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新外交赌局：团结分歧还是制造分裂？
评论导读
本文探讨了在2024年国际局势愈发动荡的大背景下，美国如何通过妥协形成全新的外交战略共识。文章提出，两党政治分歧不应阻碍美国构建面向未来的外交政策。为了回应美国选民对经济和移民问题的关注，特朗普政府有必要将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种“妥协外交”不仅涉及对欧洲、中东和非洲持续冲突的回应，还要为亚太地区可能的冲突进行有效的威慑。
文章以批判的角度阐述了未来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挑战和机遇。首先，文章提出在当今“全球安全环境的剧变”下，特朗普应通过其个人魅力和高层外交参与，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处理持续的国际冲突，而非单纯依靠孤立主义政策。这一观点引发了关于特朗普是否能够真正超越以往单边行动的质疑。同时，文章建议美国应保留对乌克兰及北约的支持，这一立场与特朗普此前对多边联盟的批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新的外交平衡点。
其次，文章讨论了如何通过经济政策弥合国内政治分歧，并结合对外贸易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特朗普可以利用其过往谈判贸易协议的经验，推动经济政策的务实转变，但这需要避免其竞选言论中的极端政策——如大规模驱逐移民。作者提出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并重”的外交策略，虽然看似务实，但如何在国内外利益中寻找到最佳平衡，仍是对未来政府的巨大挑战。
最后，文章从军事现代化和国防支出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在高债务、老龄化人口、自然灾害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如何实现军事现代化的艰难选择。作者主张通过公私合作，加速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的应用，同时减少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僚浪费。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如何避免官僚体系的反弹，以及如何确保技术的有效利用，仍充满不确定性。
总体来看，文章试图从两党妥协和回应选民关切的角度，为特朗普下届政府勾画一幅“务实外交”的蓝图。但在批判性阅读下，这种蓝图是否真的能够超越党派纷争、实现外交上的一致性，仍存疑问。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分崩离析”的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能否保持连贯性与有效性，是未来四年内最大的挑战之一。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妥协方向，但其背后的复杂性和潜在的矛盾也提醒我们，这一方向绝非坦途。
美国各党派应搁置分歧，共同制定未来四年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蓝图。民主党人可以与共和党人妥协，达成新共识，回应特朗普选民对经济政策和移民的关切。与此同时，共和党人也应关注哈里斯（Harris）选民关心的问题，即维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持续冲突，并阻止亚太地区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冲突。这种妥协首先要将那些支持特朗普当选的选民的担忧置于核心位置，评估它们与2024年全球安全环境的大趋势之间的关系。
首先，2024年的安全环境与2016年或2020年已有不同。欧洲、中东和非洲正陷入重大战争，全球和地区秩序正逐步崩溃，增加了爆发失控冲突的风险。此外，战争加剧了美国民众关心的移民和通胀问题。因此，下一届政府可以关注经济政策和移民问题——如特朗普竞选时承诺的那样，并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实现，但它也不能回避当前正在发生的冲突的现实。
这也带来了第一个妥协点。特朗普总统可以扮演精明谈判者的角色，通过个人的高层次互动来处理持续的冲突，但这必须以美国不会放弃乌克兰（或北约）为前提，并与广泛的伙伴合作，解决其他地区冲突，正如他在《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中所做的那样。
其次，若外交政策要反映选民意愿并由民选官员引导，那么特朗普政府将需要一项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并重的战略。美国或许无法回到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倡导的自由贸易与中立原则，也无法回到塔夫脱时期的关税政策，但它可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关系，让全球那些因全球化和自动化而被边缘化的选民受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首要步骤是倾听那些因毒品危机而健康水平下降的社区的声音，并关注经济福祉与稳定就业之间的关系。如今，过多的美国人依靠信用卡债务和零工经济谋生，这与企业利润和股市收益的纪录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要“以家庭为先”却让家庭成员无暇共进晚餐，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意味着总统可以重新审视参议院关于边境安全的两党努力，而不是采用更为极端的大规模驱逐提案，这种提案几乎必然会引发经济震荡。
这带来了第二个妥协点：特朗普总统可以通过税制来促进美国贸易利益以及关键的21世纪产业发展，这也是他的前任通过《芯片法案》和“重建更好未来框架”（Build Back Better Framework）所做的努力，但应该避免竞选中提到的极端做法。特朗普在《美墨加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中展示了谈判贸易协定的能力。他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经济政策解决美国国内问题，并加强与民主国家的联系。例如，新贸易和投资协议可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并作为在亚太地区建立深入联系的工具。事实上，以经济为重心的战略也可以为从实力地位与中共高层接触架起桥梁。
第三，战争性质和全球权力平衡正发生变化，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更多地缘政治风险。首先，精确打击的成本持续下降，使得即便是贫穷国家和反叛组织也能够对海上航运和海外基地构成威胁。网络空间也是如此，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经济困境国家仍负担得起强大的网络能力。
此外，高债务水平和人口老龄化将限制美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的能力。这一权衡将在面对不断上升的自然灾害成本时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将不得不在增加债务负担后代、现代化军队或支付飓风、火灾和洪灾救助之间作出痛苦抉择。美国不能忽视世界局势的动荡，特别是在这些动荡导致更多移民潮和通胀加剧美国国内政治分裂之际。同时，无论是谁执掌华盛顿，都不能忽视经济现实。
因此，特朗普政府将需要找到一种现代化军事力量的方式，既要关注成本节约，又要减少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对于民主党来说，这是继续建设一个能够提供综合威慑的军队的机会；对于共和党来说，这是兑现改革政府的承诺的机会。
妥协反过来也可以激发新的防御理念。特朗普竞选团队削减政府浪费和寻求效率的直觉并非没有道理。几十年来，两党和大多数无党派分析人士一直批评国家安全机构的设计。这个复杂的机构网络经常以跨机构协调为名，扼杀及时决策。为何不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的进步来促进战略分析呢？生产力的提高不必局限于私营部门，探索改革也不意味着解雇所有公务员。
这带来了第三个妥协点：特朗普的团队——几乎可以肯定将包括一批科技巨头和企业家——可以加速在国防部推广AI/ML和无人系统，同时启动严格的改革国家安全体系的过程，而不是摧毁它。这个体系可以是本质上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既投资于美国工业，又发展出一个21世纪的民主武器库，既能提供美国就业机会，又能支持前沿民主国家。无人系统可以替代不断上涨的军队人力成本，并为支持美国及其海外伙伴提供更灵活的选择。
尽管目前美国选民在政治上分裂情绪复杂，但有一条基于共识的外交政策路径，可以回应公众的关注。最大的风险在于无所作为，让党派争论（往往被外国势力推波助澜）进一步分裂国家。派系纷争是民主的终结，共同愿景与妥协可以为解决21世纪棘手的集体行动问题奠定基础。
来源：https://www.csis.org/analysis/toward-foreign-policy-compromise-next-trump-administration
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与本平台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号：shangdaozhan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