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上期我们发了“看见乌坵”系列的第一篇，认识了海峡对岸的高丹华。
我出生在台湾一座神秘小岛，为保护它我用尽半生心力（点击看原文）
她从一个文弱安静的学校护士，成为保护家乡的新闻斗士，人生转折点就在1998年3月。
这个月，台湾有两大新闻事件，都和乌坵岛相关。
一个是将高丹华炸醒的核废料选址，另外一个是吴淼火回台被捕。
24年前，吴淼火正是从乌坵岛驾船逃往大陆。
他当时是岛上两栖蛙人队的小队长，而他的太太就住在高丹华家的一间屋子，和高丹华有一段特别的友谊。
吴淼火的出逃，在高丹华童年记忆里创造了惊悚的一页，这团历史迷雾也从未在高丹华心中消散。
吴淼火回台，她比任何记者都想见到记忆中的“水鬼队长”。
乌坵除了老百姓，就是军人。
我家是守灯塔，所以我们最接近军营，有一支两栖蛙人队伍就驻在我外公家下方的军营，我们叫他们“水鬼队”。
水鬼队的队员好像不怕冷，我童年时常常看到他们春夏秋冬总是一条红短裤，老是在海边操练，老是驾着快艇行走在码头四周。
由于乌坵就这么丁点大，每天我都能看着他们在我家前面经过，先是沿着楼梯走下去，对面是厨房，过了厨房就是小队长吴淼火的房间，那里有电视机，最里面是厕所。
那时华视正热播《七世夫妻》之类的连续剧，吴淼火大方开放空间，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有剧可以追。
因祖母不让我们家的女孩子做生意，我们和军方接触不多，但对这个小队长印象深刻。
乌坵驻军没有眷属到岛上常驻，可是这个小队长的太太阿霞却在乌坵，而且就住在我家的一间屋子里。
那屋子面海方正，是我妈妈出生的小宅院，后来被军方拿走改建成住宅，分给大坵的民众。但不公平的是，我妈妈和舅舅却分不到新的住宅，舅舅为此抑郁而终。
阿霞是台湾来的唯一一个女孩，她年纪不大，皮肤白皙，说话轻声细语，我们称她台湾小姐。
台湾小姐的到来，让村民每天有了新的话题，而我也是有事没事总爱跑去找她玩。
那年我刚小学毕业，祖母想保护我，也舍不得我太早离家，把我留在乌坵“待字闺中”，像岛上其他女孩一般，做个讨海人家的媳妇。
在我“滞岛”的这一年里，我的童年故事里，多了水鬼队长，和一个很疼我的台湾小姐。
我有一个小菜园，就在台湾小姐住处对面的路边，她很孤单，我常会把青菜给她，我变成是她聊天的对象，是她在村子唯一要好的朋友，我也爱教她说很难讲的乌坵话。
帅帅的水鬼队长
有一天，岛上的气氛就很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大人才讲说水鬼队长驾船跑了，跑到大陆去了，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小小年纪的我已嗅出那诡异的氛围，我心想：“万一他死了，台湾小姐怎么办？”
又听大人讲，对岸连播一周“吴淼火起义来归”的广播，消息传回台湾本岛，更是全体哗然。
我那时太小，对事一知半解，光是听到“大陆”就觉得好可怕。我想不通风趣、开朗的“水鬼队队长”为什么会到可怕的对岸去？
懵懵懂懂的我更不懂得要跟他的太太保持距离。台湾小姐还留在岛上的那几天，我依然天天跟她在一块。
记得她那几天眼眶老是红红的，不太说话，连我去菜园拔回一颗颗的青菜给她，她煮都不煮，就随手放在一边。
我的祖母恐吓我说，不要再去找那个台湾小姐，不然你会被“军法组”抓住关起来。
1974年的3月，祖母让我出岛去念国中，我记得在高雄一下船，我就与台湾小姐相约见面，具体怎么联系上她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她虽然还是红着眼，却开心地带我逛了高雄一个新开业的大统百货，她带我搭乘了电梯，上面有白雪公主跟七个矮人的童话。
再后来，我也忘了是哪一个大人警告我，不可以跟她联络，否则我会被抓去枪毙。
13岁的我，胡里胡涂的就与她失去了联络。
不过，在往后的日子，我却常常想起她、惦记着她。尤其每当到百货公司搭电梯时，我总是会特别想念她，想知道她后来过的好不好？我此生还有机会碰到她吗？
