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我很早就知道老山收复战中有女兵荣获一等功,其中一个叫钟惠玲。
她是唯一一个获得荣誉称号“模范卫生员”的女兵,那年她才18岁。
不久前我在昆明遇见她,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她就是当时的野战医疗所护理员钟惠玲。
我原以为说起一等功,她会像我们记录过的其他英雄一样,自豪和荣耀。
可她一开口就说,这个一等功太重了,她为此惶恐了40年。
在老山、者阴山收复作战中,我荣获了一等功,并被授予了荣誉称号。战后这四十年,没有特殊情况,我都不会戴那枚军功章。那是前线战友的鲜血,和我们野战医疗所所有医务人员的汗水铸就的,它永远都不属于我个人。时隔40年,我永远也忘不了1984年的4月28日。在凌晨的蒙蒙细雨中,远处火光冲天,炮声隆隆,老山收复战正式打响。不一会儿,伤员被一辆辆的大卡车拉着,潮水般涌进医疗所。我当时是陆军第72医院野战医疗所的一名卫生员,我们小组分管的28 张床,一下子就被伤员躺满了。轻伤员就围着床边坐,重伤员不够躺,就把床上的褥子拽下来,铺在走廊上、草坪上先躺下。大家肯定见过矿工的形象,全身黑乎乎的,只有两个眼睛锃亮锃亮的。我们前线下来的伤员也一样,全身汗、血、泥巴混在一块,只有两个眼睛也是亮亮的。我的工作任务是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第一步就是快速清洗。我快速把伤员的衣服绷带剪下来,鞋子、绑腿解不开也用剪刀剪,然后把伤员身上、脸上、耳朵、鼻腔里的泥巴、泥浆清洗干净。我是个新兵,从小也在城里长大,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感觉就是特别恐怖。钟惠玲参军第一年青年节留影
有些战士都是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到前线潜伏,很长时间没洗过澡了,很多战士的绑腿解开,脚丫子的肉都烂糟糟的。怎么形容那个烂脚丫呢,就像我们云南人煮熟的芋头,拿到手里剥掉皮,就是那种黏糊糊的、烂糟糟的。我蹲在地下给他们解开绑腿,清洗脚丫的时候,有的战士还好心问我,“诶,女兵,臭不臭?”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戴着一个口罩,那个气味闻得我都快窒息了,很快我又加了两层口罩。但是那一整天,我看到伤员没有一个叫苦一个叫痛的,我很快的把那三层口罩都拿掉了。我不再觉得恶心,也不再觉得窒息。人都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我被战士的勇敢打动,也为自己开始的行为感到羞愧。伤员清洗完马上要做皮试,打破伤风针,青霉素也得打,然后医生准备做手术。整个医疗所很紧张,全是流水线,你的动作慢了,就影响下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72野战医疗所驻地落水洞医院
三天三夜,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人休息,有的甚至坚持了一个星期。
野战医疗所的手术室设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布置了 6 个手术台, 6 台手术同时进行,一天做 100 多台,可想医生护士的工作量有多大。有的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脚肿得跟橡皮脚一样,鞋子都穿不了,大拖鞋都挤满了。有个护士累得直接在手术台上晕倒了,扶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喝点水,清醒了又继续进手术室。他们全身心救治伤员,那种忘我的精神,激励着我,也感动我。4月28日那天,我是哭着上完班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血,那么多伤残的战友,那么敬业的医护。最让我最难忘的一个伤员是我在外科小组看到的,一个大活人躺在病床上就剩那么一小节。整个下肢没有,两个胳膊也没有,脸上就只有几个窟窿眼,全身包着纱布。只能发出那种微弱的,像小羊羔的哼唧声,很弱很弱。