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大西洋月刊》特邀撰稿人大卫•布鲁克斯在《如何毁掉美国的常春藤联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和启发性的命题——美国精英教育体系非但没有实现梦想中的社会流动性，反而成为了新的封闭阶层的策源地。从昔日由家族血统决定的特权，到今天所谓凭借智力测试与学术成绩构筑的“智力精英”，常春藤联盟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推动的改革，反而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社会阶级固化。在这篇文章中，布鲁克斯深刻批判了美国的“精英化”误区，认为这一制度虽然声称以智力和成就来识别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无非是另一个圈定社会优越地位的机制，让财富和机会在精英家族内部循环而不再外溢。曾经以公平和流动性为理想的美国梦，正在被一种新的等级制度所蚕食，而这种等级制度的核心载体，正是那些号称按才识选拔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
布鲁克斯分析了常春藤等顶尖高校通过标准化考试、“传世”式入学优势及精英俱乐部等手段，重塑了整个美国社会的上升路径和地位符号。他特别指出，所谓“择优录取”的标准实则存在明显的偏见和偏差：高智商是否等于高贡献度？学术成就是否等同于个人社会价值？精英教育体系中这种狭隘的定义，不仅无助于培养真正的领导者，反而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学历即身份”的恶性循环。而对那些未能进入这种体系的群体来说，他们不仅丧失了经济和社会上的上升空间，甚至失去了社会尊严。布鲁克斯的批判发人深省，也为我们反思当前的教育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与此同时，布鲁克斯并非全盘否定精英体系。他呼吁人们重新定义“精英”标准，应该更多地考虑人的韧性、好奇心、合作精神及社会责任感，而非单一地强调智商或学术成绩。他提议的“人性化精英”概念，是对当前社会撕裂和信任危机的一种回应，也为重新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和社会流动性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本文是美国精英教育的反思之作，值得认真品味。
常春藤联盟如何摧毁美国
每个有凝聚力的社会都有一种社会理想——一种关于优秀人物的形象。在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优秀人物”是“教养良好的绅士”。这种人出身于那些主导纽约第五大道、费城郊外主线地区和波士顿灯塔山精英社交圈的老派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家族之一。他们通常在Groton或Choate这样的预科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在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成年。在那个时代，进入哈佛并不需要你特别聪明或努力，但如果你“适合社交”——相貌英俊、运动能力强、举止优雅、不经意地显得高贵、信仰圣公会并且是白人——会非常有帮助。如果你的父亲也曾在哈佛就读，这种帮助会更大。
一旦进入校园，学习就不被看重。那些关注学术的人——所谓的“书呆子”——在社交圈中被孤立。但学生们会激烈地竞争加入精英社交俱乐部：普林斯顿的“Ivy Club”、耶鲁的“Skull and Bones”、哈佛的“Porcellian Club”。这些俱乐部为少数幸运儿提供了通往白鞋律所（White-shoe firm）、顶级银行、国务院，甚至白宫的人脉和联系。（从1901年到1921年，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曾就读于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那些遵循这一社会理想生活的人并不重视学术成就，而是看重优雅的礼仪、谨慎的判断以及天生的领导力。这是一个“社会特权”的时代。
然后，一小群大学管理者决定彻底打破这一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1933年至1953年担任哈佛校长的詹姆斯·康纳特（James Conant）。康纳特环顾四周，得出结论：美国民主正被“财富世袭的贵族”（hereditary aristocracy of wealth）削弱。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转变为“工业封建主义（industrial feudalism）”，少数超级富豪家族拥有过多的企业权力。康纳特认为，如果美国继续由这些紧密联系的五月花后裔家族领导，就无法应对20世纪的挑战。
于是，康纳特和其他人试图摒弃基于血统和出身的招生标准，取而代之以智力为核心的标准。他的系统基于这样的理念：人类的最高品质是智力，而智力通过学术成就得以体现。
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招生标准，他希望实现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自然才能贵族”梦想，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最聪明的人才。康纳特希望创造一个更加注重社会流动性、减少阶级冲突的国家。他的任期正值20世纪中叶，当时人们对社会工程和中央计划抱有极大的信心——比如用科学手段运行苏联经济，建设像巴西利亚这样的新城市，或者规划一套效率最大化的公路系统，即便这可能切断格林威治村的交通。
当哈佛等大学改变了对能力的定义时，社会的大部分也随之调整。这种转变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为了构建一个最大化人才的社会，康纳特和他的同行遵循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假设：智力是人类最高的特质，可以通过标准化测试和15到18岁时的学术表现来衡量。大学应该作为社会的主要筛选系统，将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区分开。智力在整个社会中是随机分布的，因此通过智力筛选会产生一个广泛基础的领导阶层。智力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富裕家庭无法通过金钱让孩子获得更高的成绩。正如康纳特所言：“我认为，高等教育至少有一半是关于选择、分类和筛选学生。”通过重新定义大学入学标准，康纳特希望引发一场社会和文化革命。“教养良好的绅士”时代正在消逝，“认知精英”时代已经到来。
起初，康纳特的记录并未与他的言辞相符。他无法得罪那些为哈佛提供捐赠的富裕家族。1951年，也就是他担任校长18年后，哈佛仍然接受了94%的校友子女申请。当那些成绩和考试分数很高的犹太学生开始大量涌入时，哈佛限制了来自新泽西和纽约部分地区的申请人数，因为这些地区的犹太学生较多。