我长大后越来越想不明白，当年的水鬼队长有什么通天本领可带着家眷住到乌坵？连指挥官都没有带家眷长住，他不过一个小小的中尉呀！
而疼爱我的台湾小姐，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在那个时代，她又是为了什么跑到乌坵呢？后来她的人生是如何挺过来的呢？
直到我也成年后，才知大人的感情世界不是像小孩子看到的童话。
后来我也离开乌坵到了台北，每次想起台湾小姐的时候，就想起她逃到大陆的丈夫。
我查阅相关档案和一些知情人士，得知他的一些信息，心中疑惑更大了。
吴淼火，1950年生，家住苗栗县狮潭乡竹木村，丰林国小、大湖初中毕业、海军陆战士官学校社会青年第一届结业生，取得高中同等学历。
他曾任通信载波台台长，在士官学校驾驶班、反情报班、刺枪术与跆拳集训班结业。曾荣获全通信士第一名，国军文艺金像团体第一、第二届金像奖。
吴淼火任中士载波台台长再一年就打算升了上士退伍，经两栖侦搜队学长、时任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二处的高上尉力劝，才决定继续接受军官养成教育。
这里有段故事，说士官学校结业后弟兄们狂欢，大伙把吴淼火灌醉送回宿舍。
隔天一大早，连长、辅导长以营长的吉普车将宿醉的他载到陆战队学校考试，等他清醒过来，长官说这是军令，如果不考就是抗命。
吴淼火半推半就上了考场，顺利考上了陆战学校专修班，第25期结业，成为少尉军官，担任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警卫营第三连排长。
三个月后奉命进驻南沙太平岛守备队排长、澎湖马公守备排长，完成任务后晋升副连长。
后因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二师两栖侦搜营均发文要求他回侦搜部队，依文件先后，他选择到第二师侦搜营。
20岁的他，正值人生起点，充满荣誉感。
因马祖陆军侦察连常遭到共军武功队偷袭，特派遣陆战队两栖侦搜营去轮训，第二师进驻马祖铁板后，吴淼火几乎每晚都睡在墓园里。
这半年，共军蛙人没有上岛成功过，等他们一调防的，就来了四名共军。
很快，吴淼火升上中尉，为连队争取五项全能冠军，担任全陆战队军官射击训练队教官、 两栖侦搜部队二年高级班训练官。
1973年的“国庆”，要举行千人蛙人操表演，吴淼火刚升副连长不久，受命在左营训练基地，训练千人蛙人操。
期间接到“国防部”紧急命令，陆战队二师接管乌坵指挥部防务。
私交甚笃的学长高上尉此时刚升中校第十二天，他在林园告诉吴淼火：“小海道（吴淼火在侦搜队的外号），有个绝对机密的紧急任务，司令部指名要你去。”
吴淼火问：“是什么任务？”
高上尉神秘兮兮回说：“因为是机密，怎么可以跟你讲呢？你上船的时候就知道。”
吴淼火说：“我绝对服从。你营长要我去，我敢不去吗？”
高上尉是他的启蒙老师，一直培养他。他又补充说：“你要我去，其实就是看得起我。”
高上尉说：“不是我要你去喔，那是司令部要你去的。”
从军以来的优异表现，也让吴淼华渐渐明白自己是长官重点栽培对象，就像他已经准备退伍去跑商船的那次，还是被各级长官设计去考陆战学校专修班，而且不考就是抗命。
吴淼火中断了千人蛙人操训练，也没有在双十节到台北参加蛙人操表演，前往了乌坵。
我想不明白，前景如此看好的优秀国军，怎会“叛逃”？
时间一晃来到1998年3月，台湾电力公司发布核废料选址乌坵岛的新闻，将我给炸醒了，为了保护家乡，我也成了新闻人物。
万万没有想到，3月27日，48岁的吴淼火，拎着背包、拖着行李箱，只身抵达桃园中正机场。
他的突然出现了，新闻热度一下高过了核废料，约我采访的新闻记者纷纷转头去采访他。
他的风头盖过了核废料，但我很高兴他能回来，我非常想要找到他，因为他是我童年一部分，也是乌坵的一部分。
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他，希望能早日见到这位儿时的传奇人物，直到2016年10月，我才与他联系上。
接到我的电话，吴淼火十分惊讶，他还记得我，唤我“小华”。在他记忆中，我还是那个个子娇小、有双大眼睛，很可爱很聪明的女孩。
