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今天是篇老故事，但看过的人很少。
这是【真实战争故事】第一篇付费阅读，当时付费节点设置在前言位置，大多数人没能看到正文。
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老兵已经97岁高龄。他的人生，仿佛一粒洋葱。
一层层褪去人生的虚华，一层层撕扯掉人生幸福的依靠，一层层摧毁着人的坚强。
到最后，只剩下最纯净的人的秉性，为了活着而活着。
今天突然想起他，一问作者，才知老兵已仙逝，享年百岁。
重发故事，以示纪念。
还是以付费的形式，但会让大家看完故事的主要部分，对老兵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足够记住他。
可能还会有朋友不理解，看个故事为什么要收费呢？
就像看书看电影要花钱一样的道理，一个好故事的诞生，是需要成本的。
以这个故事为例，作者的稿酬、编辑的薪酬、老兵的授权费，成本就要三四万元。
可世上有些事，哪是能用成本来衡量得了。此生能参与就是幸运。
付费只是杯水车薪，依然保留，我看重它所承载的意义。
因为，这是对坚持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支持和鼓励。
我要以此时时提醒自己，依然还有人需要。
回到今天的故事。人的一生，很难风平浪静，随时都可能步履艰难。
但人只要活着，总得做些事，为自己，为别人。
刁老那堪称传奇的一生，都浓缩在这2万多字里，希望他能给每个人以新的希望。
祝大家周末愉快，有机会要多陪陪家人。
1966年7月17日下午，我才跨出公司的大门，冷风中，一个姑娘突然站到我面前。
我一看，脑子里嗡得一声——
是姈惠！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脑子一片空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姈惠直接冲过来把我抱住，嚎啕大哭，哭得我心里难受不已。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先扶着姈惠一步一步回到了寝室。
她太瘦了，下巴像被削成半钝的锥子，抱得硌人，曾经的细腻皮肤变得黑了糙了也皱了。
如此瘦小的她，是如何从重庆到的佳木斯？
6年前我一声不响地离开她，躲到祖国这极北的苦寒之地，就是想一辈子不要被人发现。
没想到，姈惠竟然找来了。
姈惠是我的第三任妻子，这名字还是我给她起的。
初见姈惠时，她拿着报夹，一身蓝色碎花裙，干净的白袜子黑皮鞋，梳着学生头。
进门的时候看到我，她回了一个腼腆的微笑。
我的心头一震，不知道迷住自己的是眼前人，还是故人。
那是1948年，我在重庆江北团管区的司令部做一位团长的临时副官。
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川渝两地催兵。因为这是高层的指令，所以执行起来很显威风。
我读过书，有眼力劲，腿脚够利索。团长的太太和保姆李嫂出门办事也喜欢带我。
有天，李嫂非让我陪她一起去小什字看望她的好姐妹。到了以后才知道，去的是重庆美孚洋行行长的家里。
李嫂的姐妹姓唐，在行长家做保姆。因为长得标致，初见时我差点误以为是哪家的官太太。
回去路上，李嫂说个不停，告诉我唐姐有个女儿，三岁时就没了父亲，现在是一名记者了。
我隐隐明白她的意思，但并未当回事。
李嫂又坚持拉着我去了两次，见到唐姐女儿的那天，我穿着美式军官服，带着军帽正襟危坐。
她还是一身学生打扮，眼神有意无意地扫过来，这幅模样让我似曾相识，我一下记住了这个女孩。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过了没多久，李嫂突然找到我说，“刁副官，唐姐闺女被抓了，她妈急得很，让我来求你。”
人命关天，我和李嫂赶过去，唐姐一看到我，立即就跪下了，边哭边求我救她女儿的命。
原来《巴渝晚报》被国民党视为红色刊物，遭到查封，报社的人都因为涉嫌通共被捕。
我只能安慰她，答应她试试看。
其实我心里没谱得很。救的话，自己可能会引火上身，不救，她们孤儿寡母，我于心不忍。
干脆赌一把。
我想起一个在宪兵队当差的朋友，问他最近队里有没有行动。但对方告诉我，宪兵队没听到说抓报馆，想必是公安局抓的。
我俩赶紧跑到公安局，我专门穿了正装，胸前佩的是军政部颁发的“军事委员会”证章。
公安局的人见我们又是宪兵队又是军政部，不敢怠慢。我就直接表明了来意：
“《巴渝晚报》有个姓唐的小记者，是我的老乡，现在她妈生病要死了。也没得人管，你把小孩子关起来做啥子？”
公安局的人倒是客气，没有为难，告诉我人正关在南岸土桥子监狱，明天就定案。
定案就是定罪，如果涉嫌通共的罪名做实了，我搭上命也没办法。幸好早一天来了。
公安局副局长写了张条子交给我们，几个字换一条命，那时候的人命实在贱得离谱。
监狱的人很识相，我写了保释书，对方立马放了人。女孩一看到我就哭了，她以为自己肯定活不出来了。
我带她回到了家，唐姐见到闺女，眼泪婆娑，一下拿出十八个银元交给我，说以后就麻烦刁副官照顾了。
这么多钱，她在洋人家做工，不知要做多久才能攒下这些积蓄，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没有接，因为我不能接。
“我替他收了”，唐姐的女儿一把拿过去。
吓了我一跳，这个女孩可真够野。
姈惠后来和养子狗狗的合照
我对她是有好感，但我根本没有这个资格。那么好的姑娘，何必倒贴我这样命硬的人。
我不想把话挑得太明白，女孩的脸皮薄，心想就这么放着不提，这事也就过了。
那天过去，我又回到了孑然一身的潇洒日子。
但短暂的平静，也可能是暴风雨的前兆。
一天，有个怒气冲冲的女孩闯到了我工作的江北团管区司令部——
是我刚救出来的这位女记者，她直冲冲地上来就质问我，“你是不是嫌弃我？”
为了让她知难而退，我只能如实相告，跟我有关系的女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我结过婚，不止一次。
第一任妻子叫做肖光秀，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家里条件比我家好，有六十挑田。
那时我才满十七岁不久，家中九口人全靠我教书维计，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在父母的安排下和她结了婚。