但最终，康纳特的愿景得以实现，并帮助全面重塑了美国生活。如果你掌控了社会流动的关键点，那么你就掌控了国家的文化。如果你改变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大学的招生标准，你就能改变国家的社会理想。
当哈佛等大学改变了对能力的定义时，社会的许多部分迅速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这种变化的效果犹如一个强力磁铁被打开，文化广泛领域的无数细丝突然朝着同一个方向排列。
身份象征发生了变化。1967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注意到，新兴社会秩序中的领导者来自“知识机构the intellectual institutions”。他预见，“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将根植于知识和科学界。”
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父母努力培养出能够进入名校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育儿方式。工薪阶层的父母仍然实行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称的“自然成长”式育儿，允许孩子自由玩耍和探索。而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则实行“精心培养”式育儿，将孩子从一个受监督的技能培训活动送到另一个，旨在提升简历。这证明，如果让父母参与一场激烈的地位竞争，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培养成成功的化身。
中小学教育也随之改变。为学生安排的休息时间、艺术课程和手工课有所减少，部分原因是学生需要更多时间参加标准化考试和高级课程。今天，即便是中学生也已经被彻底评估过，知道成年人是否认为他们聪明。那些考试表现好的学生被引导进入精英的压力锅体系，而考试表现差的学生则在大约9岁或10岁时就意识到社会并不重视他们。（这种情况常常导致他们逐渐退出学校和社会。）到11年级时，那些高智商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大学招生游戏中浸淫多年，就像18世纪的贵族评估哪家家族血统更高贵一样，他们能够对哪些大学更有声望做出各种微妙的区分：普林斯顿比康奈尔更好，威廉姆斯比科尔比更好。大学意识到，他们拒绝的申请者越多，他们的声望就越高。一些“拒绝学院”甚至开展营销活动以吸引更多申请者，然后炫耀他们拒绝了96%的申请者。
美国的机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大学学位，尤其是名校学位，获得好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我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时，新闻编辑部里还有年长的工薪阶层记者。而今天，新闻业几乎完全成为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校毕业生的领域。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撰稿人中，有超过50%毕业于全美排名前34的精英大学或学院。一项更广泛的研究（今年发表在《自然》上）研究了各行各业的高成就者——律师、艺术家、科学家、商业和政治领袖——发现了同样的现象：54%的高成就者毕业于同样的34所精英院校。如今，整个中上阶层的就业市场看起来就像一个烛台：“那些设法挤过少数精英大学狭窄瓶颈的人，”作家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写道，“可以分支扩展到几乎所有职业的领导岗位。”
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Lauren Rivera）研究了金融、咨询和法律等精英行业如何选择员工，发现招聘人员对大学声望的痴迷程度令人惊讶。他们通常只集中从三到五所“核心”大学进行招聘——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然后，他们会选择五到十五所附加学校——比如阿默斯特、波莫纳和伯克利——从这些学校更被动地接受申请。至于其他学校的简历，几乎不会被阅读。
“一流的人进一流学校”，这是一位律师向里维拉解释她所在公司招聘原则时的总结。这句话概括了一切：康纳特关于大学作为社会和经济隔离引擎的梦想已经实现。
康纳特的改革本该让美国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旧的WASP贵族阶级已经被推翻，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正在建立。这场革命的某些成果的确令人赞叹。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的领导阶层变得更聪明、更多元化。像希拉里·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杰米·戴蒙、凯坦吉·布朗·杰克逊、林-曼努埃尔·米兰达、皮特·布蒂吉格、朱利安·卡斯特罗、桑达尔·皮查伊、杰夫·贝佐斯和英德拉·努伊这样的典型成就者，都通过这些名校走上了美国生活的重要岗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比例增加了，针对女性、黑人和LGBTQ群体的偏见减少了。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测量了1960年至2010年美国人均经济增长，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美国繁荣的40%可以归因于对人才的更好识别和分配。
然而，我们是否真正培养出了更好的领导阶层，或者建立了更健康的社会与精英关系，这一点并不明显。几代天才得到了历史上最优厚的教育，然后决定将他们的才华用于金融和咨询领域。例如，普林斯顿的非正式校训是“为国家服务，为人类服务”，但每年约有五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通过进入银行业、咨询业或其他高薪金融工作来“服务人类”。
我们是否能够说，政府、公民生活、媒体或高金融行业比20世纪中叶表现得更好？我们可以嘲笑那些来自Groton和Choate的自鸣得意的WASP贵族——以及他们那个时代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的过时观念——但他们的领导催生了进步运动、新政、二战胜利、马歇尔计划、北约以及战后“美式和平”。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精英主义者（meritocracy）接手后，我们得到了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伊拉克的无谓屠杀、2008年金融危机、社交媒体的有毒崛起以及当前的政治功能失调。
