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郭烽明是1918年10月出生，我们老是河北晋县一个开明富足的耕读世家。
爷爷是个知书达理，受人敬重的乡绅，家有良田几百亩，还有商铺、药房。父亲自幼衣食无忧，喜读圣贤书，也接受了西学东渐带来的新思想。
谁料爷爷29岁就早逝，曾祖父祖母经不起打击，相继去世，整个大家庭猝然衰落。奶奶勉力支撑这家庭，坚持让两个儿子继续念书。
但是大伯自己中断学业，回村教私塾挣钱养家，帮奶奶管理几十亩田地。父亲则放弃了去京师大学堂的打算，考取了不收学费的保定师范。
父亲那一期是六年制，他就扎扎实实地在保定师范念了6年书，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
1937年，华北沦陷，父亲18岁。阵阵枪炮声中，奶奶和大伯让父亲跟做生意的姨祖父田海三一起逃命去。
临行前，奶奶嘱托姨祖父，你活着把人带走，也要活着带回来。
父亲离家的十几年，奶奶每天去村头等儿子回来。从37年一直等到50年，风雨无阻一天都没间断过。
父亲和姨祖父逃难的路上，经开封过黄河，正赶上日本人的轰炸。
炸弹朝着人群落下来。姨祖父个子比父亲低，但还是拼命把父亲压在身下保护他，因为答应了奶奶要把父亲活着带回去。
父亲被姨夫压在身下，还感觉到噼里啪啦的东西砸在身上，像是被炸起来的砖头土块，竟想到想“吾命休矣！”
之后却发现原来砸在身上的，是人被炸飞的断肢。
父亲抬头看着日寇飞机上的膏药标志，满腔仇恨，决意投笔从戎，心想，最好能驾着飞机上天去打鬼子。
正好空军的航空机械学校在开封招生，父亲以开封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成都学了一年飞机修理，毕业后分配到兰州飞机场。
父亲一心想上天杀敌报仇，不满意只做一个机械士在地面给飞机加加油，修修故障。又报名参加成都飞行士官学校的招考，再次以兰州考区第一名的全优成绩被录取。
1939年初，三期在铜梁空军入伍生总队开学。三期在校四年，入伍生训练以后，是初级飞行、中级飞行、高级飞行3个阶段。
那时的飞机很简陋，只有一副驾驶杆和一只罗盘，飞行员要有胆有识，有极好的技术、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三期学员绝大部分来自沦陷区，训练极刻苦。但每个阶段都有学员被无情淘汰，280人淘汰了200人。
飞行员和跳伞时的初级教练机“弗力提”
空军军士学校大门，远景是大礼堂
飞行官用的是质量最好的美国伞。飞行士用的伞是国内乐山某厂制造的，不知是技术不过关还是偷工减料，伞绳拉力和伞衣张力都远远不合标准。
同批跳伞的十个三期学员，竟然两死两重伤。
父亲拉伤了全身肌肉，王聚五（后改名王觉飞），严重摔断了腰骨。
同学们悲愤已极。父亲躺在医院，同学伍庆香到医院和他商量，决定罢课、罢飞、绝食，上告，要为冤死的同学讨个公道。
学校把校门锁了，不让学生们出校门，他们就翻墙而出，去找航委会请愿。
卢成柳跳上卡车声泪俱下地鼓动、号召，群情激奋，一呼百应。
结果，是伍庆香、卢成柳、吴俊、杜远礼四同学被送进监狱，父亲因住院幸免。
几天后，五人被宣布正式逮捕。三期及在成都的士校一、二期学员全都行动起来。
王聚五因腰伤，最后一个到达伊宁，他带来了一、二期学长的信函，父亲看完信后，即起草回信。想办法营救五位同学。
正好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亲抵伊宁视察，早就对父亲心怀不满的孙浮生借机大进谗言，将父亲、王聚五和徐世椿拘捕。
余下的同学们都太单纯了，就想着要把事情闹大，全给抓起来，那法不责众，就不会枪毙我父亲他们三人了。
四十五年前，囚于兰州黑牢之三难友
数月后，全部审讯结束，父亲和其他人学生仍旧戴着脚镣，被塞进四五辆卡车，在10多个武装齐全的警卫押送下，押回重庆，关押在北碚的黄果垭空军看守所，等待接受国民党空军最高权力机构“中国航空委员会”审讯。
上报材料上23人白纸黑字地写着“加入了共产党”。然而这显然是桩冤案！
但正式开庭后，23名年轻飞行员据理力争，一腔赤诚决心以死报国的牺牲精神，把主审法官感动得老泪纵横。
最终以“查无实据”上报航委会，但老蒋却下了手谕：关他们三年，好好学学三民主义！
那是1943年，抗日战争打得艰苦卓绝，23名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难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成熟飞行员长空杀敌的愿望成为泡影。
23人获释时合影
与此同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王若飞也通过当时在集中营里的难友萨空了接近和帮助这23名国军飞行员。王若飞还委托萨空了带一笔钱给他们改善伙食。
