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连续两天更新了抗日空军郭烽明的传奇经历，点击蓝字阅读全文：
本来故事已经结束，在和其女儿郭新的交谈中，发现还有故事应该记录。
主角换到郭烽明的妻子辛玉英，她当年是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这样一位民国才女，在战争中成了流亡学生，目送同学走上刑场，而国家的战争结束后，她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那是一场保卫家人、捍卫女性尊严的漫长战争。
母亲是个特别爱干净，爱美也爱面子的人。
还记得一次我半夜醒来，听母亲对父亲说，我受不了了，真不想活了！
父亲小声劝慰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孩子们都小，我们一死了之，他们怎么办？
那一夜，我竭力睁着眼不敢再睡，生怕母亲自寻短见。
但我还是睡着了。
等我再度惊醒时，看到父亲挂在门后的雨衣，影影绰绰就像一个人挂在那里。
我“哇”的一声扑过去，浑身颤抖，那年我15岁。
母亲是山东曹县人，姥爷没上过学，却精明过人，从一个父死母嫁的小叫花子奋斗成了曹县城里人人敬重的辛老板。
姥爷眼界宽有见识，膝下无子，坚定地供三个女儿读书。
母亲和大姨考到菏泽上中学，开学前，姥爷总是笑容可掬地坐在太师椅上，边把银元（准备的学费）玩得叮当响，边嘱咐她们好好念书，将来到有电灯、有自来水的“大地方”去生活……。
抗战爆发，山东沦陷。正念初二的母亲和即将师范毕业的大姨都随学校流亡入川。
那一路走得非常艰苦，还常常遭遇日机轰炸。但是走到哪，都坚持上课。到绵阳之后，母亲在国立六中念完初中、高中。
母亲19岁，在国立六中上高中时
母亲对日本侵略者怀着刻骨仇恨，她一直很进步，很活跃，是六中《野草社》的发起者，也是每次学运的积极参加者。
一次大搜捕，六中被抓走十几名进步学生，教导主任兼母亲的英语老师把她藏起来了。
老师跟母亲说，被抓走的人可能这一辈子都回不来读书了。你太聪明了，成绩那么好，我舍不得让他们把你抓走。但你要答应我绝对不要再去胡闹了，专心学习，考个好大学，你会很有前途的。
母亲听了老师的话，专心上学。
那时所有的女生都想当老师或者当会计，可母亲就想当记者，做言论的无冕之王，路见不平，以笔为刀。
母亲高中毕业，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那年复旦新闻系只招十名新生，仅流亡入川的考生就成千上万。录取了八男二女，母亲位居第二名。
母亲拿到有她名字的报纸时，又蹦又跳，向着北方大喊：爹！妈！我考上大学了！
母亲上高中、大学都是靠国民政府贷学金，零用钱则一直由是大姨供着。
大姨告诉我，母亲让姥爷惯坏了，爱玩贪吃，爱吃零嘴。她挣钱不多，自己舍不得花也供着这个妹妹。因为大姨觉得她很争气，能考上那么好的大学。
在复旦，母亲仍然活跃，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还和另一位女生刘钦瑜办起了在复旦很有影响的壁报《雾•黎明》。
大二时，她和刘钦瑜、何燕凌、宋铮等好几位新闻系的同学相约投奔解放区。
临行前，母亲去找大姨告别，说自己在学校里空喊口号，不能真的抗日，所以要去延安。大姨一听着急了，说你想打日本我不管你，但你已经到大三了，必须把文凭拿到，否则考上这么好的学校就白考了。
为了供母亲上学，比母亲大五岁的大姨一直不肯谈婚论嫁，直到母亲毕业前一年才远嫁甘肃酒泉。
母亲不忍违拗像妈妈一样关心照顾自己多年的姐姐，留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母亲发现上铺都已空空如也，人去床空。那一夜，十几名复旦大学生投奔了解放区。
1947年，母亲在重庆《时事新报》
母亲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由系里教授王研石举荐到《时事新报》做了记者，在那里遇到了我的父亲。