如今，59%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在衰退，69%的人认为“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关心勤劳的人”，63%的人认为专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66%的人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国家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手中夺回来”。简言之，在当前精英阶层的领导下，对制度的信任已经下降到这样一个地步：自2016年以来，有三次大规模选民通过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向精英阶层竖起了中指。
美国精英主义的“六宗罪”
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精英大学读书或教书。这些确实是充满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的机构。但它们依然被康纳特和他的同行在1950年以前建立的体系束缚住。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这个庞大的筛选系统中。父母无法单方面放弃竞争，否则他们的孩子就会被邻居的虎妈的孩子超越。老师无法教他们热爱的东西，因为系统是围绕标准化考试设计的。学生无法专注于他们热爱的学术科目，因为GPA之神要求他们取得全A成绩。即便是兴趣广泛、全面发展的孩子也可能遭受挫败，因为招生官更青睐那些培养出某种高度独特技能或身份的“尖峰”（spiky）孩子。所有这一切都与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的童年背道而驰。
大多数精英大学的招生官员确实希望将每个候选人视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也确实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多样性和强大学习氛围的校园。但他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被困在一个按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大学排名等系统要求运行的机制中。（在一项调查中，87%的招生官和高中大学顾问表示，美国新闻排名迫使学校采取对其教育使命“适得其反”的措施。）
换句话说，我们都被困在一个建立于70到80年前的意识形态假设基础上的系统中，而这些假设如今看来似乎站不住脚，甚至显然是错误的。精英主义的六大致命罪恶已经变得相当明显。
1. 这个体系高估了智力的价值
康纳特的筛选机制主要基于智力，这种特质可以通过智商测试或其他标准化指标来衡量。在康纳特开创的社会体系下，正如历史学家内森尼尔·康福特（Nathaniel Comfort）所说：“智商（IQ）不再是衡量你做了什么，而是衡量你是谁——是对一个人内在价值的分数。”今天的精英学校招生官可能希望以“全面了解学生”为目标，但如果你的成绩和标准化考试（如SAT或ACT）的分数不够高，连那篇精心撰写的优美申请文章都没人会看。
智力确实重要。社会科学家对大规模人群的研究表明，高智商与学术成绩更好以及成年后收入更高呈正相关。范德堡大学的“数学天才少年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发现，12或13岁时SAT分数较高的学生，其博士学位获得率和专利数量都较高。许多曾取消标准化测试作为申请条件的精英大学，如今正在重新强制要求这些测试，正是因为分数确实为招生官提供了有关学生学术能力和未来成就的可靠衡量指标。
但智力的重要性并没有康纳特和他的同僚想象得那么高。两个智商完全相同的人，其人生结果可能有很大差异。如果单纯依靠智力作为能力的核心指标，你将错过一个人70%的其他重要信息。这也会使你所处的社会失去一些人性。
从192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及其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追踪了约1500名高智商儿童一生的表现。这些研究对象被称为“特曼小组”（The Termites）。他们在学校中表现出色，共获得97个博士学位、55个医学学位和92个法学学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中并未出现任何超凡的天才人物。这些聪明的年轻人成为了医生、律师和教授等完全体面的职业人士，但没有人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没有世界级的创新者或诺贝尔奖得主。科学记者乔尔·舒尔金（Joel Shurkin）在研究特曼研究后得出结论：“无论智商测试测量的是什么，它并不能衡量创造力。”
类似地，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范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677名13岁时SAT分数进入前1%的学生。他们估计，到50岁时，这些学生中约12%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卓越成就”。这确实是一个显著的比例，但这也意味着88%的人并未达到卓越成就。（研究人员将卓越成就定义为在某一领域达到顶峰——例如成为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终身教授、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知名法官、获奖作家等。）
总的来说，如果你给一个人13岁或18岁时做一次标准化测试，你会学到一些关于他们的重要信息，但这并不能确切地预测他们是否会在生活中繁荣发展，也无法判断他们是否会对社会的更大福祉作出有益贡献。智力与效能并不相同。认知心理学家基思·E·斯塔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创造了“非理性失调症”（dysrationalia）一词，部分用来描述聪明人做出愚蠢或非理性决定的现象。聪明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愿意尝试不同观点，或能够坦然面对不确定性，也不意味着他们能识别自己的错误。实际上，高智商者可能真正优于他人的地方之一是，他们更善于说服自己相信错误的观点是真实的。
2. 学校的成功并不等同于人生的成功
康纳特模式下的大学管理者假定，那些能在学校获得高分的人，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也会持续表现出色。
