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两次被航校开除，三次进监狱，却完成了上百次驼峰飞行 | 飞过万重山05

文摘 2024-06-26 20:21 北京

大家好，我是霞姐。

我们记录过不少回忆父亲的故事，其中少不了纷争和误解，让我更深感受到父子关系的复杂。

但，就像小时候读朱自清的《背影》一样，时间总会冲淡一切，最后只深下爱的回忆。

今天给我们讲述父亲故事的吴量福教授，曾任美国地方政府高级信息主管，曾创办并管理美国城市技术公司，他的中英文专著和学术论文都成果丰硕，但他从未想过写自己的父亲。

直到有一天，家人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他才开始查阅、翻找父亲的相关资料，想要更多了解父亲。

他的父亲是一位在成都航校、昆明航校都被开除过的学生，但他的父亲，也是美国成立“驼峰飞行员协会”之后，第一位成为终身会员的中国人。

1987年元月，我到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读书。当年秋天父亲因公访美，绕道来看我。

我是自费留学生，生活非常窘迫，父亲来后，只能和我同住那间地下室。

我开着那辆花300美元买来的老爷车，载父亲外出时，我开车的技术还犹如婴儿学步，启动、停车、换道、超车每项动作都似乎是在表演杂技。

父亲坐在车中，嘴上不说，但双手却紧紧地抓住座椅。

每当车速超过40英里时，老爷车车身就会颤抖，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好像要散架。

父亲又戏言安慰我，说他遇到过的险情比这要可怕得多了。

当时他没讲述细节，到后来我开始了解他一生的道路时，才知道父亲那不是在开玩笑。

父亲以前是开飞机的，类似的场面确实小儿科。

第二年的秋天，父亲和母亲应美方邀请一同到美国来参加驼峰协会的年会。借此机会，父亲再次和母亲一起来看我。

我读书之余打黑工，口袋里有点闲钱，以致我能摆摆阔气，将两位老人安排在旅馆里住。

那时我已经换了住所。虽然还没完全脱离“地下”室的水平，但条件要好得多。

我还给他们好好做了几顿饭，包括炸猪排、炒里脊、耗油鸡丁什么的，味道都还可以。这可让老两口大吃一惊。

我原来在家连碗都洗不干净，先是遭到两个姐姐的埋怨。结婚后又时常让妻子嘲笑。来美国不到两年，什么家务都会做了。

我开的车也是升级版的，至少是4门的大车，两位老人能舒舒服服地坐上去。我领着他们在附近的“景点”转了转，老两口挺高兴。

父亲还拜访了我的导师。我的导师是专门研究中国和东亚问题的，对二战期间在中缅边界的“驼峰”行动比较熟悉。

聊到驼峰，父亲谈得十分高兴。

1987年我到美国后勤工俭学

我读书的埃姆斯市是一座大学城，规模不大，学校放假时的人口只有两三万人，可城中居然还有一个航空俱乐部。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我请他带着我和父亲母亲到他们的俱乐部参观一下。

谁知，当俱乐部其他成员得知这位中国父亲曾经飞过驼峰航线，都觉得有这么一位“历史人物”来访问是他们那个俱乐部的荣幸。

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俱乐部会员们全体列队出来欢迎。

这是一个私人俱乐部，俱乐部里飞机也都是私人的，各式各样。“陈列品” 中居然还有一架当年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搞来的。

他们把自己的小飞机擦拭得干干净净，由会长逐一向父亲介绍。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航空爱好者们专门去申请了一特殊许可证，安排让父亲驾驶一架双人滑翔机上天飞行。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滑翔机后面的座位上安排了一位“副驾驶”，为父亲保驾。

滑翔机是由一架牵引机带上高空，然后牵引机放松并收回牵引用的细钢缆，任凭滑翔机自行借助高空的气流在天上“飘荡”。

那天的天气很好，几朵白云点缀着蓝蓝的天空。那架滑翔机时高时低，有时飞到远处变成一个小白点。

滑翔机的机翼很长，远远望去，很像一只在蓝天中翱翔的白天鹅。

看着母亲那担心的表情，俱乐部会长对我说，指挥塔的航空调度人员一直在与父亲和那位副驾驶通话。一切正常。

我将他的话翻译给母亲，她才稍稍放下心来。她担心年近70的父亲心情激动，血压又高，受不了在天上那么折腾。

回到地面后，父亲非常兴奋。他说真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体会过在飞行时会有那样的宁静。

其他种类飞机都会有发动机的轰鸣。唯独滑翔机，可以“安静”地在天空行驶。

父亲已经有22年没有再接触过飞机的驾驶杆。这次驾驶滑翔机飞行的经历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终生难忘了。

那天，无论是在返回的路上，还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谈论他在天空中的感觉。

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对这次重返蓝天很有感触。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当时的那种感情，除了对自己过去的感叹之外，还包含对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事业的热爱。