那时候阿秀十五岁，我们俩都还是孩子，这段婚姻我不情愿，一切都是为了一家人活命。
婚后的日子还算平顺，只是吃穿用度陡然增大，我教书的工资微薄，根本养活不起这一大家子，思来想去，我决定去重庆谋生。
1941年，我刚结婚一年，就带着阿秀投奔重庆的二叔。
二叔是木匠，为人和善，他见我们到来吃惊得很，问我们怎么挑这个节骨眼跑来重庆？
那时候日机不分昼夜天天来轰炸，大家都想要往乡下跑，我们却从老家跑出来。
二叔说我们不要命了。
但我没有退路，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辞去教员职务，两手空空。如果转身回去，只能继续挨饿受冻，无异于等死。
反正哪里都是死，我心一横，决心留下来。
但落脚不久，阿秀就病了，高烧不退，身上长满了像疱疹一样的痘子。
二娘找了些草药熬水，在她身上反复擦洗，过了一周都不见效。
我们只能送她去医院，没想到送到医院第六天，阿秀就死了。
医院的大夫错把这病当成天花治了。医院自知理亏，道歉后赔给了我十五块银元。
拿着用阿秀用命换来的这点钱，我给她置办了棺材和寿衣，在五星店找了个位置，将她埋了。
阿秀本就瘦得可怜，下葬时，就像在一把连着筋的骨头外罩了层薄皮，头下的身子瘪得像漏气的轮胎，她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女。
可怜啊。
阿秀死了，我更不敢回老家，无法对她的家人交代，就在重庆市区晃荡。
有一天，我走到重庆江北公园处，看见正在招兵。
老百姓都说兵娃子做炮灰，一炮过来就成灰，起码比饿死痛快。
我没多想，就上前去报名。一个五十岁上下，头发灰白的长官坐在那里，看我走过来，便喊我拿表。
我把表填好后，长官看了一眼，然后问道：“你识字？”
我不仅识字，还在家乡当过教员。长官很惊喜，让我写两个字给他看看。
于是，我就工整的写下了《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长官看后，拍了拍我肩膀，“小鬼，你的字比我写得好。”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新兵补录训练处的沈科长。
我们新兵住在江北公园的大棚里，只有长官才有单间住。
早上我起床，看到外面落叶堆了一地，我就主动打扫，勤务兵差人的时候，我就主动去帮忙。
长官看我手脚勤快，一周后，就提拔我做了军政部第二补训处政治部的文书，主要负责誊写训令，委任状等文差。
虽然不用扛枪射炮，但我不敢懈怠，一有空，我就在废报纸上练字。
就在这平静的日子里，我差点丢了小命。
在新兵营没呆多久，我突然头昏脑涨，上吐下泻，走路都是飘的。到卫生所去治疗，大夫说是急性脑膜炎。
三天后，情况更糟，我干脆说不出话，连人都认不到了。
沈科长知道后，很关心我，安排人把我被送往长寿县渡舟镇的陆军78医院接受治疗。
因为路途比较远，得先在朝天门坐船，到了对岸，再由战士抬担架护送。
一路上颠簸不已，等送到医院的时候，我已经休克，迷迷糊糊，有些不省人事了。
陆军78医院人很多，有不少刚从其它医院和前线送来的伤员，哪里顾得上我。
值班的小护士，见我双眼紧闭，面色阴沉，对送我去的人，手一指，“人都死了，抬到后面的停尸房去吧。”
停尸房位置不远，就在医院后面的破庙里。
送我去的人告诉我，我被抬过去时，负责接收的人也是一张苦脸，骂骂咧咧，“棺材都没有了，还抬尸体过来！”
所谓棺材，不过是几块破木板钉成的简易箱子，川话叫“火匣子”。但火匣子也寻不着，他们干脆把我随便搁在庙里的一个板板上。
我醒来已经是半夜。夏夜的月光亮得很，我使劲撑起身子看了看四周，发现周围也躺了几个人，我喂了几声，没人应答。
半夜的时候，我从梦中醒来。
那时候是夏天，月光从星空中照下来，我起身看了看四周，发现周围躺了几个人，我喂了几声，没有人反应。
我本能地伸手碰了碰身边那人，冷得发硬，莫非是——死人？！
那周围躺的那些，难道……都是尸体？
我怕自己是在做梦，使劲咬了下手指头，发现还有痛感，我一下子吓得从板子上滚落到地上，地面全是消毒用的石灰。
我腿软得跟本站不起，慌忙往外爬，爬着爬着一个不注意就掉进了一个枯井坑里。
里面一片漆黑，我吓得要死，大呼救命。
一直喊到天快亮，才有一个妇女从井边路过，她听到井里有声音，便好奇探身来看，谁知见到我吓得抬脚就跑，边跑边喊，有鬼啊，鬼来了。
当时我身上沾了石灰，白一块灰一块，看起来确实像鬼。
周围的一些老兵伤兵听见她的喊叫声，拎着棍棒就赶了过来，将井坑围了一圈。
我说别！我不是鬼，我是人。
在确认之后，我才被他们捞起来，送回到医院里休养。医生说我命大，幸好那天没板子钉棺材，要不然估计就被活埋了。
康复之后，我又回到军政部工作。
沈科长见我为人实在，就把我推荐给了他的上司参谋长黎建明，说我人有文化还机灵，写得一手好字。
那时候办公室有很多老兵油子，都喜欢变着法子偷懒，见我年轻就把事推给我做。
因为做得多，我会的也越多，以至于整个办公室的任务都落在了我头上，但我还是坚持一丝不苟地完成。
呈送文书的人对参谋长说，你发现没有，这些文件的笔迹都是一个人写的。就是办公室来的那个小鬼，几个人都偷奸耍滑，他太辛苦了。
参谋长一下注意到了我这个小兵，很快把我从普通文书提拔为准尉司书，工作也变成了写训令和下行文。
当时军政部里有16位高级长官，但是缺少勤杂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主动帮忙，每天早起晚睡，帮他们打理杂务。
没过多久，我又被破格提拔为少尉司书。
这个速度一度让我惊讶，因为一般从准尉到少尉，都需要两年，而我只用了半年。
做了少尉后，写的上行文就多了，起草的都是呈递给军政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密文件。
这一类都要求文字精炼，内容要求在三百字以内。因为参谋长的信任，我常常能接触到机密性的批文，而且被允许自行处理。
我曾看过委员长写的批文，都是很短的字——“杀”或者“放”。
一字之差，却是生死之别。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兵源消耗急剧增加，我也被指派跟随参谋长到泸州蓝天坝兵站督导新兵整训。
招募的新兵们只经过短暂的训练后，就被整编开往前线。
当兵保家卫国，我也想上前线杀日本鬼子。
看我心劲十足，参谋长就把我推荐给了他的老同学杜毅，时任军政部军务署骑炮兵司的司长。
参谋长说：“老同学，这个小鬼，读书识字都不错，留给你用，一定好用。”