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意识,会不会疼痛,就是觉得他好可怜。这个士兵生命力很强,他坚持了 70天,最后也走了。三天三夜后,伤员换下来的脏衣服,带血带泥的已经堆得跟小山一样。医疗所的同事们梳头不梳头,不洗脸,什么也顾不上了。我清理完伤员,去扔脏衣服时,高一脚低一脚跟踩棉花一样。衣服扔完,一头扎到脏衣服堆里去了。后来被一个路过的看到,说这不是小钟吗,怎么在这睡着了,把我叫醒给牵回去了。我回去洗个冷水脸,又继续在病房里坚持着,最后实在熬不住,倒哪睡哪。钟惠玲立功后接受作家采访
前线下来的什么伤都有,我把伤员当自己的哥哥弟弟一样去爱护,因为我哥哥钟友祥也在前线,而且就在老山主攻团118团8连。
我看到伤员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也有思想准备,哥哥可能受伤,也可能会牺牲。但我相信,只要我哥下了阵地,进到任何的医疗所,一定会碰到像我一样的卫生员,很好的照顾他。有一天我正在帮伤员写家书,突然一个护士吼了一声,“小钟,快来,这有个伤员姓钟,看看是不是你哥哥。”我心里咯噔一下,朝那边跑去,脚跟灌了铅一样,迈不动,发软,问:“哪个伤员姓钟?”我哥比我早两年去当兵,算起来我都快4年没见到他了,我都不敢想象他受伤的样子。有人用手一指,我跑到刚刚抬下来的担架旁,看到这位伤员脸肿得厉害、面目全非,我泪眼模糊仔细辨认,确定不是哥哥后心才落了地。但心马上又揪起来了,这也是前线的战友啊——每个伤员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从那天以后,每天夜深人静伤员都睡了,我就悄悄跑出病房,在屋外几棵芭蕉树前冲着老山的方向祈祷。祈祷战争早点结束,祈祷我哥哥、祈祷所有的战士,早日平安归来。话说解放军怎么能迷信呢?但没办法,心里就是牵挂,每天晚上都去。我们兄妹出生在云南大理,我爸爸在法院工作,妈妈是老师。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看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这些英雄人物长大的,从小就很崇拜解放军。记得我上高中,还弄了一件军绿色的上衣,一条蓝色的卡基布裤子,那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潮服。82年我参加高考,差8分,就想去当兵,当时我哥哥已经去部队了。那时候也没有走后门拉关系这一说,女兵体检面试也很严格,我们300多个女兵报名,就招收了我一个。我是带着大红花从大理武装部出发的,先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中途换了闷罐车,到达昆明后各个单位来接兵。我就被宜良汤池镇的72医院带走了,我在那里进行新兵培训。很荣幸,新兵结束的时候,我还得了个嘉奖。我先是分到总机班当通讯员,主要是收发报纸。一年后部队整编,玉溪44 医院和我们72 医院合并,我们转到玉溪,还是叫72 医院。钟惠玲在北京工作后留影
到医院刚过完年,就开始组建医疗队,要开拔到前线支援收复老山作战了。
我虽然瘦瘦小小,90斤不到,但当兵一场,有机会上战场,不去肯定会后悔,我就特别想去。但领导不同意呀,一是我年纪小,二来我哥哥已经在前线部队了,要是两个牺牲了怎么办。我之前还没学过护理,都是战前突击训练。记得还用狗来帮助训练,开枪打伤后我们跑去抢救包扎,估计是想让我们接触一下真的血。接到出发命令后,医疗物资、器械还有人员,一大个车队从玉溪出发,先在开远歇了一个晚上再往前走。车队到了麻栗坡,接到命令要停下来等待,因为再往前就是越军的炮火封锁区。上前线前更多的是兴奋和激动,一到了麻栗坡境内,通过微弱的灯光能看见那些戴头盔、绑绑腿的战士,莫名就紧张起来,知道前线就是这样子的了。等到天黑,车队才继续前行,但不能开大灯,开很小的车灯慢慢往前走。4月20号夜里,车队到了指定地点,这里是边防团一个连队的营房所在地。我们在这里卸医疗设备和药品,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只听到山那边“咣咣咣”的炮声。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才知道这就是我们野战医疗所驻扎的地方,叫落水洞。