父亲曾说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驾驶国产的喷气飞机。

父亲在我那里住了将近一周，然后乘火车去芝加哥。

离我们最近的火车站坐落在一个100多英里之外的名叫奥塔姆瓦的小城，开车去要两个多小时。

在路上我们谈了许多。言语之中，我觉得与身边父亲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没有了，可同时又觉得父亲是这样的陌生。

父亲这两次到美国来看我，我才醒悟到自己在与父亲的关系上失去了很多很多珍贵的东西。

这也许是我成熟了的表现。

从父亲的话语之间也可以看出来，他也是刚刚才意识到这个儿子不是他原来记忆中的儿子了。

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俩才感到一些父子情。这种感情迟到了33年。

那个小火车站的确是很小。一条铁轨，一个只有100米左右的站台，后面是一间孤零零的候车室兼售票房。

火车到站的前半个小时才见一个老头带着一条狗，慢慢吞吞地走来，开始卖票。列车正点到达，我却有希望火车晚点的念头。

临分手时，我还有违中国的习惯，和父亲母亲拥抱了一下。母亲心慈，已是满脸泪痕。父亲却在不断地嘱咐我要努力学习、注意身体。

但就在他转身扶着母亲上车的那一霎那，我看到他眼角边也有两颗没掉下来的泪珠。

我一直坚持着没流露出自己感情。直到火车慢慢启动、加速、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我才鼻子一酸，流下泪来。

小时候，和父亲少有的亲密时光

我心里暗下决心，无论是我将来学成回国，或者将他和母亲接到美国来，好好补偿我们失去的那些东西。

我知道父亲最愿意看到的还是我在事业上的成功。到后来我自己的儿子长大了，我才真正体会到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

谁知我们在那个小镇火车站上一别，便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父亲出生在1922年的四川德阳，我的祖父母以医谋生，中西医并用，男女老少、各种病症都看。

父亲三兄弟，大哥淘气，三弟尚幼，排行老二的父亲最受祖父喜爱。他常常在祖父身边转悠，斟茶倒水，帮忙照顾来看病的客人。

祖父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衣钵，治病救人。他经常对父亲说，要用功学习，就是自己不吃饭，也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医生。

如果不是战争，父亲或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父亲在育德中学的第二年，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大批流亡的学生涌入绵阳，大街上满怀悲愤之情地高唱着《流亡三部曲》，那“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怆曲调给父亲极大的震撼。

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后，中方的空军力量全军覆没，日军的飞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中国的大后方进行轰炸。

父亲亲眼目睹炸弹呼啸着从天上落下，那股凄厉的声音，伴随着长久不忘的仇恨，让父亲下定了要当飞行员的决心。

遭日机轰炸后的汉口

1939年4月，校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请两位军人宣传航空救国的道理。

父亲与300多同学一起，在台下听那两位空军军官讲述日本飞机屠杀中国百姓的恶行，大家听得义愤填膺。

父亲一冲动，当场站起来报名参加空军。

当时他才17岁，尚未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但因个子高，身体又好，成了全校两名被录取的学生之一。

在欢送会上，几位女生送了他一条有全班同学签名的毛巾。上面除了同学们的名字之外，还有用红丝线绣出的两句诗：“血洒长空驱倭寇，舍身报国志可嘉”。

父亲倒是兴高采烈地应征入伍，回家与父母告别时，祖父一句话都没讲，祖母只是默默地流泪。

战争年代从军，总是凶多吉少的。

新生训练总队设在重庆西北的铜梁县的旧市坝，这里位于巴山山麓脚下，地势相对安全，不易遭到空袭。

学校四周都是农田，操场便是一块刚刚被平掉的稻田，旁边的营房是原来老百姓的大院。营房周围也没有围墙，只是有一条土路进入“校区”。

学校在路两旁竖了两根柱子，算是象征性的大门。两根柱子上分别刻着的两行字十分醒目：民族复兴路，空军第一关。

培训除了航空知识、体能训练，也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新生们都要学习“三民主义”。

1939年6月的一天，校方将全体预习士兵集合在那由稻田改造而成的操场上。校长面对排列整齐的300多学生，训诫加命令地说：每个人都要加入国民党。

随后集体宣誓入党，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父亲就成了国民党党员。

35年后，父亲后悔不已地说，那天参加国民党的仪式虽短，但却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和污点”。

