由退役情报官员大卫·阿特利·菲利普斯（David Atlee Phillips）领导的公关行动，以修复其形象。自1990年代以来，中情局定期与好莱坞合作，协助制作展现其正面形象的作品，如2012年描绘追捕奥萨马·本·拉登的电影《刺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2022年，中情局甚至推出了一档名为《兰利档案》（The Langley Files）的播客，描绘其总部是一个充满职业精神、多样性和注重心理健康的地方。其中一期节目甚至采访了该机构的首席身心健康官。

然而，尚不清楚这些公关活动是否真的有助于改善中情局的形象。《兰利档案》吸引了保守派的批评，指责其“觉醒主义”（wokeness）；《刺杀本·拉登》制作过程中中情局的参与曝光，反而加剧了对其在反恐行动中使用“强化审讯技术”的负面宣传，如水刑。菲利普斯在1970年代后期的高调公关活动，甚至使他成为肯尼迪遇刺阴谋论的主要嫌疑人，他私下将自己的经历比作弗朗茨·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所遭受的折磨。

只要中情局（CIA）继续进行涉及美国国内的秘密行动，并将其活动隐藏在层层官方机密之下，美国公众就会怀疑最糟糕的情况。

展望未来，中情局必须更加努力遵守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s）关于解密的规定。除了有助于消除阴谋论滋生的强制性公众无知状态外，这样的举措还将改善与其他政府机构的信息共享，并减少因不满情绪而导致员工泄露数据的动机。

同时，中情局必须避免参与那些引发阴谋论的可疑秘密行动，回归其最初的使命：情报分析。类似冷战时期，“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助长了秘密行动领域的任务扩展，历届总统都利用中情局的秘密力量来拘留、审讯并击杀恐怖分子。随着这一冲突逐渐结束，有迹象表明该机构确实在重新聚焦。比如，2021年，中情局成立了两个新的任务中心，一个专注于中国，另一个专注于新兴技术、气候和全球健康。此外，该机构对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准确预测，由拜登政府战略性解密，提升了公众对其情报能力的信任。

然而，这些措施是否足以遏制“深层国家”式阴谋论的进一步蔓延，仍未可知。在一个历史上对秘密力量充满怀疑的社会中，消除对中情局（及其他17个情报机构）的猜忌或许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必须作出努力。在特朗普时代，中情局的存续可能就取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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