父亲是采访主任，对母亲很关照，有时一块跑采访、赶稿子，常请母亲坐茶馆、吃夜宵。当时报社就他们两个无家可归北方人，年龄相当、志趣相投。
母亲回忆，她那时很单纯，对父亲的堂堂仪表视而不见，只是由衷欣赏父亲那只笔，相处久了，自然而然走到一起。
内战开始，“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新闻界。父亲的地下党朋友常常突然失踪，王研石也离开了时事新报。父母的处境越来越糟。
1947年底，父母应母亲的复旦新闻系同学王朴之邀，躲到江北志达中学任教。
两年后，王朴被叛徒出卖被捕。父母离开志达中学，经三期同学陈理源、王觉非介绍进了《新民报》。
1949年10月28日，重庆解放前夕，父母站在《新民报》二楼窗前，看着押送王朴、陈然等十烈士的卡车开赴刑场。
父亲泪流满面，母亲泣不成声，刚满十个月的姐姐也被吓得大声啼哭。
“忍看朋辈成新鬼”——那种锥心之痛和刻骨之恨，若非亲历，难以体味。
几个月后，在《新民报》天下副刊与《镣铐万里行》的同一版面上，母亲以一腔悲愤写下了深情的怀念文章《记王朴》
母亲晚年还和我说，王朴牺牲时他的儿子才两岁，也不知现在怎样了……
母亲回忆父亲当年的样子：左手拿着烟卷，伏案疾书。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一扔，呼一口长气。
报社有分量的社评多出自父亲之手，那时她常陪父亲挑灯夜战，父亲写完一页，母亲检查无误即交付排字工人，翌日一早见报。
重庆解放的时候，父母站在街边欢迎解放军入城，竟看到了去延安的老同学刘钦瑜，骑着高头大马，一身军装，神气得很。母亲兴奋地大声叫着她的名字。
刘钦瑜跳下马，和母亲抱头痛哭。
后来母亲才知道，钦瑜在去延安的途中得了疟疾，发高烧掉队，一个人留在了神农架大山中。有个老农民上山采药发现了她，把她救到自己的山洞里。那个老农帮钦瑜养好了病，也让她也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因这段掉队的经历，刘钦瑜在延安就经历了“一言难尽”的残酷审查，最让母亲痛心的是，十几年后，还是因为这次不得已的掉队，不堪凌辱的刘钦瑜选择了自杀。
1950年初，父母带着一岁多的姐姐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家乡，受邀加入《石家庄日报》。
在石家庄火车站，父亲的西装、贝雷帽，母亲的披肩卷发、半高跟鞋与周边环境是那样格格不入，他们就像耍猴的一样被人群围观。
在《石家庄日报》，日复一日的生活会、思想改造汇报让父母极度不适。
1958年，父母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时
1952年，父母一同调回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母亲被分在研究室，室主任孟超严抓工作纪律和考勤，让当记者跑新闻自由惯了的母亲大吃苦头。
幸好上海美术出版社需要一个常驻北京的外联编辑，复旦的同学推荐了我母亲。那以后，母亲如鱼得水地跑遍了北京四九城，约稿组稿。上海人美也对母亲的工作能力大为赞赏。但母亲好像自此搁笔，再也没有写过东西了。
这是父母事业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也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童年岁月。
父亲摘帽后下放到山西阳泉，母亲担忧父亲的身体，放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特派驻京编辑的工作，带着我们姐弟随迁山城，和父亲一起做了中学语文教师。
初到阳泉，母亲为了上讲台练板书，父亲找了块板子，用墨涂黑。母亲写道：“真不想当教书匠，为了混生活，硬着头皮上讲台。
多年后，我才理解为了父亲和这个家，母亲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浩劫来临，父母都难幸免。母亲被关进牛棚。