他将自己和全家的种种遭遇全部归罪于他那国民党员的身份。

空军军士学校大门，远景是大礼堂

培训半年后，父亲离开培训总队，前往位于成都南郊簇桥镇的成都航校，父亲分在第三期，为中央航校第十四期特别班。

航校大门口有巨副对联，写着：“贪生怕死莫进此校，升官发财休入此门”！

设备完善的运动场，整齐的营房，远处机场飞机起降时的轰鸣，这一切让年仅18岁的父亲，以为“航空救国”的愿望立刻就要实现。

那时，无论从飞机的性能上，还是飞行员的经验上，日本空军都要胜出中国空军几倍。实际作战中，牺牲的可能性很高很高。

教官们天天都要提醒学员们不要有侥幸心理。在教学中，对技术上的要求简直苛刻，不断有学员被淘汰。

淘汰的原因五花八门，进度慢、脑筋迟钝、体能欠佳、不能适应高空作业、贪生怕死的、考试不通过的……

当然，还有以有“共党嫌疑”为名被开除的。

兵荒马乱，学校当局无法逐一合理安排被淘汰的人，那些家在沦陷区的同学，被淘汰之后立刻就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流落街头。父亲和同学偷偷出去接济他们。

成都航学与太平寺军用机场相邻，两者之间仅用篱笆相隔。日军飞机曾反复对太平寺机场进行轰炸。

一般来说，从拉响空袭警报到日机飞临、投弹，这当中会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于是，警报一响，同学们就会跑到事先挑选好的地方趴下，等着日本飞机来。

那种趴在油菜地里等着、瞧着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滋味，让年轻的空军们很不好受，窝火又无奈。

1941年初春，那天凌晨的空袭令父亲终生难忘。

就在三天前，苏联援助给中国空军100架“伊--15III”型歼击机，刚刚运到双流机场。

父亲和同学们都兴奋地去看过，他们抚摸着那银光闪亮的机身，觉得这一下可就有打小鬼子的本钱了。

不久就有日本飞机来空袭的警报，一定是特务泄露了消息。

大家趴在油菜地里，先听见日本飞机的嗡嗡声，然后就是中国防空部队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发射时的振动。

从地面照向天空中的探照灯光，一束束地将夜空编织成一个光网。由于空中没有中国的空军迎战，这些高射机枪、高射炮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日本飞机向机场上那一列列“伊-15III”飞机俯冲下来，炸弹和机枪的扫射顿时将那些崭新的飞机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同学们看着都流下眼泪来。

是可忍，孰不可忍，双流机场和太平寺有几架中国空军的飞机，在烟火中从跑道上冲上天空，与日军飞机较量。

还没等中国战斗机达到空战的高度，担任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便俯冲下来，对那几架中国飞机开火。

几十年后，父亲回忆那个场面时，还能清楚地记得日本零式战斗机一边俯冲，一边将副油箱扔掉的那个景象。

有一架中国战斗机刚刚从跑道上拉起来就中弹爆炸，将跑道照得通明。

另一架中国战斗机刚刚与日本战斗机纠缠上，就被击中，拖着一条火光从高空坠向地面，着地时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还有几架中国战斗机尚未中弹就从天空中直跌下来，触地爆炸。父亲他们心里都明白，原因不外乎年轻的飞行员的技术欠佳，或者是飞机操纵失灵。

大家就这样在油菜地里趴了将近两个小时，每个人都能感到大地在振动和袭面而来的热浪。

等日军飞机俯冲后向天空拔高，从学员们头上轰然飞过，日本飞行员的面孔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日本飞机离去后，天已大亮。只见机场跑道和航校的建筑基本被毁，100架崭新的伊-15III飞机损失殆尽。

更令人痛心的是，包括空勤和地勤在内，共有100多人死亡。

亲眼目睹那惨烈的场面，航学的学生，有点暗下决心，要学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但也又被吓破了胆退学的。

这次空袭，同学们开始认识到，政府和空军的无能也是被动挨打的原因。

几年艰苦学习眼看就要结束，能留下来的学员都是骄子中骄子。

大家要开始航校课程中比较晚开设的课程，空中跳伞了。先是在地面上连续跳高台，双脚并拢同时着地。然后学习如果开伞、操纵伞，等等简单的技术。

然后才是从高空试跳，人跳出飞机、开伞，然后从天空下降。父亲第一次感到整个世界是那样的宁静，除了耳边微微的风声之外，没有一点声音。

父亲低头向下看去，绿色的庄稼地和房屋先是那样的渺小，但随之而迅速变大，似乎在向自己扑来。

这次跳伞的经历是父亲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二天就发生悲剧。

第二天实习跳伞的10位同学跳出机舱后，父亲和其他学员在停机坪上向天上观望，一看他们降落伞打开后的样子，就知道出事故了。

10位学员的降落伞不是伞衣破裂，就是伞绳折断。眼看他们从天上摇摇晃晃地掉下来，8人受伤，2个人当场摔死。

其中一位姓林的同学，伞绳突然断掉，那白白的伞衣漂浮在天空，而人却像一块石头一样从几千米的高空坠向地面，重重地摔落在农田里，大大的“人”形久久未散。

多年之后，父亲一闭上眼睛，似乎还能听到那位同学身体撞在地面时那“嘭”的一声。

在航校穿着飞行员制服的父亲

眼见昨晚还一起说笑的同学，今日却步入黄泉，心头的悲愤之情难以控制。为此，全校同学便举行罢课、罢飞的活动，要求严惩偷工减料的制造商和航校有关的人员。

在这些活动中，好以“一时冲动”支配自己行为的父亲当了“领导”，带领着同学们悼念无辜死去的同学们。

活动愈演愈烈，父亲领着学生们跨出了航校的大门，上街游行。

这犯了大忌，无论在校园里怎么闹，都还算校内事务，如果走出校门，就按违背军纪处罚。

同学们继续罢课，校园里小规模的抗议活动还在进行。

入夜后，父亲刚刚躺下，学生队长走进来说；“吴俊，校首长找你谈话。”