我们这次在电话里只谈了二十多分钟。他又问我，你们的小学老师他还好吗？
我告诉他蔡老师已经不在了。吴淼火很惊讶，说蔡老师还很年轻，怎么都不在了呢？
时间有限，蔡老师又是另外一个漫长的故事了。
当年10月13日，我约吴淼火在他苗栗住家见面，谈到他消失的这24年，话匣子根本关不住，一谈又是三个小时。
这一次，吴淼火告诉了我当年“叛逃”的经过。
1974年3月20日，一如平日，他带着队员弟兄从大坵到小坵训练，结束时，他对三名弟兄说：“我到对岸办个事，你们先回去”。
随后把小艇交给刘班长，刘班长问：“排仔，嫂子怎么办？”
吴淼火说：“我出个任务，两、三年就回来。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拜托帮我照顾嫂子一下。”
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十几个二十岁的蛙兵吓傻了，还有人难过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吴淼火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试探性地告诉太太阿霞：“明天我要去大陆，我们一起去吧！”她以为吴淼火发神经，完全没在乎。
吴淼火继而考虑到她怀孕，承受不了巨大风浪和颠簸，遂放弃带她同行。
但执行“任务”的这天早上，出发前，吴淼火特别跑到福利站，看了阿霞最后一眼。这回，吴淼火不语，阿霞也未觉察异状，只对他说：“早点回家吃饭。”
吴淼火告诉我，阿霞来到乌坵时，已有一个三岁女儿，由左营的妈妈抚养。他离开乌坵时，阿霞月事已有两个月没来。
我问吴淼火：“你为何要带台湾小姐到乌坵？”
他直言是为了传宗接代。
我很不解，再追问阿霞受到牵连是否无辜？
最让我讶异的是，吴淼火坚决摇头说：“我没有对不起她”、“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听闻更是不解，阿霞难道也是“任务”的一部分？
我还有一个疑问，到大陆前，吴淼火已做好七月在乌坵岛上退伍的打算，他为何在离退伍还有四个月之际“叛逃”？
吴淼火欲言又止，说：“那有什么办法？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他接着有些纳闷地问：“这么多优秀的外省军官，为何相中我？”
又少见地激动地说：“我什么理由要投敌叛‘国’？”
随后，他默默写下一行苍劲的字——“无条件服从，无限度忍耐”!
这句话，是两栖队的信条。
见到吴淼火的同年11月，我前往北京传媒大学参加口述历史研讨会。
就在会议结束准备第二天回台湾时，我接到了他发给我的讯息，说：“小华，你想看我当时住的地方，我现在回到南昌，你赶快来。”
我当时和几个老师正在聚餐，收到信息心里很挣扎，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一点点的生活费用都花在找这些故事上，每次跑大陆交通住宿是一大笔开支，我已经买了第二天要回台湾的机票，因为是月票不能退票。
得知他就在南昌我又很想去，如果去南昌，不退的机票钱就浪费了，可是不去，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跟他在南昌碰面了。
我和聚餐的老师们聊到了这件事，大家都是对历史故事有兴趣的人，就鼓励我说，高姐姐你还是去，因为这个太难得了，将来也许你可以写出这个故事。
我的重点倒不是写故事，我是真的想看这一个人从乌坵离开之后，他最后一生到底是怎么过的。
尤其南昌是他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点，我决定牺牲台湾的机票，先到了南昌。
上一次我们见面时，他有谈到去大陆的那一天。
那天风浪很大，没有几个人能在那个风浪里面能开着小艇过去，所以他的技术是一流的，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很自豪。