出去一看,一个个小山包像倒扣的窝窝头一样,云彩从山间穿过,云雾缭绕,跟人间仙境一般。我这个人大事干不了,但不管是父母还是单位领导安排的事,绝对完成任务,甚至百分之一百五的完成任务,包满意。我当话务员时,就被评为“三满意”,照顾伤员也一样。每天天一亮,我就把伤员的热水打好,给他们洗脸,接大小便,打饭喂饭。我病房28个人,喂完这个,下一个的饭菜就凉。我就这个喂一口,等他咀嚼的过程,赶紧跑去喂下一个,保证让大家都能吃到热饭。见我在病房里飞速轮转,大家都打趣说我像个陀螺,还有人叫我是永不停摆的小钟。我那时才18 岁,男孩手都没拉过,第一次给伤员接小便,就特别难为情。我把口罩戴上,白帽子拽得尽量低,让伤员看不清我。伤员也知道我是女孩呀,也不好意思,脸红的跟猪肝一样的,憋着,尿不出来。我就让他自己扶着尿壶,我在边上拿两个缸子,弄点水,哗啦哗啦的声音刺激他条件反射,让他把尿尿出来。钟惠玲和师傅兰洁在前线合影
驻地高温潮湿,每天跟蒸桑拿一样,伤员一身衣服三五天就臭了。怎么让他们穿上干净的衣服,我也有了个计划。
28 个伤员,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就让 10 个伤员把衣服、裤子从里到外全脱下来,放在病床下面到脸盆里,他们裹着床单在床上午休。我就按照顺利一次 10 个盆,把它端到水池子旁边,按照顺序洗完,按照顺序晾起来。差不多每天中午我都在洗衣服,洗完这 10 个,再洗那 10 个,再洗这 8 个。那时候年轻也不懂医疗保健,只是觉得在那么热的天里洗衣服也是一种享受。站在水里洗,每次洗完我衣服、头发也全湿透了,就去冲凉。冲凉回来,再把衣服翻个面,等衣服干了,所有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伤员午休起来,枕头旁边已经是一套干净的衣服。后来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手伸不直,膝关节、踝关节也变形了,严重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年轻的时候,膏药能够缓解,后来就是用一些激素维持。我那时候很瘦,90 斤不到,也不知道哪来的劲,还能背伤员去上厕所,每走一步咬着牙,就是有点充好汉的感觉。反正我就是不停的想办法,让病房里的 28 个伤员活跃起来,不要让病房里死气沉沉。你想想,都是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突然去经历枪炮,又受了伤,他们的心情能好吗?有一个叫晋方立的小战士,才16 岁,跟个娃娃似的没长开,像个中学生。他的腿被高射机枪打穿,到了医疗所一言不发,躺在那不吃不喝不说话,成天就是睁着眼睛瞪着天花板。我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眼睛就看着天花板,眼泪汪汪的。我给他喂水喂饭,洗脸洗脚,时间长了,他才和我说,原来他担心自己以后残疾了。我其实也比他才大两岁,就像姐姐一样开导他,说你看看手术室里,裤腿空掉的多的是,你现在两条腿都在,只要好好吃饭,营养充足了,伤口长满了肉,就好了。等他转院时,我扶他上的车,还给他准备路上吃的水果,汽车开出去一大截,他还泪光闪闪给我挥手呢。我那时一个月的津贴是 11 块 7 毛5,我全部都拿去麻栗坡县城买各种书报、象棋、跳棋、扑克牌,给病房里的伤员们娱乐,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没事就组织他们聊天,唱歌活跃气氛,我唱歌不好,也给他们唱,电影里王芳不是也给伤员唱嘛,反正就是要让他们开心起来。我还买了推子,给头发长的伤员理理发,虽然我理得不好,但伤员看起来精神了,状态也更好了。护理前线伤员剪指甲
渐渐的我发现,对这些伤员不仅是生活护理,更重要的是心理护理,战争创伤后遗症干预和抚慰这一块很重要。