原因是她讲课时提到了《挺进报》创始人是王朴，提到了她悲愤交加地看着自己的好友走上刑场。还讲到她多次见过江姐，个子小小的，穿着朴素，总是夹着个蓝布包包去报社找一个叫唐玉梅的排字工人，或许就是去秘密印刷《挺进报》。
校园贴满了母亲的大字报：“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都是秘密处死，你能近在咫尺看特务行刑，你是什么人？江姐是不是你出卖的？
惊心动魄的大红叉打在母亲的名字上，不堪入目的漫画贴出了校园，马路上都是“号外”——“我校挖出了《红岩》中那个隐藏的美蒋特务玛丽小姐！”
造反小将把板凳摞在课桌上，让妈妈站上去，举着双手挨批斗，还有人朝她身上泼墨水，扔脏东西，吐口水……母亲回忆，那时真想一头栽下去彻底结束，但又怕摔个半死不活，更遭罪。
母亲到老了，一说起这个来都哆嗦。因为她是个特别爱干净，爱美、爱面子的人。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半夜醒来，听母亲对父亲说，我受不了了，真不想活了！
父亲劝慰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孩子们都小，我们一死了之，他们怎么办？
那一夜，我竭力睁着眼不敢再睡，生怕母亲自寻短见。但我还是睡着了，再度惊醒，看到父亲挂在门后的雨衣，影影绰绰就像一个人挂在那里。
我“哇”的一声扑过去，吓得浑身打颤，无边的暗夜中十五岁的我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母亲住牛棚，关在一个用楼梯转角平台堵起来的小房子，有天很晚了，我去给她送药送饭，却发现房门大开，空无一人。
我心里一惊，想到了最坏的结果。走出楼道，隐隐约约地听见远处的语文教研组有声音。走过去才知道，是在批斗我妈妈。隔着窗户看到有人摁着妈妈的头，让她低头认罪，老实交代。
斗完了，两个学生把母亲押回楼梯间，锁了门。
我在门外说，我去找他们开门。母亲说，别去了，我累了，我想睡觉了，你回去吧，你们放心，我没事。
几十年后回想起来那感觉，心都会抽搐。
1985年，山西广播电视台招聘编采人员，刚从电大毕业的我去省里参加考试，在报名的几百人中，考了第二名。
父亲高兴地说，你妈考复旦是第二名，你也考了第二名。
母亲却不太支持我。她觉得我的性格太像父亲，当记者风险太大。就说，你都是两个儿子的妈妈了，不要再好高骛远。
后来因为单位不放，我没去成电视台，母亲说，焉知非福。
母亲晚年爱看武侠小说，看遍了金庸古龙梁羽生，也喜欢琼瑶梁凤仪。
之后还追过韩剧，也喜欢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喜欢尔豪和小燕子，但说他们演的民国记者“不是那么回事”。
父亲的同学吴子丹跟我说，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可不得了。
他回忆有一次，去《时事新报》找我父亲，正好看见母亲从二楼下来，头发乌黑，皮肤雪白，秀外慧中的气质让他眼前一亮，心想这跟烽明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吴叔叔还笑着说，后来证明他的眼光果然不错。
母亲穿着她自织的外套
2009年，父亲走了，母亲好像再无生趣，卧床不起。
说起来父亲，母亲总是要流泪。
他们几乎一辈子都没分开过，而且始终工作在一个单位。父亲曾打趣说，一辈子不知道怎么领工资。
已过九旬的母亲在病榻上，回忆起当年父亲双手奉上稿件请她“斧正”的情景，还会笑出声来。
她说，父亲写的东西几乎没人敢动，王研石那么眼高的大教授，审阅父亲的稿子几乎都是一字不改，可母亲为父亲“斧正”了一辈子，尤其是文革时那些交代材料。
母亲流着泪说：“谁能比得上你爸啊，品貌德才，样样出众，我真幸运碰上了你爸。那十几年，我们过得多好啊，可惜后来我不珍惜，总和你爸找事……”
我知道，不是母亲不珍惜，是无数次运动折磨母亲，刺激、摧残和扭曲了母亲的性格。
父亲走后，我开始整理父亲的故事，总趁母亲情绪和身体都不错时，引着她回忆往事，并悄悄录下来。