有参谋长的背书，杜司长也很器重我，除了公务，还经常要我帮他代写私人信件。
给他代写信件的过程中，我才晓得1942年年初，日军就开始侵占缅甸，英军节节败退，仰光陷入危急。
英国军队敦促中国尽快派军入缅作战。为此，国民政府决定编组远征军赴缅，联合盟军共同抗日，保护最后的国际援华通道。
远征军开赴战场
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初，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战局很快失利，为保存实力，只能开始撤退。
但那时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的缅甸段已经被日军占领。部队只能选择翻越野人山返回云南，很多士兵命丧黄泉。
只有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违抗军令，擅自带兵突破日军包围圈，到达印度兰姆迦，得以保存有生力量。
他们正在那里接受美军的训练和援助。
1943年3月，我作为现役军人，接受上级指令。跟随炮兵司杜毅将军前往印度的兰姆迦美军基地集训。
两年后，中美抗日联军取得密支那战役的全面胜利，滇缅公路至此畅通无阻。我随部队回到祖国，驻守在贵阳清镇的飞机场。
从缅甸抗战胜利回国的我们，成为人民心中的英雄。
在清镇驻地，我负责的是后勤工作。因为驻地地处郊外，所以后勤采购物资都要进城。
有一天，我从驻地开车出来，就看见三个女学生在路边朝我挥手。走近一问，原来她们想搭我的顺风车。
见还有位置，我就同意了。
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姑娘，她的声音清脆，喜欢说话，有一张甜美乖巧的圆脸。
她叫陈静芬，是我的第二任妻子。
接下来的几周，陈静芬都站在进城的路边等着我。
过了一阵子，她专门跑到清镇部队驻地找到我，说自己的表哥在四川一家医院当医生，表嫂想请我这个四川老乡一起吃个饭，以后去四川也多个朋友。
她的理由蹩脚，却让我无法推辞。表嫂招待我的菜准备得很丰盛，能看出花了不少心思。
桌上还主动给我介绍她的家庭情况——她的大哥是县政府的秘书，二哥是法官，家里有两座枣山，做着贩枣生意，经济富裕。
但我没有多想，寒暄一番，用过饭就起身告辞了。
不久，她又约我在饭馆相聚，这一次，来的不止表嫂，还有她的大哥二哥，意思已经十分明显，只差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我的心里也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陈静芬开朗活泼，模样俊俏，年轻气盛的我确实动了心；忧的是，我是个丧过妻的鳏夫，穷得叮当响。
陈静芬
心意不假，我决定坦诚相告。
表嫂知道了我的真实情况，脸色很难看，叹完气，好一阵子才说：“谁叫我们那乖妹儿就喜欢你这军官英雄呢？”
十七岁的陈静芬，家庭优越，又是花开一般的年纪。主动拉这场相亲局，一定是心意笃定。
陈静芬看向我的眼神透着纯真和炙热，还有点担忧和可怜。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颗真心。
她还是老样子，在路边等我。我走到哪，她跟到哪。这份爱呼之欲出，我再也装不下去了……
过了半年，陈静芬从贵阳女子中学毕业，她问我，什么时候带她回老家见父母。
当时，团里的小道消息不断，很多人都说部队很快要调往东北。
但去了东北，鬼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打起仗的兵有今天没明天，我不想瞒她，把想法同她如实讲了。
她提议，现在就悄悄把婚礼办了。
但部队当时有规定，不允许团级以下军官擅自结婚，可我怎么忍心拒绝她呢？
我大起胆子，在营长的支持下，在4月份和陈静芬结了婚。
陈家很宠这个小女儿，不光彩礼置办得多，还举办了隆重的西式婚礼。
典礼上，我身着笔挺的西装，陈静芬披着雪白的婚纱，我们并肩而立庄严宣誓，永远忠于彼此，忠于我们的婚姻。
甜蜜时光总是十分短暂，几个月后，我们还是接到了开拔沈阳的命令。
但这次的对手，却从日本人换成了共产党。
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静芬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不久前我们还并肩抗日，现在却要调转枪头对准自己的同胞，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在开赴沈阳前夕，上级下了一道命令，团长以下的军官不能带自己的家属随军，成家的要安排好自己的家人。
我借此机会，向部队请假送陈静芬回四川武胜老家。
部队开到河南郑州的时候，曾发来两封加急电报，催我归队。我坚持不理。
后来，部队干脆将我定性为临阵逃脱，通报后直接开除了军籍。
我和陈静芬一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武胜。
那时候我的祖父母已经过世。没有安身之所，我就把家搬到了三溪的刁家老院子居住。
一年以后，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开销越来越大，一直呆在老家不是办法。
陈静芬提议去投奔她在重庆空军司令部当差的姐夫。但我们去了才知道，他们的部队即将开拔南京。
我不愿带着妻儿东奔西跑得遭罪，更不想再被卷入战乱，只能作罢。我们又回到二叔那里暂时安身。
我每天忙着找活，静芬也没有闲着，自己弄了个小箱子，批发香烟去卖钱。
每天天刚亮，她就带着孩子，背着箱子去观音岩蹲点。
重庆是名副其实的雾都，早上起来，雾蒙蒙一片。哪里都是湿的，在空气里的人也是湿的。
当时正值冬季，天气湿冷刺骨，但她的生意仍旧一天都没落下，身上总是湿哒哒的。
大人都难捱，何况孩子。没过多久，孩子就患上风寒，本以为是小毛病，但带到医院才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
孩子被活活拖死了，夭折时还不到两岁。静芬的眼泪都哭干了。我怎么安慰，她都走不出来。
好在上天垂怜，不久后，静芬再次怀孕了。
而我的工作还没着落，为了让孩子顺利出生，当静芬七个月的时候，她决定回到老家三溪生孩子，方便家中亲戚照顾。