大陆关于小队长的投诚报道
他还谈到一件很好笑的事，到了大陆其实很受礼待，先到了南日岛的军区，他就说他要喝啤酒，结果整个军区去给他找啤酒，找不到几罐。
吴淼火离开福州后，先到江西汽车制造厂担任技术员，当时工资36元就算高的，而他却高达63元。
1975年他被送往南昌化工厂，为什么去南昌，他说因为这里是革命根据地。
他从25岁做到48岁，也从工程师做到厂长，在这里结婚生子，接受劳动改造，也当选先进代表。
吴淼火到大陆的确是个谜，但无论他是什么动机，我都觉得他没有错，因为他就是一个在两岸夹缝中生存的年轻人。
后来我又多次拜访他，想要进一步梳理“叛逃”这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我好奇是什么理由要让这位杰出的“水鬼队长”在那个时代跑到对岸，他要到那里“办”什么“事”？还是身负什么不可告人的“任务”？
但他说，一切都要到70岁时再公布。
我到南昌后，吴淼火他来接我，我们去到他说的那个工厂。
工厂真的很大，他先带我去看他当年被监控的单身宿舍。那是一个老旧、颓废，没有人住的破败两层宿舍楼。
他准备带我上二楼，因正要拆建，外面围了铁丝网，进不去。吴淼火年纪虽大但身手矫健，可以一跃而过，可对我来讲爬过去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他巡视一周，找到了一个可以钻的洞，把那面稍微清理之后，我就从那个洞钻进去。
已经废弃不用的破旧厂房
在南昌那间狭长的单身房里，他说自己睡在靠里边的隔间，外间房住了三个跟监者。屋子墙上钉了两层三角板，放着毛主席语录和日记。
吴淼火在大陆也过过一段很风光的日子，两岸对峙时，大陆跑到台湾的会有奖金，他从台湾跑到大陆也有奖金，对他很重用，还有高层亲切接见。
当然，很快他又引起了公安的注意，把他抓去关，不过开始对他是蛮礼遇的，还有一定自由。
他和我讲过一件好笑的事，就在他刚逃到大陆没多久，他还在看守所里接受审查，有一天，狱警就告诉他，说：“吴淼火，你爸爸死了。”
他吓了一跳，才离开两年，爸爸为什么就死了？爸爸身体一直很好。
他说，你胡说什么？什么我爸爸死了。
然后警察就说，蒋介石不是你们的革命军之父吗？他不是你爸爸吗？他死了不就是你们的爸爸死了吗？哼，蒋介石，蒋该死。
吴淼火说，那一瞬间其实心里是难过的。但他性格也不是逆来顺受，就回说：“嗯，这么说，那你爸爸也死了。”
警察一下没反应过来，等明白什么意思后，只能对他干瞪眼。
第二天他就撕下他自己的汗衫，然后染了墨汁，拿个米饭粘在手臂上，警察问他：“吳淼火你干什么？”
“你说我爸爸死了，我在为我的革命軍之父戴孝。”他倔强回嘴。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还是保有那种顽皮跟叛逆的个性。
1975至1980年，吴淼火都在南昌化工厂，以前没劳动过的他，在这里一天工作八小时，失去自由，哪里都不能去，很辛苦。
这段经历，他特别认真的指正我，不要说“劳改”，要说“劳动工厂”。
结束监管后，他留厂工作，风向变来变去，他的人生也是起起伏伏，自己都不记得被抓了几次。
在工厂，在家里，在公车上，在火车上都被突然抓过，全靠两栖蛙人的体魄，以及非常硬的意志力才挺过来。
他回忆有一次，大概是89年，两岸刚开放，父亲就从台湾来看他，他知道父亲肯定也是台湾授意而来。
他带父亲搭火车去上海，爸爸睡下铺，他睡上铺。他下来要去厕所，两个公安把他拉到厕所痛殴。他说如果是一般人可能被打死了，但他练过武功还挺得住，最后在厕所靠喝尿自救回到车厢里。
这事他一直没敢告诉身边的爸爸。
吴淼火是个很在乎形象的人，那么大年纪，他都说要把身材控制在65公斤。
他对自己特别严格，甚至训练自己不轻易表达情感和真正想法。我们之前见面聊，他一直都很平静，看不出什么波澜起伏。
但在这被囚禁的单身宿舍里，我问他，那你在这边想你妈妈吗？
那一瞬间真情流露，他眼眶一下就有泪了，说：“怎么不想？可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联络。”