然而，学校和生活并不相同。在学校中，成功是通过完成成年人设定的任务来实现的；而在生活中，成功可能意味着开辟自己的道路。在学校里，成功更多是个人的：如何让我脱颖而出？而在生活中，大多数成功是团队导向的：我们如何共同努力？分数能够揭示谁更坚持、自律和服从规则，但它并不能揭示情商、人际关系能力、激情、领导力、创造力或勇气。
简而言之，精英主义体系建立在一系列逻辑谬误之上。我们在一种环境中按能力对人进行训练和分类，然后将他们送入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写道：“证据很清楚，学术上的卓越并不是职业卓越的强有力预测因素。跨行业的研究表明，毕业后第一年的成绩与工作表现的相关性很弱，而几年内几乎没有相关性。”
正因为如此，谷歌等公司不再看重求职者的平均绩点（GPA）。录取了那些高中阶段GPA很高的学生的高排名大学，其毕业生在工作后并不比其他学校的学生表现得更有效率。在一项针对2.8万名年轻学生的研究中，那些就读于排名较高大学的学生在咨询项目中的表现仅比排名较低大学的学生稍好。格兰特指出，例如，耶鲁的学生在工作质量上可能仅比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学生高1.9%的水平。但耶鲁学生更可能表现出不够友好的态度：研究发现，来自高排名大学的学生尽管在名义上表现稍微更有效，但他们更可能“忽视人际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不够友好”、“更容易产生冲突”，且“不太认同自己的团队”。
此外，无论好坏，我们都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AI）时代。AI已经能够很好地从讲座中总结信息，也已经擅长标准化测试，甚至能撰写出可以在哈佛获得A的论文。如果你只招聘那些擅长这些事情的学生，你可能在招聘一批即将被淘汰的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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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个游戏被操控了
精英主义本应根据天生的能力对人进行分类，但实际上，它是根据父母的财富对人进行筛选。随着精英主义的发展，富裕的父母为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学录取竞争中胜出，投入了大量资金。富裕父母与中产阶级父母在教育花费上的差距——我们称之为“财富盈余”——巨大。根据耶鲁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的说法，如果典型的前1%收入家庭将这些盈余——所有用于私立学校学费、课外活动、SAT备考课程、私人导师等的额外开支——投资到市场中，这些投资作为传统遗产将价值1000万美元以上。但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名校学历具有地位价值，这些富裕家庭相信，通过将这些钱用于教育，他们能更好地将精英地位传递给子女。
这个体系是被操控的：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的学生进入常春藤盟校等顶级学校的可能性是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家庭学生的77倍。许多精英学校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超过了来自收入排名后60%的家庭的学生人数。
在整个教育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富裕家庭的孩子都占据优势。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的3岁儿童上学前班的可能性是收入低于6万美元家庭儿童的两倍。到八年级时，富裕家庭的孩子的学业表现比贫困家庭的孩子高出四个年级，这一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扩大了40%到50%。根据今年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数据，到申请大学时，收入超过11.8万美元的家庭的孩子SAT分数比收入在7.2万至9万美元之间的家庭的孩子高出171分，比收入低于5.6万美元的家庭的孩子高出265分。正如马科维茨所指出的那样，在种族隔离制度末期的最后阶段，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学术差距比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学术差距更大。
康纳特试图建立一个让大学不只是富人子女的世界。但今天的精英学校主要仍是富人子女的天地。1985年，根据作家威廉·德雷西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的说法，美国最具选择性的
250所大学中，有46%的学生来自收入分布前25%的家庭。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5%。到2006年（基于一个稍小的样本），这一比例达到67%。哈佛经济学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等人的研究发现了更令人震惊的结果：2017年的一篇论文指出，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的学生进入常春藤盟校等顶级学校的可能性是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家庭学生的77倍。许多精英学校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超过了来自收入排名后60%的家庭的学生人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是重新建立了基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旧等级制度——只不过新的精英更加傲慢，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通过努力和才华而非出生获得的。这种“应得感”使得他们对自己获得的果实更有权利意识，同时更少感受到“贵族义务”的召唤。
那些早期的管理者梦想着，按照他们定义的“才华”应该在整个社会中随机分布。但才华很少是完全天生的。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约瑟夫·菲什金（Joseph Fishkin）所观察到的：“才华甚至努力都无法与出生环境分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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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英主义创造了美国的种姓制度
几十年的认知隔离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