但陈静芬前脚才走，我就发起了高烧，上吐下泻，浑身无力，头疼欲裂。症状似曾相识，去了医院才知道，又犯了脑膜炎。
我哪里住得起医院，幸好二叔在枣子岚垭有间空房子，我便搬到那里，向医生取了些便宜药。
足足躺了几个月，全靠亲戚们的照顾，才渐渐好起来。
等到终于能够下床走路，却干不了重活，我只能先想法子寻个讨巧的营生。
我虽然当过兵，但枪杆炮筒扛得少，一直跟后勤打交道，如今更是体力不济。
但想想，天无绝人之路，最起码我还能写字。
我想起在朝天门的码头，有不少代写信件的小贩。写一封信可以赚一角钱，我去的时候有个生意人搞不赢，我就自告奋勇。
结果写了后，客人们都说我的字写得最好看，点名只要我写。老板担心我抢他的生意，便赶我离开。
这条生路也被堵死了，我决定先回老家看看老婆孩子。
回到武胜时，天已经黑了，去三溪的夜路危险。我决定先去附近相熟的老表家借宿一晚。
老表见了我，一个劲地抽闷烟，“你还是莫回去了。”
“哪门呀？”（为什么）
“怕是你老婆娃儿的坟头都要长草了。”
说什么呢！不可能，怎么可能，我们才分别不过几月！
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抹黑一口气跑回家。母亲看到我急匆匆冲回来，赶紧把我捉到，“儿啊，你莫急莫急。”
静芬真的没了，连同那个没出世的孩子……
静芬是难产，母亲不识字，能想到的只有村里的巫医，静芬熬了三天三夜。
娃娃只伸出了一只小手，而那丧心病狂的巫医，居然把娃娃的手......剪掉了！
混乱里的静芬急得大出血，一滴滴的鲜血，全都冷在了那天夜里，直到最后咽气。
我在静芬的坟前整整守了两天。
纸钱的灰烬漫天飞舞，火堆燎起的热气在翻滚，连同我的魂魄也一并燃尽了。
静芬和姈惠长得很像，我见姈惠时，就有一种见到故人的感觉。
静芬十几岁的年纪，舍掉富裕的家庭，跟了我这个鳏夫，没享过几天福，就这么没了。
两个女人，我没一个对得住。我不能再害一个姈惠。
姈惠听完我的这些往事，显得平静下来，松了口气：这不是你的错。
她走了，没再纠缠。
三天后，她又来了，只说了一句话：“咱们结婚。”
我真的真的没招了。心跳得快炸了，乱世里，一个人能有几次机会义无反顾呢。
“好，我们结婚！”
我们在《世界日报》上登报结婚。这次没有婚礼，没有宾客。
因为她有案底，刊登的婚讯中，为了避免出事，我给给她改了这个名字——“唐姈惠”。
我和姈惠的合影
结婚后，我先将姈惠送到重庆的亲戚家。
但一听说她之前被国民党抓过，都怕惹火上身，不敢让她久呆，还劝我将她送回农村，乡下要安全些，估计没得哪个来查。
无奈，虽是新婚，为了她的安全，我还是将她送回了三溪老家。
1949年7月，全国解放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姈惠的妈妈，跑来找我说：“刁罕若，你还不抓紧时间走，中国要变天了。”
我知道局势紧张，自己身份特殊，重庆是不敢留了，便收拾行李回到了三溪。
姈惠为我国民党的身份担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办起了免费教学班，收了一些学生，掩人耳目，顺便挣点微薄的生活费。
那时候我家里的经济困窘。父母和三个妹妹挤在两间很小的屋子里，全靠一张手工织布机维持生活。
我们两个没有住处，只好晚上到邻居家搭铺。姈惠就和对门毛大娘睡，我和我幺公刁贤之睡在一起。
1950年春，解放工作队下乡。我因为读过书，又懂得写算。工作队便将我招进去，协助参与阶级评定和退押减租的工作。
多亏如此，我和姈惠才领到了救济粮，又在随后的土改中，分到了房屋和土地，有了栖身之所。
九月，我被安排到武胜县观音乡中心小学当了教师。姈惠也担任了观音乡九管区的妇女代表、秧歌队长和夜校教师。
我终于送了一口气，这下子终于不用提心吊胆生活了。
在学校，我除了教书，还积极参加文艺演出，唱歌，吹笛，摆弄口琴，都是我的心头好。
有一次，我们在三溪乡表演抗美援朝话剧。我饰演一名美国军官。因为演的逼真，从而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却也因为演得太过逼真，引来了上面的调查。
公安局把我抓去，一个姓丁的警察质问我：“你演剧时身上穿的美国军服是自己的？”
我没有辩解，说是。
“你还娶了一个美蒋特务当老婆是吧？”
“不是特务”，我解释道：“她只是个记者，重庆人。”
“那你之前见过美国人，接受过美军的训练？去过缅甸印度这些地方？”
“是的。我是远征军。”
“哪你给我解释清楚，为啥子去那边，去那边干了些啥子，又为啥子要回来？回来有啥子目的？你给我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讲出来。”
我说，我就当了个兵，只打过日本人，其它啥子都没做。
1943年3月，我从云南昆明前往印度的兰姆迦美军基地集训。
一下飞机就被美国人扒光衣裤，送去洗澡，体检。
筛选合格的就马上换上美军军服进行训练；不合格的就要到后方进行休养，直到达标后再编入集训队。
集训的内容主要是体能训练。此外还要学习行军列队、构筑战壕等军事技能。训练的强度大，体力消耗也大，吃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吃惯米饭的我，实在吃不惯美国人的面包罐头和牛奶饮料，肠胃一时适应不了，再加上天气恶劣，三天两头下雨，又炎热又潮湿。
我吃不进东西，身体也日渐消瘦。教官见我身板弱，就要求我强制加餐，按时休息，还不能放松训练。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硬抗。
美国教官很严厉，动作稍不规范，打下马虎眼，他们手里的锭子就要落下来。
很多士兵联合起来抗议训练不人道，太艰苦。但得到的上级回复只有一句：“命令应绝对服从。”
大伙不懂为什么还没打仗就要受这么多罪，这简直是自讨苦吃。
直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在讲话中道明了缘由：“你们中国士兵，人很聪明，打仗也勇敢，不怕苦，不怕死，但武器装备太差，缺乏正规化的军事训练，所以要好好训练，避免无畏牺牲。”
高强度的训练结束之后，根据士兵的身体素质情况进行分配，我被分到中国青年远征军重炮十二团，担任中尉军需官。杜毅将军担任我们团长。
1943年，整编部队完成后，我们就开往加尔各答进行实战军事训练。
我的任务主要负责军需物资的后勤保障。因为我们用的是美式的装备，接受的是美国教官的训练，所以无论是作战还是行军，饮食和生活习惯都要美国化。