记得第一批伤员转走的时候,有的挎着绷带,有的绑着头,有的杵个树枝,一跳一跳的,我突然觉得哪里不对。我回来就琢磨,伤员下来后,给他们换上新军装,领章和帽徽都在口袋里,还没有缝上。我就利用所有休息时间,把伤员的领章全部缝上,把帽徽也全部别上。第二批伤员转送时,完全不一样,精气神出来了,再有没有那种残兵败将的感觉。我分管的病房是医疗所最大的一间,除了睡觉,我全部泡在病房里,因为有的伤员看不住就丢了。他们随着接送伤员的车子跑回前线去了,觉得战友牺牲了,自己还活着,心里特别不愿意,就自己跑回前线。当时有周边文山的群众来慰问,送点水果糖、小苹果之类的,大家都舍不得吃,要给我。我当时怕伤员跑了,中午睡觉我就守着大门,坐着门槛上休息。等我醒来,白大褂的口袋里装满了糖和苹果,两个兜兜满满的。伤员为了感谢我,送我好多礼物,子弹壳,越南人的帽徽,越南人的照片,越南人的钱,各种战利品。没有礼物的他们就几个人约起来,说钟护士我们要离开了,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集体给你唱个歌吧。他们说完几个就排起来,然后唱歌,当时《少林寺》比较火,就唱里面的主题曲,唱完给我敬个军礼,再转身走了。反正我挺感动的,战士真的非常可爱。他们讲了好多前线的经历,我听一次哭一次,太感人了。那时候女兵比较少,战士们当兵几年可能都不见到女兵。不知道怎么传开了,很多战士知道医疗所有个叫钟惠玲的女兵,说像天使一样。传的到处都是,他们给我写请功信,感谢信,写了寄到前线指挥部,寄到我们医疗所。还有一些战士说,如果能到了 72医院被钟护士护理,受伤也愿意。1984年参加国庆35周年观礼后全国英模代表团小分队合影
有个我曾经护理过的伤员,回到阵地后又偷跑回来找我。他突然出现,把我吓一跳。他说让我出去,有点事要跟我说一下。我们出去后,他就说,回去后闭上眼睛就是我的影子,忘不了我,让我做他女朋友。我哪经历过这个呀,我就说军队有规矩,不允许谈恋爱的。没想到,他拿着两个手雷,不答应他谈朋友,他说他活着没意义,死了算了。我先冷静下来把他哄到病房,让他先跟伤员聊一下,我去处理点急事,然后跑到二楼宿舍躲起来,让宿舍里休息的医生去找政治部。后来我就想,这个事情我没处理好,这个战士回单位肯定要挨批评的。到了8月,首批参战医院救护任务接近尾声,我们也即将撤出前线。这时,救护所要召开工作总结会,也就意味着要评功授奖了。可几轮都评不下来,你让给我,我让给你,大家都推来推去。那个年代,大家对名利真的淡泊,追求的都是无私奉献,自我牺牲。最后怎么评?参会人员现场无记名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有伤员,也有医护人员。万万没想到,到最后黑板上一等功那一栏,竟然是我的名字,除了自己那一票,我居然得了个满票。一散会我赶紧跑去找医院的吴政委,说我能上前线去就很荣幸了,要能立个三等功就觉得很了不起了,现在这个一等功,对18 岁的我,实在承担不起呀。因为我们医务人员比我优秀的太多,比我辛苦的也太多了。别的不说,我们小组的组长,他参加过支援柬埔寨、老挝,抗美援越,是他领导我们出色完成的任务,而且他马上要退休了,这个一等功一定要给他。根据钟惠玲在前线创作的艺术作品
但政委说结果是大家共同评出来的,不要把荣誉看成是自己个人的,说我是代表前线医疗所所有卫生员的。我知道不能再推辞了,就说既然一等功给了我,那我就要把入党的机会让出来。当时立功的比例是10%,入党的比例是 5% ,想想我们 100 多个人,有几个人立功,几个人入党,我不能又立功又入党两头占。我要把入党的机会让给那些即将要退伍的老兵。他们退伍回去,如果是个党员,可能分在机关、派出所;如果不是党员,可能分到的就是修理厂。记得评功当天,我吓得晚饭都不敢去吃了,不敢看那些医生护士。这个一等功是我多年军旅生涯中特殊环境下的昙花一现,他的分量实在太大,让我诚惶诚恐了40年。我立功后,我哥哥他们已经从前线撤下在南温河休整,前线指挥部安排我们兄妹见了个面。
那天见面特别有意思,我知道要见哥哥,但哥哥完全不知道要见我,都是央视导演安排好的。先是一辆小吉普车把我拉到哥哥他们连队附近,然后让我一个人站在路边等着。我哥的领导对他说,连队要训练,把他们班用卡车给拉出来了,还给他安排坐到最后一个位置。卡车过来后,就有战友说:“钟友祥,你看你妹妹在那。”我哥都还没搞清楚状况,领导就让他下车了,然后那个车就走了。哥哥说,听说你还立功了,我们在前线那么多人有几个一等功的,你还是幸运的。我说,比起你们前线的战友,比起我们医疗所的医生护士,我真的是比较幸运了。他不知道旁边还有人,我赶紧说,哥你别回头,后面有摄像机。1984年钟惠玲和哥哥在前线合影
然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就出来了,摄像机对着我哥就采访,问他,在前线的时候你最想干什么?