一个高中毕业生一生的平均收入比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少约100万美元。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比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平均寿命短约八年。35%的高中毕业生肥胖，而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为27%。高中毕业生结婚的可能性低得多，只有高中学历的女性结婚后10年内离婚的可能性是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的两倍。高中及以下学历女性的非婚生育率接近60%，是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女性的约五倍。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因阿片类药物死亡的概率大约是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的10倍。
最大的差距可能是社会性的。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近四分之一的高中学历或以下的人表示，他们没有亲密的朋友，而只有10%的大学学位或以上的人表示如此。教育程度不超过高中的人花在公共场所、兴趣小组和体育联盟上的时间更少。他们不太可能在家中接待朋友和家人。
精英高等教育的优势在几代人之间复利增长。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相互结婚，将他们的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随后进入名校并与相似的人结婚。正如所有种姓社会一样，这种隔离对分离者有利。而正如所有种姓社会一样，这种不平等不仅涉及财富的不平等，还涉及地位和尊重的不平等。
整个精英主义体系本质上是一个隔离体系。把你的家庭隔离到一个优秀的学区。如果你是俄亥俄州的优秀毕业生，不要去俄亥俄州立大学，而要去那些所有聪明的富人孩子都在的沿海精英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按教育的隔离往往与按种族的隔离重叠并加剧这种隔离。在平权法案终结后，这一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黑人占美国人口的约14%，但根据普林斯顿自我报告的数据，他们仅占普林斯顿当前新生人数的9%，而根据联邦报告指南，他们在阿默斯特学院仅占3%，在塔夫茨大学仅占4.7%。普林斯顿拒绝透露按照联邦报告指南其数据会是什么样子。在最高法院终结平权法案的一年后，麻省理工学院表示，其新生班中的黑人学生比例从15%下降到5%。
在过去的50年里，认知精英一直在逐渐脱离与其他美国社会的接触。正如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塞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指出的，自1974年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一直在离开像麋鹿俱乐部（Elks Lodge）和扶轮社（Kiwanis Club）这样的组织，在这些地方他们可能与非教育阶层的人接触，而是加入了像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这样的团体，这些团体主要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高学历人群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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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英主义损害了美国精英的心理
精英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奖励体系。其守门人——教育者、公司招聘人员和职场管理者——对年轻人施加了一系列的评估和障碍。学生被训练成优秀的“跨栏选手”。我们根据他们每天的表现给予他们赞扬或批评。童年和青春期因此被困在一个复杂的“有条件的爱”体系中。学生学会了情感上的过山车——某一天因跨越一道障碍而自我祝贺，第二天因失败而士气低落。这导致了存在上的脆弱性：如果你无法按别人的标准持续成功，你的自我价值就会崩塌。
一些年轻人因压力而不堪重负，选择退出。而另一些人则学会了成为精明的“游戏玩家”，只对获得好成绩所必需的事情感兴趣。在这种筛选体系中成长的人往往变得规避风险，害怕任何一次失败会让他们退出竞争。
这个游戏的核心假设是，人生满足的本质是职业上的成功。这个体系已经变得过于工具化——“这如何帮助我成功？”——以至于更深层次的关于意义或目的的问题被排除在外，比如：我如何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我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如何塑造良好的品格？
6. 精英主义引发了撕裂社会的民粹主义反弹
教师对被认为聪明的学生表现得与对其他学生不同。多年的研究表明，他们更常对这些孩子微笑、点头，给他们更多反馈，允许他们更多时间提问。而那些从小学起就被视为聪明的学生，可能会进入每年在每位学生身上花费高达35万美元的私立大学。与此同时，许多“资质较差”的学生则很快意识到，教师并不以同样的方式看重他们，他们最终可能进入仅为每位学生每年花费1.7万美元的社区大学。在成年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会从事不同的职业，生活在不同的社区，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
许多在精英主义竞争中失败的人对整个体系以及它推崇的人产生了鄙视。这种情绪重塑了国家政治。今天，最显著的政治分歧沿着教育水平划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1960年，约翰·肯尼迪以2:1的劣势失去了白人大学受过教育者的选票，而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入主白宫。2020年，乔·拜登以2:1的劣势失去了白人工人阶级选票，而依靠大学受过教育者入主白宫。
在信息时代经济将财富和权力倾注于受教育的城市精英之处，民粹主义领导者迅速崛起，号召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支持他们：不仅仅是在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还有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这些领导人深谙工人阶级对拥有华丽学位的专业阶层（“什么都懂的自以为是的人”）的反感，这种反感甚至超过了对亿万富翁地产大亨或富有企业家的厌恶。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领导者传播粗俗的夸张、荒谬的概括和赤裸裸的谎言，目的就是向受教育阶层发出这样的信息：去你的，还有你那套知识霸权体系。