出了单身宿舍，吴淼火带我到他最后离开工厂的那栋房子，这间屋子虽然很破旧，但看得出面积很大。
他说内部装潢摆设、置物柜等等都是他一手打造，他还设计建造带中国古式拱门的庭园。园子里有鱼池，花木当然全都成了杂草枯木，但想必当时是花木扶疏、绿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致。
他在这里娶妻生子，虽然妻子可能是经由组织的安排，没有感情基础，但两人共同抚育了一儿一女，没有爱情也有亲情。
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间老屋里长大，屋里飘荡的孺慕余韵，够他们亲子回味的了。
这里有他一生的大起大落
我好奇问他，说你是一个军队的蛙人，你怎么会做这些建筑的东西呢？
他告诉我，他在日本学的。
吴淼火说自己跟妈妈的感情非常好，到大陆后非常想念妈妈，但又回不去台湾。
1990年，他就申请去日本，探视嫁到当地的妹妹，本来约好妈妈到日本跟他见面。可他到日本后，妈妈又因为高血压不能到日本，母子俩未能见面。
在日本期间，他才听自己妹妹说，他走的那年，台湾“高层”命令阿霞去堕胎，而且指示她，日后不能让吴淼火知道她是堕胎，要坚称是在返回台湾途中，因海上风浪过大而流产。
吴淼火说到这里时，忍不住又说：“我没有对不起国民党，也没有对不起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呀！”
去日本期间，大陆生活太苦，他临时起意，决定滞留日本，在妹妹友人店里学习建筑事务，这一待就是四年。
他赚来的钱除了寄回大陆家中，也供化工厂添购设备，算是赚外汇。
他从日本回中国后，继续任职化工厂，一直做到厂长的位置。吴淼火任职期间，看到工厂员工工作态度散漫，他拿出昔日在台湾陆战队受到的坚实训练精神，把工厂好好整顿了一番，让工厂面貌焕然一新。
等到改革开放，吴淼火高票当选人大代表，荣极一时。
他说，台湾老百姓，说是忠党（国民党）爱国，却不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操作，早年民智未开，党国说什么是什么，顺民不敢反抗，一些朝对岸的吓人口号，军官也都是懵懵懂懂。
两岸走一回，吴淼火自称是“两岸见证人”，要为两岸和平统一做贡献。
在这个旧家里，我还看到了一瓶金门高粱酒空瓶。他说，这是台湾朋友来看他时送的。
还有不少泛黄破旧文件，如他以毛笔书写自我激励文章，如工厂里反贪腐的联署书等法律文书，还有1987年去北京的车票账单等。
屋子里面一堆扔掉的一些衣服，垃圾还没有清运完，我在里面捡到了几封他写给儿子的信，许多是毛笔写的繁体字。
有一封写给儿子的信我印象很深刻，说他最讨厌虚伪与腐财，更忌浪费奢侈。告诫儿子用笔有点浪费了，才多久就用了那么多支笔，他自己到现在才用五支笔。
小队长写给儿子的信
这个信是他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捡了几张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带走这几张？
虽然上面都破破烂烂、脏脏的，我觉得好珍贵、好宝贝，我就把那几张带回了台湾，然后还带回一个杯子，可能是他之前用过。
和吴淼火相处时，发现他有时出手阔绰，对弱势者和乞丐会掏出口袋里的钱倾囊相助，但他自己很节俭，衣服破了就自己缝缝补补，尤其爱当年陆战队两栖的衣服，破了一个洞，花了五块钱去补，在南昌时还是穿着这件衣服。
记忆随着这些破碎的物件一点点闪现，他指着不远另一栋楼第三间房子里，说那里有着他另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他清楚记得那天晚上，他正在客厅里教妻子跳迪斯科，公安破门而入，将他以反革命罪行逮捕。
走到小阳台，吴淼火指着那一丛早已干枯的杂草，突然说：“我有点想掉眼泪。”
我们告别南昌这间老房子时，吴淼火眼眶泛红说道，在南昌的日子既痛苦又快乐。这段时光是他在大陆生活以来最好的时候，他形容是自己人生的黄金时刻。
我们离开时，出口不通，66岁的他身手利落地跳下围墙，再帮我拿着皮包，把我拉下来。