萨空了转达了王若飞的话：“国民党不要你们，我们要！”
萨空了又告诉他们：“建设新中国是需要科学技术、需要人才的。”
但不久王若飞就因飞机失事死于空难。
三年后，抗日战争胜利了，父亲和她的难友全部获释。
23人出狱时相约十年后再见。之后便各谋生路去了。
有位在高级训练时淘汰的同学殷汉屏，在重庆神仙洞办了个镜子厂，他收留了大部分的无家可归的三期同学。
父亲出狱后，先和殷钟崃一起回到殷的长寿老家家调养了几个月，然后回到重庆，考进《时事新报》先做资料员，很快就成了记者，不久又升为采访主任，并和我的母亲相遇、相知。
1947年2月，“白色恐怖”笼罩重庆新闻界。年底，父母应母亲复旦的同学王朴邀约，前往江北志达中学任教。两年后，王朴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父母也离开志达中学，进入《新民报》。父亲说，日本鬼子投降了，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人民，必将在民心所向的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
这篇连载披露了国民党造成的那桩惊天冤案，一刊出便轰动一时。
父亲说他竟在重庆街头碰到了孙浮生！父亲奇怪，这个家伙为什么没逃到台湾去？他留下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不由分说就把他扭送到派出所。
后来得知徐品行又在西安看到他，也把他送交军管会，但这两次孙浮生都毫发无损。
1950年初，父母带着一岁多的姐姐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家乡，原计划到北京的新闻学校进修。却在石家庄被重庆新闻界的老朋友夏景凡拦下来。介绍到《石家庄日报》做了记者。
两年后，父亲应集中营难友萨空了之邀，调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了《连环画报》的编辑组长。
那是父亲的事业黄金期，也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童年。
肃反时，父亲又听说了孙浮生的消息，听说他在西安位居“高职”，就联络张树奇、殷钟崃等人分头写检举材料上报，也无下文。
1958年春，出版社为凑足反右指标，把父亲补划为右派，和文化部一千多名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去了。
我还记得他们走的那天，邻居李志强叔叔（也是美术出版社的右派）喊了声“老郭咱们走吧。”父亲依次拥抱了妈妈、姐姐、我和弟弟就出门去了。
这是父亲生命中的第二次万里解押。
没想到，父亲在去北大荒的火车上，竟然遇到了当年23人中的小弟弟的邹忠。
邹忠后来加入了解放军空军，在汉口中南空军司令部轰炸科任营级参谋，此时竟也被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锻炼。
邹忠见到父亲很激动，上前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但父亲竟支支吾吾抽身躲掉了，不愿打招呼，这让邹忠说不出的别扭。
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年，又是遭遇了十年大浩劫，所幸他们都熬到了苦尽甘来那一天。
身居改革前沿广州的邹忠开始寻找大陆的三期同学，给许多人都寄去信件。不久，除吴天健已去世，新加坡人张兆朴已属外籍，陈名骙去了台湾，陈宗正、徐嗣源暂无音信，其余18人都建立了联系。
邹忠随即发出了“再见一面，实现当年“”十年前之约”的愿望。
很多人顾虑重重，有的担心因“非法集会”再被整肃。有的说“混得太惨，潦倒落魄，无颜再见弟兄们”，有的生活窘迫，身体病弱“卧铺买不起，硬板吃不消”，有的盼望相聚，又怕“秋后算帐”……
邹忠在信中说：“我的愿望，同学欢聚一堂，共同照一张相，一张这辈子永远怀念的相，坐在家里看到这张照片会感到欣慰，会感到无比幸福，在我临死前看到这张相片，我会觉得这辈子没有任何遗憾。”
父亲与王觉非抱头痛哭
1984年秋，66岁刚退下来的父亲母亲一路南行，看望了刘春城（德州）、娄炳成（南京）、徐世椿（泰州）、徐品行（杭州）、陈立仁、郑定谆（上海）。
他记录此行的“南行报告”，在同学间传阅。许多人看后大呼，如果不相聚，这辈子再没见面机会了！
大家终于决定以“共同旅游”为名，重聚于西安。
邹忠向大家特别强调，“我们都年逾花甲，分别几十年，一旦相见难免激动，千万要克制，一定要避免过于动情发生意外，万望学友牢记在心.....”