刚刚踏进校部门，在里面恭候多时的宪兵就将父亲和已经在那里的另一位同学用手铐铐起。

这一次被捕的一共有4位同学，罪名是“奸伪嫌疑”。“奸伪”二字的意思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就是日本充当走狗的汉奸。

当夜，四个年轻学生就被押送到成都王家坝的军法处监狱。

父亲被捕后，第二天航校开始全日的“禁足”，严禁学生任何理由外出。

一位叫杨振林的同学，故意将自己的腰扭伤，以便有机会借到医院治腰的名义打听四个人的下落。

王家坝是当时成都市区外的一个镇子，军法处监狱位于这里新南门一个紧靠城墙的角落里。

一间间囚室不是在封闭的建筑中，而是在院子里。囚室的正面不是水泥砖头砌的墙，而是用碗口粗细的大圆木搞成的木栅栏。

那监狱更像动物园中关动物的笼子，在院子里走动的人可以随时看到每一间囚室里的情况。囚室中有一个木桶，供犯人们大小便。

虽然是空军军法处的监狱，但关押的犯人也是五花八门。有军人，也有老百姓，从老年人到带着婴儿的年轻母亲。从政治犯，走私犯，贪污犯到杀人犯全有。

与父亲同囚室关押的人有几位原来是开军车的司机，还有两个被俘的日本飞行员。两个日本人中，年纪较长的一位据说还是什么“歼击机之王”。

四位航校的学员与两个日本飞行员同室而囚，父亲想，原来的理想就是和这些人在天空中较量、厮杀一番，现在倒在监狱中成了“囚友”。

航校解除“禁足”令之后，父亲的同学们便纷纷赶来看望四人，看到监狱的条件和那猪狗食不如的饭菜，便开始每天为他们从外面的饭馆包伙食。

同学探望父亲时还为他们摄了影，年幼的四人还不知道事情严重

没到一个月，父亲就被拉出去过堂了。

四个人先后被推推搡搡地押解进法庭，还没说一句话，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打了一顿。法官凶神恶煞地问他们与“奸党”的关系，四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回答。

父亲面对那样的问题，身上的疼痛难忍，一句话也没说，却放声哭了出来。

法官以为他是怕疼才哭出声来。其实，父亲是委屈的。

想起育德中学里的圣诞钟声，想起同学们和老师、嬷嬷们对他参军的鼓励，尤其是那几位天真的女生绣出的诗句，这一切似乎都是对自己从军报国之心的最大讽刺。

这次庭审中，四位同学基本没回答法官的问话，可是在一旁的书记官却记下来洋洋洒洒十几篇。父亲他们也没有仔细阅读“供词”就签上字并按了手印。

父亲在“木笼”中度过的三个月，日军的空袭依然如故，警报一响，监狱的看管人员都要跑到防空洞中躲避，但犯人无人过问，生死全凭运气。

因在校的同学们一直在和校方交涉，校方被迫答应释放四位同学，代价开除学籍。

父亲不敢将这样的坏消息告诉家里。他站在军法处监狱大门外，茫然不知应该向何处去。

同学们替四人出主意，建议到中央军校设在重庆的招生处去试一试，那里负责招生的长官叫尹晋卿，此人原来在簇桥镇军校任职，有可能帮忙。

四个人中，父亲和卢成柳从军之心不死，决定改名换姓，到重庆的招生处再去试试。同学们还给两人凑足了几天的生活费和路费。

尹晋卿的确是一个很热心的人，私下听了父亲和卢先华的解释后，说可以帮忙，并保证录取。他嘱咐二人，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

于是，父亲将名字吴俊改为吴子丹，籍贯也由四川的德阳变成了西康的康定。

果然，父亲和卢先华被录取，二进航校，校址在云南昆明。

昆明航校的教学方式和成都的不同，先在中国进行入伍训练，初级飞行训练在印度进行，中、高级训练直接到美国进行。

空军飞行军士学校飞行员出操合影

1943年的3月底，父亲两人连同几十位在重庆地区录取的新生一起，被送到昆明的巫家坝机场的空军航校。

路途中的颠簸，令父亲想起4年前由德阳乘车去成都铜梁县的培训总队的情景。

入学后仅仅两个月有余，大约是5月初的一天，教育长命人将父亲叫到办公室去谈话。

父亲似乎有一些预感，看到办公室里的几个宪兵，并未惊讶。教育长非常恼怒，气急败坏地问父亲：“你的真名字是什么？”