加尔各答和兰姆迦的气候相似，原始森林密布，但因为靠近海边，气候也更凉爽。
为了不被日军的侦查飞机发现，在加尔各答的实弹演练都是在狭长隐蔽的山谷里进行的。
每个士兵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食品包装袋，里面有面包、罐头、饼干、饮水、还有糖和盐。当天吃不完，不能留到下顿吃，必须集中放置到设立的卡车上。
美军空投的丰富物资
军服同样换得很勤，穿上一两周，必须换掉，同样由专人负责在集中点收集清运和挖坑掩埋。
虽然繁琐，但这能有效防止恶劣环境里的传染病传播，降低非战斗减员的比例。
每天都有空运来的物资，我们后勤人员就要负责及时接收、登记和保管，再分发到各个连队。
上级给我们强调，物资的保管很重要。一旦后勤出了问题，部队就会不战自乱。所以，后勤部队还要进行物资转运的训练。
即便防御得如此严密，但因为当地潮湿多雨，蚊虫密密麻麻，我还是染上了疟疾，幸好有美国部队配发的奎宁丸，要不然我就一命呜呼了。
我们一直训练到八月，部队通过了教官的考核测试，准备开赴缅甸进行对日作战。
进入缅甸后，大家热情高涨，都说要报效祖国，打出军威。
在密支那反攻战中，我们成功在前线找到过一个失联的连队，为他们运送了补给装备。
虽然路上遇到追击的日本摩托兵，但开着吉普车的我们还是幸运逃脱了。
可以说这有赖于良好的装备。但幸运女神并不是天天上班的。
密支那战役中，日军专挑补给部队疯狂轰炸。
那一次，我们出动了十辆运输车给前线部队运送给养，开到半路就听到了刺耳的轰鸣声。
一抬头，密密麻麻的日机铺天盖地，像饥荒年代的蝗灾，所到之处，一片荒芜。
我们转入旁边的森林暂避，日军不会放过这块天然的柴火堆，丧心病狂地投下了一颗又一颗燃烧弹。
森林旋即化作一片火海，四面八方的浓烟吞噬了我们，一瞬间，爆炸声，树干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人群痛苦的嘶喊声交叠在一起。
后勤部队开着车拼死突围，也只从火海里冲出来三辆。
我的眉毛被烧掉，耳朵淌满血，捡回了一条性命，而我的战友们，却永远留在了那场熊熊大火里。
那是我入缅后，第一次流泪。
远征军军官和盟军将领
随后的几场战斗，我们打得很顺利。因为出其不意，加上训练有素，我们重炮团立下不少大功。
在整个缅甸战役战役，我们共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我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胜利是用年轻战友们的尸体堆筑出来的。
我在缅甸做的，就是这些事。按他们要求，我一五一十地说了。
但审讯的公安听完却觉得我在狡辩，一个姓丙的公安人员拿着手枪指着我，厉声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快说！”
我还是那些话，我确实去过缅甸印度，但都是为了打日本人。
对方不依，“哪个给你证明你打了日本人？只要是去了国外的，都要接受审查，你这次涉嫌参与特务组织，你要把所有干过的坏事抖出来，要不然走不到路。”
我有理说不清，于是，从那天起，我就戴上了几项帽子，成了人人喊打的“伪军官”、“美蒋特务”。
接着我就被学校开除。
公安局宣布将我“特种管制”，既不判刑，也不收监。即所谓的“待杀犯”。暂交农民协会监督劳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被管制后，我一直想不通。自己抗日救国，不但没有功劳反而有罪，实在是冤屈得很。
只有姈惠安慰我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58年。
社会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武胜县在华蓥山成立炼钢厂。10月份，我和众多被定性为“地富反坏右”的人一起，被派到炼铁厂进行劳动改造。
所有犯人都要干重活，搬那些沉重的铁矿石。不停劳动，没有片刻的休息。伙食也差，只能吃包谷籽。
干到临近过年，我身体垮了，肚子疼得厉害，我踉踉跄跄找到监管队长求药吃。
对方直接一脚踢过来，“吃屎！你他妈到这里还偷奸耍滑，不老实，还想装病偷懒，门儿都没得！”
我的情况开始变糟。肚子越胀越大，最后像个怀孕的妇女，水也喝不进。
工友可怜我，跑去找队长说情，说我没有装病，是真的要死了。
得到同意后，我就被工友们抬到了华蓥溪口卫生院。进去后，医生过来看了一眼，摸了摸，说这是胀鼓病，无药可救，只有等死。
我只好又被抬回炼铁厂，厂部领导得知后，说我是特种管制对象，让人通知我屋里人把我弄回去。
姈惠得知后，赶紧来看我。只见我肚子肿大，高烧得不省人事，抱着我就嚎啕大哭起来，她知道抬回去就是回家等死，就到处求人帮忙。
有个工友看不下去，动了恻隐之心，跑去求他一个做副厂长的亲戚，好说歹说，才帮我开了一份去岳池县医院治疗的介绍信。
姈惠小心翼翼的拿着介绍信，用口袋包了一层又一层。
为了把我拉走，姈惠找了一架散架的板车，然后找来铁丝和绳索，一圈又一圈地缠好，觉得足够牢固后，就把我弄上去绑好。
华蓥山的路很是陡峭，上山难，下山更难。那会正是冬天，雪花飘洒，刺骨的寒风冷得人打颤。
姈惠一个人吃力地拉着我和板车，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路汗水滴一路，冬天的衣服都被洇湿了。
我看着心疼，几次想翻身滚下来摔死，却连滚的力气都拿不出来。
一路上，姈惠都在鼓励我，“马上就到了，你要挺住。”
历经艰难，我们终于到了岳池县，姈惠的肩膀和手已经磨烂得不像样子。而我则已经完全昏迷。
到了岳池县医院，姈惠跑上跑下，见人求人，看见白大褂就下跪，希望有人能救救快死的我。
医院见我肚子老大，没人愿意接我这个半死鬼。
姈惠又去求院长。院长让内科医生过来看，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把我安排在观察室等死。
看姈惠急得痛苦不已，一个好心的清洁工主动告诉姈惠，医院食堂有个监督劳动的“伪军医”，姓彭，看病很厉害，让她去问问看。
姈惠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马上就折身去了伙食团。找到彭医生的时候，他正在食堂底下掏煤灰。
姈惠走过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我的情况说了。