当社会中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分裂因素时，政治斗争围绕如何再分配财富展开。而当社会更因为教育水平而分裂时，政治则变成了关于价值观和文化的战争。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人们在移民、性别议题、公共领域宗教角色、国家主权、多样性以及是否信任专家推荐疫苗等问题上，因教育水平不同而分歧巨大。
随着工人阶级选民转向右派，进步主义成为精英的“通行证”。以《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的意见文章为例，研究发现从2001年到2023年，这些文章的进步性增加了3.5倍。到2023年，哈佛，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学校，其65%的毕业生自我认同为进步主义者或极端进步主义者。
詹姆斯·康纳特和他的同事梦想建立一个拥有广泛阶级混合和相对社会和谐的世界；我们最终却得到了一个阶级分界僵化、文化和政治战争普遍的社会。康纳特梦想建立一个由杰出领导人统治的国家；而我们却得到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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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替代当前的精英主义体系？
时不时地，有人（通常是进步派左翼）建议彻底解构精英主义。他们认为，任何筛选体系本质上都是精英主义和不公正的。我们应该取消择优录取，消除精英与非精英的划分。所有学生都应该被平等对待，所有学校应该拥有平等的资源。
我理解这种冲动。然而，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等级制度。（实际上，那些宣称摆脱阶级等级制度的社会，如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反而尤为强调等级制度。）决定一个社会健康状况的不是精英的存在与否，而是精英的效能，以及精英与普通人之间是否相互尊重。
尽管当前的体系可能过于重视智商，我们仍然需要寻找并培养最适合担任核物理学家和医学研究员的人。如果美国的精英主义未能识别出最杰出的年轻天才并将他们送往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教育，中国可能会超越我们——毕竟，中国的精英主义体系已经运用了数千年的标准化考试来筛选出最聪明的人。这种竞争可能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和军事技术等领域全面占优。此外，尽管美国教育体系有诸多缺陷，我们的精英大学仍在进行开创性研究，在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培养了许多杰出学生，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我们的顶尖大学仍然是世界的羡慕对象。
挑战在于不是终结精英主义，而是使其更人性化、更完善。一些近期的事态发展使这一目标变得更加紧迫，同时也可能为广泛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合适的时机。
首先，最高法院终结平权法案限制了大学招收弱势背景学生的能力。在平权法案下，招生官可以从狭隘的分数评估转向对其他品质的更广泛评估——例如，一个孩子在巨大逆境下实现成就所需的纯粹毅力。如果大学仍希望组成种族多样化的班级，并招收某些代表性不足背景的孩子，他们将不得不找到新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其次，正如所提到的，目前精英阶层的许多工作已经能够被人工智能（AI）同样甚至更好地完成——那么，大学是否应该思考如何找到并培养我们需要的人才，不仅能够塑造和约束AI，还能够完成AI（至少目前）无法完成的任务？
第三，最近围绕加沙抗议和校园反犹太主义的喧嚣导致多位常春藤盟校校长被解职，并使许多精英大学陷入公共关系危机，甚至可能造成持久的品牌损害。一些大捐赠者暂停了捐款。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趁机加剧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攻势。现在正是大学教师和管理者重新审视基本原则的好时机，以此为其机构为美国提供的价值构建令人信服的论据。
第四，持续的出生率下降导致许多学校因招生不足而挣扎。这一人口下降将迫使一些大学不仅要重塑品牌，还需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新发明自己，以维持财务生存。在一个改革后的精英主义体系中，也许那些因招生人数下降而挣扎的大学可以在生态系统中发展自己独特的定位，发展定义和培养人才的独特方式。这反过来可能帮助形成一个教育生态系统，其中大学不再排列在单一的地位等级体系中，顶端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其他学校则在其下。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程度——认为因就读斯坦福而傲慢是可笑的，就像因为曾祖母是美国革命之女协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成员而傲慢一样——这将不仅改变大学招生，还将改变美国的儿童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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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第一步是改变我们对“能力”的定义。精英主义的历史也是能力定义的历史。但如何才能形成一种比康纳特遗留下来的定义更好、更宽泛的能力定义呢？我们可以从注意其定义的核心缺陷开始。康纳特和他的同僚工作在一个充满乐观的时代，人们相信通过知识在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理论和工程学等领域的合理应用，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钦佩那些重视量化、客观化、优化和效率的技术专家。
他们对纯粹的脑力充满信心，并自然地采用了一种理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理性与情感分离。当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倾向于使用这样的模型：人类是完全理性的行为者，追求效用最大化，通过这种模型可以准确预测其行为。