眼见再也不能继续隐瞒下去，父亲便将自己的真实姓名以及过去发生的事报告了一遍。

教务长高声宣布：“吴俊，你在四川士校中搞破坏，又越狱潜逃，而后又冒名投考。现在对你实行逮捕，开除学籍，送交军法处。”

直到到父亲去世，他也没具体搞清为什么当时空军能了解到他冒名报考的事。“同罪”的卢先华就没有被识别出来。

两个宪兵押着父亲，连手铐都没有上，用一般运货的卡车押送，投进监狱。

这次的监狱是把一座古庙归化寺当押犯人的场所。

归化寺占地500亩，十分宽敞，能同时容纳1600名喇嘛同时打坐念经。

父亲被关押进去后，既没像以前那样有同学来探望，也没有庭审。几百个犯人，不能相互交谈，只能默默地瞪着大殿里的达摩祖师、释迦牟尼那些泥菩萨。

这座监狱里的看守人员倒不打骂犯人，但每天才给犯人们开一顿饭，让父亲饱尝挨饿的滋味。

最害怕的还是日本飞机的炸弹。归化寺的目标较大，而且又紧挨着巫家坝机场。所以，日本飞机“误炸”归化寺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即便是准确地命中机场，炸弹的呼啸声、滚热的气浪、大地的震动，这一切都让大家觉得炸弹就是扔在自己的头上。

父亲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前途。眼前的犯人和时不时发生的空袭——这一切都不能再让父亲有任何感觉；他整个人都麻木了！

六月中旬的一天，航校的一个姓王的队长来到归化寺监狱，为父亲办了出狱手续，并将他接回航校。

父亲糊里糊涂地跟着这位王队长回到航校后，先是劈头盖脸地挨了一顿骂，然后被告知他已经被开除了。

王队长在宣布开除命令后，说道“将军服交回，晚饭后立即离校！”

父亲终于饱餐了一顿晚饭，随后由两位士兵押解出航校大门。他那时已是身无分文，连身上的衣服也是破旧不堪。

刚刚走出校门，卢先华就从后面赶来，偷偷地来为父亲送行，并将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父亲。

父亲抬头看了一眼校门上方那刻有“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的大牌子，他深知自己那参军报国的理想就像过眼烟云一样散去了。

黑夜茫茫之中，路边的断壁残垣在告诉父亲，现实中的中国仍然在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之下。

父亲身无分文，有家但不愿归。

他按照手边的地址，找到原成都航校一位同学的家里。同学的弟弟对他却十分热情，将请父亲到他宿舍里住。

最让父亲高兴的，他在街上还无意中碰到一位原来航校的同学刘立中。这位刘同学是从航校开小差跑掉的，怕被抓回去按军法处罚，改名为刘克。

而更巧合的是，育德中学考上航校只有两位学生，除了父亲，另一个就是刘克。多年后意外见面，自然格外亲切，刘克当即将父亲邀约到他的住处。

刘克离开航校后，已经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西南运输处当一个小职员。父亲到了没几天，刘克就高高兴兴地对父亲说，中国航空公司在招聘驾驶员和副驾驶员，让父亲去报名参加考试。

父亲当即去报考，这次用的名字也是吴子丹。

就这样，父亲被中航录用并立刻被派往驼峰航线，与其他中国和美国同事一道，日夜不停地在驼峰上空飞行。

1943年10月，也就是父亲参加中航两个月后，他就经历第一次险情。

那次是从印度向中国的航程。

四架中航的飞机，在午夜满载汽油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飞向昆明。

途中气候尚好，但目的地的昆明机场上空天气阴霾，小雨加雾气将整个机场罩得严严实实。

父亲的飞机首先开始降落，但因能见度太差，不能对正跑道，五次复飞。

正驾驶员是被公认飞行技术最好的美国人，他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好在第六次降落终于成功。

飞机在跑道上颠簸蹦跳了好几次，最后终于着地开始滑行。但后面机舱里载运的全是汽油，稍有碰撞，擦出火花，那后果不堪设想。

飞机被地勤人员拖走之后，他们便在跑道边上站着等后面三架飞机。厚厚的云层将整个天都盖满了。也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大家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最后，机场上其他工作人员跑来告诉他们，后面三架飞机全部因能见度过低，看不见跑道而摔在滇池边上，三架飞机上9个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父亲知道，自己能站在这里仰望那阴云密布的天空，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驼峰航线运作的规矩是，超过预定到达时间三小时未抵达的飞机，便可宣告失踪。除非是在飞机场附近失事的飞机，一般是不派救援或者搜寻队去的。这主要是无法向近千公里的山区派救援队。

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飞越驼峰时，父亲和其他同事们常常可以看到远处雪山的山坡上有闪亮的光点。那就是失事飞机后，破碎的铝片或者玻璃反射的光。