原来，彭医生过去是国民党野战军军医，和我一样，被清理审查出来，派到伙食团接受劳动改造。
他很同情我，马上就来看我。看完后说，人还有救，但是如果没有医院的同意，他不能治病。
姈惠拽着医生不松手，一路赶到院长办公室，直接跪在院长面前。
院长问了情况，彭医生说，我是阑尾化脓造成的“腰大脓肿”，只要把脓排出来就没事了。
院长问他有没有把握，彭医生说起了以前的从医经历。
这种病在野战医院很常见，士兵经常因为吃了掺杂砂子的糙米，得阑尾炎。
若再遇到部队急行军来不及手术，肚子就会胀大，变成这种鼓胀病。只要及时把肚子里的脓水排出来，好好消炎护理就可以好。
院长听了他的话当即便同意了。
彭医生给我做了手术，七天的时间，我已经恢复得能下床走路了。姈惠高兴不已。
对我来说，那时候医院就是天堂，有吃的，能睡床，还不用遭批斗，我真觉得就算是死在医院也划得来。
住了十一天，医院下通知叫我出院。彭医生说我炎症还没消，在他的坚持下，我又幸运地多待了七天。
直到第十八天，我们就被赶出来。在医院楼道的拐弯处，彭医生往我手里塞了五斤粮票，说：“对不住，我不能留你们了，你要多保重。”
彭医生真是个好人呐。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过他，醒来后，眼角都是泪花。
身体康复后，我又回到了三溪。继续被监督劳动改造。继续被没完没了地批斗审判。
有一次我在三溪公社礼堂被批斗了一整天。
那时候我妹夫在公社食堂帮工，晓得我饿得惨。等到大家都走了，才悄悄给我拉到一边，凑在耳边告诉我，他给我留了一碗饭。
时隔那么多年，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饭。香软可口，不仅有白菜，还有血旺。
可我没吃几口，就有几个人走进来了，其中一个人是我以前的学生张鼎龙，他现在在检察院工作。
一看见我，就打手势示意我赶紧走。我慌慌张张丢下饭碗，翻墙跑了。
我想不通他什么意思，过了两天，我半夜跑去找张鼎龙，问他那天为什么要喊我快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对我的特殊管制。
张鼎龙说：“特种管制的末日就是被管之人的死期，你被特种管制就好比猪圈里养肥的猪，随时都可以杀。”
他们那天来公社检查，他怕有人看我吃东西不爽，我肯定就完了。
听了学生的话，我第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我不能干等着被杀呀。
于是我决定逃出去。
回到家，我给姈惠说了自己的想法。
姈惠说我走她也走，我去南她去南，我去死她也死。
我知道情况很危险，因为在受审的时候，她也曾因为是我妻子而跟着受审，好在很快就被查出来她在红色刊物《巴渝晚报》当过记者。
过去要命的身份如今却成了护身符。
姈惠身份正派，这段经历也让她当上了大队的妇女代表、农村秧歌队的队长和夜校老师。
我不能连累她。
姈惠说她去跟上面求情，让他们放过我。可那不是打草惊蛇吗？我赶紧制止了她，一旦惊动了他们，我就更无路可逃了。
姈惠抱着我我不停地哭。我只好先安慰她说，不打算走了，其实那是幌子。
那一瞬间，我的脑壳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到处都是儿子告老子，老子告儿子，亲戚出卖亲戚，姈惠得不得举报我？
想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心里想，现在我确实走不脱，一来没有介绍信，二来也没有通行证，三也没有钱。
思来想去，只有选择等待，有机会再行离开。
几天后，我的一个学生小毛找我，说她要去北京的部队探望丈夫。我觉得这是个出逃的机会，就恳请她看在师生一场的关系上，能够帮帮我。
小毛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帮她拟了通行证。
内容我也动了心思，写的是：“毛某等一人前往北京某部队探望丈夫”。
拿给她后，她很顺利地就在公社盖了章。然后我把通行证上的“一”改成“二”，本想改成“三”，让姈惠跟我一起走。
但转念一想，她现在身份正派，我是罪犯，拉着她逃，万一以后被抓了，那就彻底玩完了，岂不是连累她。
在走之前我给她写了一封信：
绝别书
姈惠，永别了！我俩的夫妻姻缘到此结束。因为我已成为罪人，不能辜负你一生幸福。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从此一刀两断，脱离夫妻关系。
你拿着这张纸条作为证据，去向政府或公安机关检举我，告发我私自潜逃，请求法院判决你与我离婚。
姈惠，你还年轻，去找一个如意郎君，百年偕老，共享美满幸福生活吧！姈惠，永别了，就当我已死了，永远忘记我吧。
刁罕若亲笔自立绝别书
1960年4月12日
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后，就和学生小毛沿着三溪步行到了合川，再乘坐竹筏过江，到重庆江北时，去了趟二叔家。
二娘得知我要走，给了我五十斤的粮票和六十块钱，交代我一路上要多加小心。
我交代二娘：“我的事情你要千万保密，倘若姈惠找来了，你也不要说出我的去向。以后若有合适的人，就让她嫁了吧。”
凭着学生小毛的通行证，我们顺利坐上了重庆开往北京的火车。
火车启动时，我回头望了望武胜的方向，我在想，不知道姈惠现在在做什么？
一到北京，我就把路上没有用完的粮票交给小毛的爱人表示感谢。
小毛的爱人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第二天他找到我说：“刁先生，我晓得你为啥子要跑到北京来了，我不想告发你，你也不要牵连到我。”
我马上反应过来，这是逐客令。他们有恩于我，我答应他自己会尽快离开。
“越远越好，最好不要留在北京。”
我回看了一眼，他的眼里全是厌恶，我的内心陡然一跳——他会不会告发我？
北京肯定是不能待了。但我能去哪里呢？
我决定去佳木斯。
那有个叫刁超群的人，和我一个姓，我曾经帮过他，那地方够偏够远，我觉得去投奔他试试。
但是难题来了，二娘给的钱，基本上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钱根本买不了一张去佳木斯的火车票。
那一瞬间，我心如死灰，在北京晃荡，感觉自己前途迷茫。
但一想，自己九死一生也经历过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就是为了“活”，难道会被一张车票憋死?