聚会原定住在空军11军招待所，由于还有同学感情上不愿再看“空军”俩字，改为东亚饭店。
父亲因急性前列腺炎刚做了膀胱造瘘手术，他不顾家人劝阻插着尿管前去赴会，我随行照顾。
西安相聚，前辈们集体返老还童，一律亲昵地叫着当年的外号，我知道了父亲的外号是“牙膏”。
他年轻时酷爱运动，总是晒得黝黑，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爱说爱笑，酷似黑人牌牙膏的广告。
难友重聚，自然会想起当年陷害他们的孙浮生，只是此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大家自顾不暇，早将这个魔鬼置之脑后了。
1988年，樊培益、冯学珍、赵良田分别从美国、台湾回国探亲，大陆同学为迎接他们齐聚成都，再次聚会。
樊培益带来录像机，摄录了聚会实况，每个同学都出镜亮相，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诉说对台湾、海外同学的思念。父亲还代表大陆同学向台湾和海外同学“隔空喊话”，情动于衷，几度哽咽。
樊培益还专程去西安看望病中的张树奇，告诉他：台湾和海外的同学想念他，让他说几句话。
这个曾经能歌善舞的歌咏队长，面对录像机只说了“同学们，四十多年了.....”就泣不成声。
而这一次，樊培益还带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孙浮生竟是“红色小政客”，陷害23人可能意在消弱国军实力。
刚刚走出文革阴影，正在合力争取“离休革命干部”待遇的大陆同学，对此消息更多的是不以为然和不置可否。
那时候，同学难友流着泪让父亲动笔，要他写三期，写自己。
一开始父亲答应了，倡议每个人写写自己的经历，然后由他汇总。
父亲也计划动笔写自己的回忆。母亲坚决反对，甚至要“以死相拼”，父亲的回忆录就此中断了。
2010年我第二次来到邹叔叔家
后来的联系就以邹忠的“通报”持续着，中间邹忠经历了一次脑溢血，一次食道癌手术，都是刚能下床，就继续“通报”.
后来邹忠二度脑出血，胡景濂接手通报任务。一年后，邹忠稍有好转，再次接过通报工作，三期“通报”前后出了近百期之多。
父亲盼信又怕信，他一次次为逝去的弟兄们老泪滂沱。
每位同学辞世，灵前都有题写“三期海内外同学敬挽”字样的花圈、花环。
2009年8月14日，父亲溘然长逝，他说：我要去找我那些老哥们了……
父亲走了之后，我把他的书画、文字信件都拿回了我家。
细读《三期毕业纪念册》和《镣铐万里行》，心里难过极了。
我特后悔，没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多问问他的往事。
我想，父亲没做的事，我要替他做下去。不能让他和三期前辈的过往如烟散去。
1985年23人部分难友西安聚会
我在整理父辈资料时，网上查阅到了孙浮生资料，才得知他真的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却不知什么原因“脱党”多年。
留在大陆的他竟和父亲一样带过“右派帽子”，曾被赶到农村务农，还蹲了七年秦城监狱。出狱后，他在给中央的亲笔信中说：在长期失掉组织联系下，还自发自动立足于党的利益开展地下工作，决心终身做一个不褪色的布尔什维克。
不知他所说的真假，但我看完心中阵阵寒意，父亲和三期前辈何辜，他们都是一心想杀敌救国的热血青年，难道竟做了无辜的牺牲品？
我打电话将此事告知徐世椿，徐叔叔说：“乖乖啊，我们就是牺牲品啊！我们一辈子都被他毁掉了！人最痛苦的是不能用其所能，我们那时候飞得多好啊！”
我问，您现在还恨孙浮生吗？他说：“怎么能不恨？但有什么用啊，过年我就94了……”
我打电话给胡景濓，一听到孙浮生的名字，胡叔叔就说，他国民党特务、大坏蛋。得知孙浮生曾是192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时，也是老党员的胡叔叔连连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要搞我们啊？
我打电话给邹忠，曾患食道癌和脑出血的邹叔叔健康情况在退步，耳背得更厉害了。我大声地、一字一顿地告诉他我的发现，听筒里随即传来含混不清的呜呜声……
编辑：思聪 霞姐
抗日空军惊天冤案：法官审判时数度落泪，蒋介石下令先关三年
看郭烽明88年的聚会讲话视频，请看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