飞越驼峰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在航线上运送抗日物资的。

运输机飞行在驼峰上空

包括父亲自己在内，到驼峰航线来的飞行员中，很少有人受过在恶劣天气中飞行的训练，更没有人学习过如何依靠仪表飞行。

1943年6月到12月期间，共有155架飞机失事，168名机组人员身亡。那么高的死亡率，使得许多遇难机组人员的父母、遗孀、家属和朋友纷纷给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会写信质问驼峰运作的必要性。

美国空军方面认为，失事率高的原因之一是飞行员太年轻，经验不足。驼峰航线上的中美飞行员，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父亲当时也仅仅才22岁。

为了改变飞行员经验不足带来的问题，罗斯福和阿诺德将军亲自启动了一个代号为“7-A计划”的行动，从其他战场派出一些有经验的飞行员去帮助驼峰飞行员。

“7-A计划”的执行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人员调配时，计划负责人仅仅告诉报名的人，任务是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运送人员。

好在盟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取得节节取胜，日军终于走向末路。

1944年，日本飞机对中国西南一带的骚扰基本停止了，父亲他们迎来相对平静的一年。

报考航校后，父亲给家里寄过钱，但没有回过家，他知道祖父还没原谅自己。

这年秋天，父亲第一次以一个成人的身份回家探望祖父祖母。

德阳县城虽然街上的难民少了许多，但战争的痕迹处处可见，父亲倍感自己参军抗日的举动是正确的。

祖父看到儿子回来，十分高兴，再也不提到当年不愿意儿子当兵的怒气。祖母也热泪盈眶，一把将父亲抱在怀里。

那几间租用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进门后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家中的家具摆设，在4年间没有任何变动。但在过去的几年中，父亲的三个妹妹相继死去。剩下来的小妹妹，都十五岁了，但长得十分瘦小。

眼见家中的惨状，父亲心中阵阵内疚。

这次回家，父亲尽量找时间帮助祖父经营诊所，就像他童年时在祖父祖母身边帮助他们照顾病人那样。

战争年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得病的人很多，但有钱来看病的人却寥寥无几。他又看到祖父祖母艰辛的生活，心中十分难受。

四天的时间，转瞬即逝，父亲简单地收拾一下他的行李，再次告别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在回昆明的途中，父亲特意“访问”了坐落于重庆五云山的战时青年训导营，这里还有父亲认识的20多位航校同学。

父亲不知道这个“训导营”的真实情况，还以为是一个培养抗日青年的组织。到了那里，还要经门前持枪核弹的门岗盘查，验明身份。

等终于见到那些同学，才知道他们不是在接受抗日的训练，而是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们就是那些当年到监狱里来探望父亲的学员们。

今天，父亲与这些同学们交换了位置，他在“外面”，他们在“里面”。

然而，父亲回到民航不久，他早年在航校的“劣迹”不知为何又被翻了上来。

那会儿国民党对空军里的共产党员怕得要死，父亲案底里有“奸党”二字，他立即遭到开除。

后来父亲转到陈纳德的公司工作，由于是美国的公司，父亲留了来一直工作到解放后，才重新回到民航局工作。

解放初期的父亲

只是父亲没有飞过民航客机，主要是培训飞行员、运输、农业飞行和其他业务。

父亲常年随着飞行大队全国转，只是逢年过节才回家来。我和两个姐姐对他的印象就要浅一些。

只感觉父亲比较严厉，他每次回来都要询问我的功课。我不用功，成绩不好，就要看他的脸色。要是我淘气，在外面和别人家的小孩打架，那就不仅仅是看脸色的问题了。

我从小就有些惧怕他，觉得妈妈慈祥，好；爸爸严厉，不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停飞。

随后，父亲被投入监狱，罪名是“有驾机投敌叛国倾向”。这是父亲第三次进监狱，一关就是六年，直到1974年被放出来。

父亲回家时，身穿一身绿军装，身材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要矮小，消瘦。

他入狱前最后一次见我，我个头刚及他胸前，现在，我已经20岁的大小伙，身高早高他一截子了。

更主要，我也早已光荣地成为知青，在农村那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

1978年，我借着父亲案子被平反的机会回到城里，成为待业青年，每日游手好闲，终日与各路朋友在一起抽烟聊天，消磨时间。

父亲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父子之间的冲突不断。

我对父亲的那种陌生感也丝毫没有减退。我后来勉强考上了大学，感觉到父亲也依旧看不惯我。

1974年冬，我在山西插队

我上大学开始学英文的时候，父亲对我讲过他在飞驼峰时的一个有关英文的小故事。

他每次在飞机起飞前，都要和正驾驶一起检查、核实一些仪表数据。其中有一个开关的英文是“Feather”。

父亲虽然每次都知道要检查那个开关，但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就是不明白这个“羽毛”是干什么的。几次问美国的正驾驶，但他们都是三言两语地，解释不清楚。