我看看身上，能卖的只有件毛衣。于是我脱下外衣，把毛衣垮下来，放在手里，问过路的人买不买。
这毛衣是我和姈惠结婚时，岳母花了三个月的工资从受雇的行长家里换来的，品质上层。
毛衣被一个识货的中年女子买走。
毕竟是心爱之物，我还跟了她三条街，记住了她家的地址，我想有朝一日有了钱，能再毛衣买回来。
坐在北京到佳木斯的火车上，我内心很复杂，到了佳木斯，刁超群会不会不帮我？
火车开过山海关，沿途都是敲锣打鼓欢迎支边同胞，我忐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东北地大物博，就是缺人，正是发展的地方，我想我此行应该赌对了。
下了火车后，我很快就找到了在一家兵工厂管仓储的刁超群，他接待了我。但兵工厂不随便招工，我只能去外面另找工作。
好在我有文化，工作不算难找，在佳木斯发电厂做了宣传干事。
我在佳木斯留影
上班的时候我思绪经常会飘回千里之外的蜀地 ，姈惠还好吗？她现在在哪里？嫁人没有？
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半年后，我实在忍不住，偷偷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是家里，其实是寄送给老家附近的亲戚家里。
因为我晓得，老家肯定是被盯得最严的，一旦信在我老家被发现，那家里肯定遭罪。
在信件里，我问候了父母，还问了姈惠的情况。
亲戚在回信里把她的情况给我讲了，对于她的遭遇，我心疼不已，心里想姈惠，你傻呀！你还不赶紧走呀！
我收到了回信，又给亲戚写信，央求他们把姈惠送到岳池去，我到时候再想办法把她接到佳木斯。
过了两个月亲戚才回信，信回复的很简单：你找死可我们一家老小还想活命，小唐已经离开武胜。
我又给重庆的二叔和其他亲戚发电报，结果都说姈惠没有来。我以为姈惠是真的离开了武胜。
转眼就到了1964年，我的工作也从当初的佳木斯发电厂，转到了佳木斯市商业局储运公司。
因为我工作认真努力，为人和善，有很多女同志对我有了好感。她们请人给我牵线。
但我除了讲：“我有爱人”这几个字，其它什么也没说。
直到1966年7月17日那个下午，姈惠突然出现在公司门口。
我扶着她回到寝室后，她还是哭，看见她这副样子，我眼泪吧嗒吧嗒地掉，我说姈惠，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啊。
她哭哭啼啼，说了这六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姈惠看到我写的诀别信，一把撕了，根本不相信我会把她一个人丢下。
因为批斗会没找着我，所以在我离开三溪后的第三天，我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乡镇——美蒋特务刁罕若畏罪潜逃了。
公安局来抄我的家，一群人在我的家里翻箱倒柜，把我当兵的证章、衣服、亡妻陈静芬的玉镯、还有一把银锁都作为罪证打包带走。
根本就没有人顾及姈惠的正派身份，一群人在屋里强迫姈惠把我供出来。威胁她，如果不听话，那代课教师的工作就别想转正了，还要以包庇罪论处。
姈惠自然是说不出，她反问公安人员，“我丈夫报效祖国流血流汗，打日本人。日本人都没有干掉他的命，现在抗日结束胜利了，你们却要置之死地，凭啥！”
公安人员恼羞成怒，揪着姈惠的脑壳就往墙上撞，边撞边厉声说：“看来你是纯心要包庇，老子就看你个特务婆娘的嘴巴撬不撬得开！”
他们不仅打姈惠，还把她关了起来。白天强迫她挖土，挑粪。晚上则关起来反复审讯。
姈惠被关的房子是土坯房。她被锁在里面，聪明的她很快就注意到墙上的窗棂，只要公安人员没在，她就使劲摇掰窗棂子。
就这样，十几天后，那窗棂有三根被摇松了，取下来后，她得以成功逃出。
出来后她先去了重庆，找到我二叔家，问刁罕若来没？
然后又回到她妈那里。她妈说太危险，不叫她回去。
但她怕我回来找不到她人，执意要回三溪。
那时候因为我的事，家里已经被波及。父亲已经双目失明，母亲身体每况愈下，三个妹妹也已经出嫁。屋里没有任何可以照料双亲的人。
姈惠悄悄回到三溪，母亲看到她大哭起来，以为她被抓走肯定是不可能回来了。
因为到处都是姈惠的通缉令，所以母亲也要她快逃。
姈惠说：“我不走，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一没放火，二没杀人。三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就算他们抓到我也不至于把我枪毙了。再说刁罕若又不是罪人，是抗日救国的有功之人。”
我母亲讲家里待不得，就把她往外推。姈惠说：“妈，我要是走了，哪个来饥悠（四川方言：照顾）你们？”
邻居说不走也好，留下来家里也有个人好照应，他们会想办法帮她。姈惠为人善良谦和，周围的邻居都很喜欢她。
因为公安人员隔三差五就要来家里搜查，刁家大院子的人就弄了个暗号，只有对方来人了，外面的人就喊：“麻鹞子唢哦！”
姈惠就知道人来了，赶紧躲避，她就靠着暗号躲避抓捕。直到一年后，我母亲病逝。
公安听说消息后，马上赶来，他们估计我们肯定要回去吊丧。认为这是抓捕我们的最好时机。
当他们晚上赶到的时候，狗狂吠起来，大家还以为是亲戚过来奔丧。
姈惠正在窗底下为我死去的母亲做寿衣。她一看民兵已经到了大门口，就赶紧往后门跑，哪晓得后门也有民兵。
只好钻进厨房，爬进灶背后面的水缸，用一只桶扣住脑袋，再一只桶遮住身子，大气都不敢出。
民兵在屋里屋外搜了一圈，来了厨房几次，看见水缸里满满的水就没有注意。
几个来回都搜不到人，民兵才走了。
但他们仍旧不死心，又策划在下葬时，逮捕姈惠的计划。
有人用小道消息告诉了姈惠，姈惠就提前下了葬，在半夜十二点后发丧，不放鞭炮，不打锣鼓。
几人悄悄地把婆母送到研子湾墓地安葬了。
经此偷袭后，周围的乡邻的警惕性就更高了，觉得姈惠住在一家不安全，就让她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来回的兜圈子。
有段时间，姈惠跑到三溪杨公桥，暂住在我孀居多年的大姑家里。那时候我大姑身体不好，经常要吃药，她就跑到街上去拿药。
结果有个民兵就发现了她。
为了一网打尽，那民兵没有声张，只是尾随在姈惠身后悄悄跟踪。
弄清了她的住处后，随即向公安人员反映情况，那边就派人往大姑屋里赶来。
姈惠全然不知，正在给大姑熬药，突然外面狗叫得厉害，她感觉有事，探头一望，发现公安人员已经到了院子里。
她眼尖，一看大姑家也是低矮的茅草房。马上就翻身上墙，翻到邻居家里。
邻居家里没有人，但有草帽，蓑衣还有牛。姈惠穿上蓑衣，带上草帽，再把牛顺手一牵，骑在牛背上就出门了。
本来以为这次稳操胜券的公安人员把二姑屋里翻了个遍，连坛盖钵（泡菜坛子）都揭开了也没有看到人。
只发现灶上的柴火还在燃烧，锅里的水还在扑腾扑腾响。
这时候一个公安人员突然想起说，刚才有个放牛的过去了，会不会是她。
大家开始追，追到河边的时候，只看到牛还在吃草，放牛人早就不见影了。
随后，美蒋特务唐姈惠是妖魔，会土遁藏身的说法就在乡里流传开来。
公安人员扑了几次空，对姈惠的逮捕也松了不少，而她则继续躲在亲戚家，这里待几天，那里住几天。
那个时代，干活都是集体出动，挣工分，吃大锅饭。
姈惠因为东躲西藏，不敢现身，集体劳动肯定是参加不了的，所以她没得饭吃。
但她就是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