然后又问,你妹妹立功了,你没有立功,你有什么想法?现在想想就觉得好笑,我哥是特别朴实憨厚的,没有光辉、没有口号,没有高大上的一句话。他们8连是主攻连,打得很艰难,每个战士都英勇,到评功的时候,都是受伤的让给牺牲的,没受伤的让给受伤的。我哥虽然没立功,也没授奖,但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重要。我哥从前线回来后,代表军区参加军事五项比赛,取得优秀成绩,部队推荐他上军校,他选择了退伍还乡。我考入军校,4年后毕业分配到中央警卫局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直到退休。每当别人说我是英雄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幸存者,能立功授奖又是其中的幸运者,真正的英雄在烈士陵园。我参加了这场战争,经历了生死,对荣誉、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立功授奖只是我军旅生涯中,那一段特殊环境下的昙花一现,日常的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我从来没有居功自傲过。我们单位的同事,和我所带的新护士,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立功授奖,连我参过战都不知道。我结婚早,但38岁才要孩子。记得女儿在北京上国际学校时,她开始特别自卑,说同学都是什么富二代,红三代之类的。我为了鼓励她,就说他们是红三代、富二代,你知道你是什么代吗?到了女儿上初中,一次我正在做饭,只听她对着电视疯狂叫,我老公,我老公。我突然发现,我们的下一代,对国家、对英雄、对信仰的崇拜是缺失的。原来我一直很低调,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参加任何活动,看到女儿这个情况,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告诉青年一代,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退休后,在2019年受到退役军人事务部邀请,代表退役军人参加国庆70周年观礼。说起来我是两次受邀参加国庆观礼,84年我从前线回来就被选入国庆观礼代表团,到北京参加35 周年国庆大阅兵,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9年,钟惠玲第二次参加国庆观礼
2019年这一次,因互联网比较发达,身边同事看到相关报道,才知道我是个参战老兵,还荣获了一等功。
我也开始参加一些红色宣讲团,宣传爱国主义,老山精神。我前前后后做了差不多近 400 场报告,我不要讲课费,也不要他们送鲜花,一束鲜花好几百块钱,没有必要。坚持是有效果的,我女儿大一假期回来跟我说,老妈,你真吓我一跳。原来他们学校里组织学习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英雄,竟然还学到了我的事迹。女儿说,同学们都很羡慕她,她内心也很自豪,为有这样的英雄妈妈骄傲。她说:“老妈,你放心吧,我这一辈子超越不了你,但绝对会做一个让你骄傲的孩子。”我退休后,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烈士父母和困难战友。我看过一张照片,志愿者去看一个烈士父母,一墙之隔的邻居家就是三层别墅,非常漂亮的大房子。而烈士父母家呢,儿子牺牲了,女儿出嫁了,家庭很贫困,老人很孤单。这种强烈的反差刺痛了我,我就尽我所能去关爱他们,照顾他们。我一直记得84年我去老山前线时,路过麻栗坡,那里还是一座草木葱茏的青山,等我们 9 月份撤回来的时候,麻栗坡已经是满山遍野的小土堆了。每个小土堆前面插块小木牌,简单写着籍贯、姓名部、队番号,19 岁、17 岁、 20 岁,看完以后太震撼了。我当时在烈士陵园就发誓,作为这场战役的幸存者,要替牺牲的战友好好的活着,健康快乐的活着。40 年过去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和从前线撤回来时一样,从未改变。任何英雄人物的产生,都有偶然性和必然性。
钟惠玲没有进过军医大学,没有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训练,医疗救护属于“半路出家”,按理说,她在护理中不太可能有大作为、大表现。但钟惠玲让收复老山的战斗英雄们,亲眼见证了从不可能到可能,见证了她从黄毛丫头到巾帼英雄的淬炼过程。而让我感慨的是,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钟惠玲初心如一,还是那么的纯粹。她所做的都不是什么大事,但这些小事背后折射出她的真诚、善良、细心、认真。我相信,当一个人执着的把每件简单的小事,从一而终地干好,就是伟业。编辑:霞姐 王碧蔚
图片来源:钟惠玲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