直到有一次在飞行中，C-47运输双引擎中的一个发生故障，飞机做了单发动机飞行，父亲才搞懂，英文中“羽毛”一词还有“顺桨”的含义。

顺桨是指两个或者多发动机的飞机在飞行时，如果一个发动机发生故障，就将其改为顺桨，使其随着风向自转，以减少阻力。

这么简单的一个装置，一时间还搞不懂，使得父亲更加努力学习英文和飞行技术。

我们从小受共产党教育，对国民党的统治和不抗日政策有深刻的了解。偶尔听父亲讲到驼峰的历史，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美国和国民党与抗日战争有什么关系。

后来，父亲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李伯伯答应支持我出国留学。他是父亲在驼峰航线认识的，后来在陈纳德的公司里也是朋友。

我当时对去美国也不以为然，这态度也令父亲十分不满意。

但我还是在1987年元月来到美国求学、工作。在这离家万里的异国他乡，我和父亲的两次见面中，理解了什么是父子情。

1990年7月底的一天，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因脑溢血突然去世。

我挂掉电话，连忙开车到当地的旅行社询问机票。互联网技术在90年代初期还没进入民间，买机票只能与当地旅行社联系。

那时候芝加哥与北京之间尚没有直飞的航班。欲回国，只能从我居住的依阿华州飞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搭乘去北京的航班。

旅行社那位金发碧眼的老太太说，从旧金山飞北京航班，有票无座，必须到机场等座位。她安慰我说等到座位的可能性高达99%。即便当天没有，第二天准可以等到。但需要在机场委屈一夜。另外，由于要购买明后两天的机票，票价高昂，够我半年多的生活费。

我打电话回去和家里人商量，最后还是母亲拿了主意，我不用回去了。

按照中国的习俗，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得由我在葬礼上端着父亲骨灰盒。可当时我那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使得我最终没能回家给父亲送行。

后来母亲说，父亲生前最担心我在美国的学业。如果我勉强回国参加葬礼，耽误了当时我那两门夏季学期的课程，父亲要是活着，可能也会觉得不妥。我知道母亲那是在安慰我。

父亲去世后的1991年，母亲代表父亲到美国参加“驼峰飞行员协会”的年会，父亲是第一个成为协会终身会员的中国人。

在大会开会前，全场的驼峰老人起立默哀以纪念已故去的父亲。母亲说许多飞行员已年近暮年，行动不便，即便那样，他们还是要坚持起立默哀并蹒跚地走到母亲身边来表示敬意。

我在听母亲讲述这个动人的场面时，十分感动，但心中也涌上阵阵苦涩。

父亲从1943年8月被中航录取开始，到1944年11月被中航在国民党空军的要求下开除，父亲一共在喜马拉雅山上飞行了300多次，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脚踏黄泉路，几乎丧命。

尽管驼峰航线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却很少对我们提起这段历史。

多年后，当年驼峰航线上的生还者们在美国组织了一个“驼峰协会”，以纪念他们共同的历史，曾几次访问印度，面对蓝天悼念当年没能回来的同事、战友们。

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几位美国驼峰飞行员旧地重游，在成都机场无意中碰到父亲，这才使得中美两国的驼峰同事再次相逢。

父亲在我出国读书前后几次到美国来，目的之一就是参加美国驼峰协会的年会。

时光荏苒，人生就在我们身边悄悄地流过。

当年小站上和父亲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母亲常说，如果今天父亲还活着，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一定会很高兴。我有时调侃地问母亲，要是爸爸还活着，他服我吗？

母亲总是会说：会的！

妻子总说，不知为什么，我不但现在的一举一动很有当年父亲的样子，而且说话和脾气也和父亲一样。

每逢此时，我都会笑着回答道：可不嘛，要不怎么叫父子呢！

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对父亲的过去并不十分了解。在那失去的33年中，我们曾有过多少时间在一起呢？

以前母亲曾多次要给我讲讲父亲的过去，由于一种对父亲的逆反心理，我都以种种借口避而不听。

我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一份由父亲起草的报告草稿，日期是1985年5月。

大意是，请求批准他参加并组织各项有关纪念驼峰航线的活动。他在报告中解释，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的积极效果是能够支持中国政府的统战政策。

在提到参加活动所需费用时，他说他愿意自己出钱。

支持统战？这就是纪念历史的目的？难道父亲就真是这样来看待他自己的过去吗？于我是不能理解的。

我小时候一家人合影

2009年初春一日，妻子问，你整天写书、写论文，为什么不写一写自己的父亲呢？

一时间，我心中涌上一种难言的愿望，要回头看看父亲的生活和他生活的时代。将他的经历写出来，也算是我为我们父子失去的那33年做一个补偿。

我在搜集、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时深深地感到历史的荒诞，如果不是他留下的一份份认罪书，我可能还真没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父亲了。

父亲每次登上飞机，坐进驾驶舱，就等于是将自己装进了一个炸药包。

在他的回忆中，在航线两端的机场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天气而关闭——根本不知道天气的情况。