怎么克服的？
很神奇，夏天，她就待在蚊帐里编草帽、打草鞋、做蒲扇。冬天就做鞋底、织线衣、缝夹衣……
拿着这些东西去卖，换取生活所需，甚至还把武胜本地产的叶子烟带到重庆去换盐巴回来。
我没在家的日子，父母就靠姈惠去照顾，每隔一段时间，她妈妈会给她一些粮票和粮食，她都拿给了我父母。
到1965年，姈惠觉得她等在武胜可能看不到我，就要出去寻找我，她的想法很简单——生要见人，死要见坟。
离开武胜后，她先是到了我二叔那里，问二娘有没有我的消息。有的话一定要告诉她。
二娘才晓得，姈惠一直待在武胜，足足等了我五年，她不忍心欺骗姈惠，但又不好违背我交代的承诺。
二娘打算先让姈惠暂住，打算等跟我联系上，征得我同意后，再告诉她实情。
过了几天，姈惠在帮二娘打扫卫生时，发现了书桌的角落里面有一张信封，上面落款的地址是：黑龙江佳木斯市商业局。
她很快就认出了那是我的字迹。
那一刻，她一下子全明白了——丈夫刁罕若还活着。
第二天，姈惠一大早就起了床，把自己整理了一遍，然后高兴地对二娘说，二娘，我准备去佳木斯找刁罕若。
二娘很吃惊，问她怎么知道刁罕若在佳木斯，姈惠就从兜里拿出了那封信，说：“他写信告诉我的。”
二娘慌张不已，以为姈惠要怪罪她，急忙解释说，“不是我故意要瞒你，罕若这几年是有写信寄给我，但是你也晓得，我认不到字，也不晓得你的情况……哎呀……你莫要见我的气。”
善解人意的姈惠没有生二娘的气，她决定马上启程。
二娘塞给她一百块钱。她当即就乘火车赶来信封上留下的地址———佳木斯市商业局。
姈惠找到商业局的地址，问了门卫情况，对方的回答让她傻眼了，佳木斯商业局下面几十几百个单位，人多得算不清。
哪个晓得谁是刁罕若。
姈惠没有灰心，她觉得人已经在佳木斯了，说明已经很近了。她就挨个从商业局的单位，依次去找。
白天就带上三个馒头当做伙食仔细寻找，晚上就蜷缩在火车站过夜。她先后找了造纸厂、皮鞋厂、五金公司、百货公司等众多的单位。
直到自己身无分文，半个馒头都买不起，直接饿晕在火车站。
火车站有个卖冰棍的老婆婆见她可怜，就施舍了她一碗热面吃，问了她的情况，她就一五一十将这些年找我的情况，遭受的辛酸屈辱和委屈全盘托出。
婆婆说养好身体要紧，就让她暂住在自己的家里。经过十几天的休养，姈惠气色好多了，精神也不错。
婆婆就给她介绍了一份在火车站扫厕所的工作。姈惠终于可以不用流落街头了，可以问更多人关于我的消息。
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在街上问一个陌生人：“同志，你认识一个叫刁罕若的四川人吗？”
那人说：“刁罕若嘛，我认得，你跟我来吧。”
姈惠喜出望外，扫帚拖把扔掉就跟着那人走了。坐汽车，过公路，钻巷子，走小道。
走了好久，天色也越来越黑，巷子也越来越偏。
姈惠觉得不对头，于是就转身回头跑，那人回过头来朝她追。
幸好遇到两个中学生的男孩子出手相救，除了身上的五六十块钱被抢走，身体并无大碍。
经此一遇，姈惠有些灰心了。
婆婆知道后，又把她介绍到火车站的餐厅帮工。因为她爱卫生，手脚麻利，还会算账。餐厅的人对她不错，有时候采购还会叫上她。
有一天，她跟到采购的人在菜市场买菜，突然听到杂闹的菜市场，有说起了熟悉的声音：
“格老子!别个只要一角钱斤，你呢个啷个（凭啥子）要一角五呢？”
姈惠转过头去，看见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在和菜贩子不停地讲价还价。
她跑过去，对这那个男子说：“老乡，你是重庆哪地儿的？”说着眼睛就冒出了泪花。
对方说，我是重庆璧山的，我叫刘沛然。以前在部队，后来转业到佳木斯商业局储运公司。
然后她又问对方知不知道刁罕若。
刘沛然正好和我一个公司上班，我们是同事关系。
她终于找对人了。
都怪我。
如果我那封信上写上详细的地址，加上一个“松江路80号”。她也不会为了找我走那么多的冤枉路，吃那么多的苦。
我一年半载才给二叔写封信，主要是想告诉他们我的情况。二娘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二叔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会在家。
所以我从来没有期望他们会给我回信。况且当时候有危险，我也怕暴露自己，所以地址只能留个大概。
姈惠来到佳木斯一年后，我工作的单位开始精简干部。我就向单位申请要求下方到离佳木斯三十公里外的大来镇。
那里依山傍水，面朝松花江，也很安静。我知道姈惠喜欢那里。
我们在大来镇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到单位上班，姈惠就扛起锄头，在周围开荒种粮种菜，养点鸡鸭家禽。
三年的时间，我们自己用木头和砖头为自己修建了幸福的小窝——三间平房。
但没想到，平和的日子没多久，姈惠就患上了子宫肌瘤，需要住院手术。医生说这一块肌瘤切了，估计要复发，要彻底治好，只能全切子宫，问我的意见。
我心疼姈惠，不想让她再次承受这种痛苦，就在“子宫全切术”通知单上签了字。
术后，姈惠大哭，怪我没征求她的同意，也怪她自己，没能为我生下儿女。
姈惠太渴望要一个孩子了。
我们过继了大姐的小狗娃当儿子，还收养了抗联的遗孤小红作为我们的女儿。
说来也是巧合，1972年的5月我在大来镇当民政助理员，协助处理抗联军属张四方儿子的丧事时，发现他的遗孤没有人抚养认领。
其妻子因为难产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孩子出生后只有三斤半，由于无娘无奶，体弱多病。
本来有个父亲还能依靠，结果孩子不到三个月，其父亲便突发脑溢血死亡。孩子一下子就成了孤儿。
我当时找生产队长，请他们社员来抚养。在那吃不饱的穷困年代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收养。
我见那孩子委实可怜，就和姈惠商量，收养了那名女孩。
孩子很不好带，接到不久，就发现孩子患有“冷筋风”病。病发的时候就抽筋，全身冰冷，像死人一样。
我们抱着孩子到处求医问药，都没有治好。
后来听说上海市有一种岚风散的药有效果，我就找关系托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拿到药，把孩子的病治好。
两个孩子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我们一家四口在大来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让我觉得，大来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我们一家四口在佳木斯火车站的合影
时间转眼就到了1979年，我已经离开家乡19年了。
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多年来的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
商议后由姈惠先带女儿回去，一边看看老家的情况，一边反馈我的历史问题。
根据姈惠带来的消息，我觉得比较安全。
于是在1980年的春天，我处理好手上的工作，卖掉房子，带着儿子告别避难20年的北大荒，回到了武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