然而，随着20世纪的发展，这种理性规划方案——无论是美国城市中的公共住房项目，还是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一致失败了。而失败的原因是相同的：理性主义者假定，任何无法被计量和衡量的东西都不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理性主义方案失败，因为生活过于复杂，超出了其量化方法的能力范围。
19世纪德国试图改进国家林业，为了让森林便于科学量化，规划者必须重新定义“森林”的概念。树木变成了“木材”，而所有不是树木的东西都被指定为“灌木丛”——即无用的障碍物，需要清除以便工人高效收割木材。
德国理性主义者重组了森林，按照整齐的行列种植新树木，清除了所有灌木丛。起初一切似乎进展顺利。但德国人很快发现，树木需要灌木丛来维持生机。没有了理性主义者视为多余的有机混乱，树木的营养循环被打乱，最终开始衰败。德语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Waldsterben，意为“森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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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精英主义对人类的误解，和德国理性主义者对森林的误解类似。为了使人类在筛选体系中变得清晰易读，研究人员区分了所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是那些可以轻松衡量的“硬”技能，例如智商和代数测试分数。而非认知能力则是一些更模糊、更难量化的东西，例如情绪灵活性、毅力、社交敏捷性和道德品质。
但事实上，所有的精神行为都是认知行为。这种分类方法暴露了理性主义者对超越智商的能力缺乏关心。现代精英主义对待非认知领域的方式，和德国规划者对待灌木丛的方式一样：忽视它。但所谓的“非认知”技能可能比认知技能更重要。拥有快速的头脑处理能力固然很好，但其他特质可能更能决定你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你是否努力？你能否建立关系？你是否充满好奇心？你是否值得信赖？你在压力下表现如何？
目前的精英主义体系似乎希望你自我中心和善于操纵。我们将学生置于竞争性的课堂中，指导性的问题是“我和别人相比如何？”以及“我在评分曲线中处于什么位置？”
重新构想精英主义：更多关注非认知特质
精英主义的重新构想需要更多关注非认知特质。能力的定义不应局限于能否在18岁通过智力测试。我们需要停止将人类视为“仅仅一根智慧之棒”，而更多关注是什么激励人们：一个人关心什么？他们对精通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多强？我们不应该只寻找善于考试的青少年，而应寻找那些愿意终生学习和成长的人。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莱斯利·瓦利安特（Leslie Valiant）研究人类认知多年后指出：“像聪明和智力这样的概念几乎是无意义的。”对文明进步而言，更重要的是“可教性”（educability），即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如果我能主导精英主义的定义，我会围绕以下四个关键品质进行重新定义：
1. 好奇心（Curiosity）
孩子天生具有好奇心。一项观察研究跟踪了4名14个月至5岁的儿童，发现他们平均每小时会提出107个问题。年幼的孩子充满问题，但进入学校后，精英主义努力消灭他们的好奇心。心理学家苏珊·恩格尔（Susan Engel）在其著作《饥渴的心灵》（The Hungry Mind）中研究发现，幼儿园学生每两小时上课时间中平均表达好奇心2.4次。而到了五年级，这一数字下降至0.48次。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尽管教师喜欢好奇心的概念，但当前的体系不允许它成长。典型的学校希望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良好，从而促使学校鼓励教师按课程进度快速推进。如果学生因为好奇而提问，可能会让课堂偏离主题。教师因此学会抑制这些问题，以保持课程进展。因此，当前的精英主义鼓励灌输内容以提高测试分数，而不是鼓励探究。而一旦孩子在11岁时失去好奇心，恩格尔认为，他们可能终身保持缺乏好奇心的状态。
好奇心的丧失至关重要。坏领导往往很少提问；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一切。相比之下，历史上伟大的成就者往往拥有无尽的学习欲望。心理学家弗兰克·巴伦（Frank Barron）研究发现，持久的好奇心是成就成功的关键；好奇心帮助他们保持灵活、创新和坚持。
2. 驱动力和使命感（A Sense of Drive and Mission）
奥地利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纳粹集中营中注意到，幸存时间最长的人通常对营外某种事物怀有承诺——一个配偶、一项书籍计划，或者对未来更少邪恶的社会的愿景。弗兰克尔总结道，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感知支持了他们即使在最不人道的环境中也能坚持下去。
在不那么严酷的条件下，意义感和承诺感同样重要。具有这些品质的人倾向于直面问题，愿意迎难而上。他们可能受道德情感驱动——对不公的愤慨、对弱者的同情、对理想的崇敬。他们对目的明确的生活有强烈需求，感到自己的行为意义重大。
3. 社交能力（Social Intelligence）
组织行为学教授鲍里斯·格罗斯伯格（Boris Groysberg）在研究数百名离开某金融公司去另一家工作的投资分析师职业表现时发现，那些跳槽的明星分析师相较于留任的明星分析师，工作表现显著下滑。这表明，有时“天赋”体现在团队中，而不是个人身上。
在有效的精英主义体系中，我们需要找到出色的团队建设者，他们具有优秀的沟通和团结能力。这些人能让团队变得比成员总和更强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德明（David Deming）研究发现，近年来，社交技能——在职场成为“粘合剂”的能力——的价值逐渐上升，而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
4. 敏捷性（Agility）
在混乱的情境中，敏锐的感知能力比智力更重要。古希腊词汇“metis”描述了一种经过实践训练的眼光，能够综合分析情境的不同方面，并预判事件的发展。这种敏捷性帮助人们在实时情境中做出良好判断。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E·特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发现，专家在预测未来事件方面表现糟糕，因为他们的观点过于固定，无法灵活应对变化。而敏捷性强的人则可以在不同思维模式间切换，找到最适合情境的解决方案。
敏捷性强的人不仅处理信息，还能感受信息。这种能力对于在实时变化中做出明智决策至关重要。