有时候她也会警觉，说：“你要干什么？”
我说不干什么，就是觉得爸在的时候我听他说的太少，想多知道点他的事情。
母亲说，你得保证，绝不能动写东西的念头，你爸那支笔害惨了咱们一家。你不能让我死不瞑目。
三个孩子里母亲最不放心的是我，因为我最像父亲，“爱关心乱七八糟的事情。”她嘱咐我，可以去做所有想做的事，就是不要写东西。
母亲晚年白内障手术失败，不再能看书追剧，就听广播。
仅凭一个小小的半导体，仍然能知晓天下事。大到国际纷争，小到明星花边，都爱夹叙夹议地和我分享。这是她当年在重庆做记者跑新闻的老功底。
她不信天堂，也不信来世，知道和父亲永无相见之日，无论我们怎样劝解宽慰，都不为所动。
她在最后的日子，曾慨叹，九十多年够漫长了，可自己竟一事无成。言语中流露出深深的遗憾。
我想起前不久去世的《巨流河》作者齐邦媛，是母亲的同龄人。她书中写到的高中同学余瑜之，后来考上复旦历史系，是我母亲的大学好友。
我想，以母亲的聪明才智，如果不是橘生淮北，也许也能像齐邦媛那样，有所作为。
张天授（左二）带母亲重游复旦大学旧址
2015年8月17日 ，妈妈走了，去天堂和老爸团聚了。
母亲走后的三四年间，我总是恍恍惚惚的，难过得无法自拔。
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七千里流亡》这本书，还因此结识了刘庚子先生，他的父亲是妈妈的高中同学、本书作者刘可牧先生。
这本书详实记录了“中国的另一种长征”——抗战时期山东流亡学生千辛万苦弦歌不辍的七千里流亡。书中提到了我的母亲，记录了他们共同经历过的国立六中的风云变幻。
母亲生前总说，她和父亲都是最平凡的草根，不值一提，更不值一写。
但经历过七千里流亡的母亲，和曾经镣铐万里行的父亲，与那无数有识有志却命运多舛的民国知识分子一样，是这个民族历史的见证者。
有的时候，我坐到电脑前想写什么，就觉得母亲好像在我身后看着我，一直看着我。她不许我写东西的遗言，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
真的没那个心劲了，不想写，也写不动了。
很高兴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愿意为抢救历史接力付出，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谢谢你们。
郭阿姨延续着父辈的文采，对文字要求也很高，稿件她给了很认真的批阅。
看到最后她加上那一句“谢谢你们”时，我有些泪目。
我也做了十年的报社记者，更深体会郭新母亲的新闻理想和抱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
不管怎样，我还是感谢生在这个时代，女子有更多可能，可以有才也有德。
好多人和郭阿姨一样，都会遗憾父母在世时没多去了解他们，不知道原来父母年轻时是那么的了不起。
我们记录真实战争故事，不只是希望把发生过的事情带给读者，更想把亲情展现出来。
关于父辈的故事，我想每个人都有理由去记录：为了民族、为了历史、为了后人……
还有一个更加亲切可感的理由，是为自己、为亲情去记录。
我一直强调，战争影响的不是一代人，会是几代人，我们也记录了很多二代的口述，他们回忆至亲时的真情实感，常常在打动我们后，流入文字里，打动读者。
民族的、历史的重要信息，就此变成家庭的、私密的宝贵回忆，近距离地触动我们。
亲情有时候会很复杂，两代人也并不都是那么好交流。
就像郭新阿姨事后反思，老人不能写不愿讲，总能让他们口述、跟他们沟通。
相信我，虽然不容易，但我们只要抽出时间、努力沟通，过程一定是值得的。
成都航校三期的故事，我们还将继续在“飞过万重山”系列里面更新，期待更多朋友们一起关注支持。
也谢谢认真阅读到此的你们。
图片来源：郭新提供
抗日空军郭烽明的传奇经历，请看下文：
抗日空军惊天冤案：法官审判时数度落泪，蒋介石下令先关三年
看郭烽明88年的聚会讲话视频，请看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