每次起飞后，每个驼峰的驾驶员都希望自己的运气好，不要碰到坏天气。

父亲说，驼峰飞行员都有一种宿命论式的说法，“你能飞过来，我就能飞过去”。

除了上面说到的那些，父亲还详细描写过他真正经历的生死时刻。

那是1943年11月末的一个深夜，距离上次昆明雨雾天气事故才间隔一个月有余。

父亲也是从印度飞回昆明，飞机上装了三十几桶汽油，飞机刚刚升上漆黑的天空，父亲耳边就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机身也开始急剧地抖动和十分剧烈地上下颠簸。

父亲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连同身下的座椅上下左右地与驾驶舱里的金属碰撞。他心里立刻闪过“死了”这个念头：终于轮到自己了。

这仅仅是一闪念，他立刻本能地想到应该关小油门，试图伸手向操纵台够去，但腰间系着的安全带将他粗猛地拉了回来。

就在此刻，爆炸声、机身颤抖时发出的金属碰撞声突然间都消失，机身剧烈的晃动也停止了，一切都变得那么宁静。

这也许就是三五秒钟的时间。

父亲下意识地开始移动身体或者说是想爬起来，但身边都是破烂的铝皮。在漆黑的夜中，什么也看不清。在求生的本能支配之下，父亲从飞机的残骸中爬了出来。

父亲想站起来走，但没迈出几步就跌倒了，他躺在地上，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突然间，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泉水？父亲立刻就意识到那是几千公升的汽油正在从破裂的油箱向外流淌。

他想到了着火，想尽量向远处爬，哪怕是再远一尺也好。但躺在地上根本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

等父亲醒来的时候，几位缠着白头巾的阿米萨农民正蹲在他的身旁。一看他睁眼醒来，他们那黑黝黝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父亲知道自己得救了。

两小时后，他被送到一个军队医院。正当他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印度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医院的房屋被震得吱吱作响，手术台好像要倒下去。但他根本没有感到任何恐惧。这点危险与刚刚遭遇的可怕情景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与正驾驶和报务员的伤势相比，父亲算是比较幸运的了。父亲的头受到重击，造成了脑震荡，外加长长的一道口子。

父亲写道：“虽然死神仅仅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将我们的飞机摔在离机场不远的地方，而且飞机撞毁时，也没引起汽油着火，但在那一瞬间，我也体会到了‘死’的滋味。”

这次事故是由于螺旋桨疲劳过度折断造成的。

父母1989年在美国华盛顿参加“驼协”年会合影

父亲是在医院病床上迎来1944年的。出院后，可以继续疗养，或者停飞，但他却回到加尔各答总公司机航组报到。

见到父亲，机航主任问：“还飞不飞?”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飞。”

正为飞行人手不够而发愁的机航主任高兴得跳起来，马上排定航班。头上的伤口尚未全部愈合的父亲拎起飞行图囊，跟着机长就走。

当他头顶伤疤再飞越喜玛拉雅山峰时，说是麻木了也好，说是视危险而不见也好，这条航线对他来说已经不那么可怕了。

父亲说只要一登上飞机，总会想到心爱的家人等待着自己平安归来，就会感到这是国家和民族托付给自己的重任。

更重要的是，每平安地起降一趟，就是一次消灭法西斯的胜利。父亲17岁那年在学校操场站起来投笔从戎，中途波折不断，但保家卫国的初心从未改变。

父亲说：“因此，当遇到一切危险、艰难和死亡时，我心里并不去害怕‘死’，而是力争如何‘生’。”

我想，这也是父亲一生的座右铭吧。

在航校前辈的系列故事里，我不止看到对往事的记录，更多是后人怀有深情的追忆。

当后代抵达父辈抗日的年纪，经历世事，才会理解他们的奉献和挑战。

我们也经历了那个二三十岁的年纪，在应付工作、生活的琐碎时，看到父们冒死穿梭在驼峰之间，自然会被触动。

抗战、无畏、热血、悲壮、执着、奉献、牺牲……能涵括一个处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军人所有应有的品质，这就是“驼峰航线”。

抗战关头，民族存亡绝续于一线间，正是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团结一致，用生命在驼峰航线疏通了中华民族生命的最后一条输血管道，保证了抗战的持续，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他们的历史是民族的历史，回忆是民族的记忆，过去是民族的往事。

我相信，往事记录下来，也一定会抚平那些历史的褶皱，下一代人一定会给他们公平的尊重和理解。

昨天晚上，我们编辑完稿件后，请吴量福教授审阅稿子，没想到他说不用审，让我们编完直接发。

随后，吴教授发来信息：“感谢你们做的事情，使那段历史可以从多方面保留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些认可中，坚持前行的。

父子之间、你我之间、历史之间，都是需要被认可的，这是天性，也是道义。

编辑：思聪霞姐

图片：吴量福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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