如何重建美国的精英主义体系
教育学者贾尔·梅塔（Jal Mehta）和莎拉·范恩（Sarah Fine）在撰写《寻找深度学习》（In Search of Deeper Learning）时走访了美国最好的高中。他们发现，即使在这些顶尖学校，大部分学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感到无聊、缺乏参与感、学不到东西。然而，他们在非核心选修课程和学校外围活动中发现了不同的景象——辩论队、戏剧俱乐部、无伴奏合唱团等课外活动中，学生们主动掌控学习过程，教师充当教练角色，小组合作取得进步。这些活动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使他们感受到目标感和社区归属感。
项目式学习：让学习更贴近真实世界
一些学校正在尝试让整个学习日更像课外活动——激发热情并注重团队合作。例如，“基于项目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是这些学校的核心，学生通过协作完成真实世界的项目学习。此类学校的师生关系更类似于师傅与学徒，而不是传统的讲师与听者关系。学生必须掌握领导能力、协作能力以及相关知识。他们学会相互批评、反馈和教学，这是非常强大的学习方式。
梅塔和范恩曾研究一所特许学校网络中的一所高中，这个网络由14所基于项目的学校组成，服务于50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通过抽签选拔，涵盖各个社会群体。他们不是坐在教室里记笔记，而是以50人为单位的团队形式合作，完成复杂的跨学科项目。教师则充当教练和指导者。例如，他们设计当地博物馆的展览，编写使用当地食材的食谱。在圣地亚哥的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学生们制作了带齿轮和装置的大型木质模型，展示文明如何兴衰；另一个小组拍摄了一部关于疾病如何通过血液传播的纪录片。
在这些项目式学习中，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些学校允许学生犯错，甚至感到迷茫和挣扎——这种感觉是创造力的前提条件。偶尔的失败是这种方法的特性之一，它培养了韧性、坚持和更深层次的理解。学生也因此体验到掌握技能和完成具体成就所带来的自信心。
重新评估学生能力：超越标准化成绩单
为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热情、慷慨和敏锐，教育系统需要改变评估学生进步和发现能力的方式。今天的教育仍然以成绩单为中心：分数、考试成绩、奖项。但成绩单无法告诉我们一个学生是否能引领对话，或是否具有开放的心态。
一些项目式学习学校正在探索不同的学生评估方式。学生毕业时不仅有成绩单，还会带上一份电子档案，展示他们最好的作品——论文、演讲、项目。这些档案可以向潜在大学或雇主展示他们的能力。例如，有些学校让学生参与“档案答辩”，类似于研究生的论文答辩。
这种档案方法扩大了我们对评估的理解。大约400所高中现在加入了一个名为“掌握成绩单联盟”（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的组织，该组织采用替代性评估机制。传统的成绩单显示的是某一天学生在同伴中的相对水平，而掌握成绩单则详细展示了学生在掌握某一内容或技能方面的进展。例如，教师不仅可以判断谁在数学方面表现良好，还能看到谁在统计推理或实验设计创新方面有所进步。这种掌握报告还包括更广泛的生活技能评估——例如谁擅长建立关系、谁擅长创造性解决问题。
多元机会结构：从单一路径到多样选择
当前，美国的机会结构是单一的。要进入社会顶层，一个人通常需要高中取得优秀成绩，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优异，进入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位。这种体系设有各种渠道和瓶颈，限制人们的选择。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约瑟夫·菲什金（Joseph Fishkin）认为，我们需要重塑机会结构，增加新的路径，创造他所谓的“机会多元化”（opportunity pluralism）。机会多元化的目标是为每个人提供更多的路径选择，使人们可以以更自主的方式，结合更丰富的选项，决定自己希望尝试的生活道路。
在这样的体系下，守门人的权力将减少，而个体在结构内的自主权将增加。精英主义不再是一个以少数顶层为目标的金字塔，而更像是山脉，拥有众多山峰。地位和认可将更广泛地分布，这有助于缓解民粹主义的怨恨，并促进文化凝聚。
具体改革措施
实现这一愿景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重新定义“能力”、推广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以及引入更全面的评估方式。此外，还需要结合以下政策措施：
职业教育的复兴
从1989年至2016年，每位美国总统都采取措施改革教育，以准备学生迎接“未来的工作”。但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工艺课程逐渐衰退。学校应该同时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培养更多技术工人。
国家服务计划
通过实施国家服务计划，促进跨阶层的社会互动。研究表明，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友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流动性。将国家服务作为高中的一种成人仪式，可以改变不同工作类别间的地位分配。
扩大社区和社会资本投资
缩小学校在美国文化中的过度重要性。研究表明，社区、同伴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成功的影响可能超过学校质量。通过支持本地性社区组织，让更多孩子在社区活动中成长，培养他们在非学术领域的成就感。
支持工业政策
通过促进工业领域发展，为那些无法或不愿从事专业或办公室工作的人提供替代性路径。例如，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等政策支持制造业，为多元技能经济体系提供保障。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由聪明、睿智、敏锐、好奇、关怀、坚韧且致力于公益的人共同管理的社会。如果我们能找到如何根据个体的终身学习动力和成长潜力进行筛选，就能基于一种更公平、更民主分布的特质选拔人才，最终创建一个更具流动性的社会。
正如1910年美国驻荷兰大使所言：“欧洲人眼中，美国精神的最大特质是：能量（energy）。”我们评估什么，就会生产什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不仅选拔脑力，也注重能量和主动性的精英体系，为每个人的灵魂主导热情创造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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