回眸一望这已成废墟的旧家，他脱下帽子挥手，像是挥别，这对他而言又像是“不堪回首”的过去，愈说愈难过。
吴淼火就是从这间住处离开回台湾的，只是没想到，回到台湾被判了“死刑”。
我问他为何选择在1998年3月27日这一天返台？
他调皮说来的理由可能有些无厘头，“因为三二九是青年节呗！”
其实，他回台湾的真正原因是要为去世的母亲捡骨。台湾有个习俗，即第一次丧葬操办极为简单，在五至七年后再择吉日开墓，捡择尸骨，重新正式安葬。
吴淼火回去的时候心里虽然忐忑，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步入桃园机场，海关对待他就像一般的旅客，在证照上盖了戳章就放行，一点没有刁难。
他似乎也以为没事了，从机场塔上出租车直奔苗栗公馆。没想到回到家，爸爸给了他一千元，并提醒他要到户政事务所报到。
吴淼火告诉我，“父亲跟军警搞在一起”。
当局说是家人举报，而当宪警人员到家中时，他的侄子要他从后门离开，但他认为自己既然回台湾，就敢于面对一切。
事后媒体报导，4月8日， 吴淼火前往苗栗公馆办流动户口时，遭大湖分局警员查获仍通缉在案，隔日下午苗栗宪兵队前往公馆乡吴家，以“叛逃”罪名拘捕吴淼火，最后依 “敌前携械逃亡”罪起诉。
同年8月，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审理终结，宣判吴淼火有期徒刑五年。
吴淼火说，他原本遭判无期徒刑，但因犯罪时间在1975年4月16日前，合乎75年（减刑原因为悼念前总统蒋中正去世），89年（减刑原因为悼念前总统蒋经国过世）两次犯罪减刑条例，可减刑二分之一，最后判五年有期徒刑。
吴淼火之所以敢回台湾，其实是自认不会死，他以为通缉时效应已过了。
他无奈地说：“在大陆被视为国民党一级特务，处了两个死刑，没想到回到台湾又坐了监乡，两面不是人。”
但他又坚定说：“我对得起国民党，也对得起共产党；我对得起台湾的父老兄弟，我也对得起大陆同胞。”
在台南军事监狱期间，吴淼火是带领新收人员的作业助理，不准对新收人员有任何的人身打击。他体能、演讲、作业都是第一名，获得了一堆奖项，他说这些是入狱最大的收获。
因处处表现优异，两年半就出狱了。
吴淼火说：“我本只要关两年，但因民国八十九年适逢总统大选，国家怕我出狱，怕我控诉国民党政战系统将我的骨肉堕胎，多关我半年。”
吴淼火说，他这一生有三个死期，最后都是侥幸活下来。
吴淼火出狱后，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工作不顺，一度以拾荒糊口，进过清洁队、台铁、高铁等处打工，都做不满三个月离职，到哪工作，调查局、派出所就过去多嘴。
在担任两栖部队小队长期间，他是台湾家人中收入最高者，当时还买了辆机车送给哥哥，但他在台湾被判死刑后，兄弟却不讲话了，他成了孤寡老人一个。
他是个经历过大风大浪也能屈能伸的人，年纪大了之后，也看淡了世事无常。
因他在日本学过一些建筑，又是军人，家里的东西井然有序。他住的顶楼原来是一个很杂乱的地方，他去找来土，一袋一袋的挑上去，把顶楼变成了一个小菜园。
菜园里种了很多蔬菜水果，还养了鸡，自己吃不完，就供应给旁边一个小吃店，叫有机绿色食品。
小队长的楼顶菜园
不管他之前处于什么样的原因去的大陆，但他实实在在在大陆生活24年，他是认共产主义的，于是发起筹建了台湾共产党。
为此，他和台湾的家人彻底闹崩了。
再后来，南昌的太太也把两个孩子都带回了台湾念书。女儿在大陆学的是简体字，到台湾要繁体字，一开始跟不上，可是女儿很努力，成绩变好后考上了航空公司的空姐。
但没有想到，因为他的背景，女儿不被录取。
他觉得好愧对女儿，和太太也离婚了。大陆的太太我看过照片，长得还不错。
有的时候喝多了，他就会重复讲这一句：“我去也是死，我不去也是死，我能怎么办？我两边都对得起，为什么还要去一次次伤害我的小孩？”
对于生长的台湾，他说，老家再坏，还是老家。
不过，回到了台湾，他又想念大陆了，说“祖国大地好”。
2021年3月4日，我再次拜访吴淼火，和他谈到儿时在苗栗的生活，也想从中找到些蛛丝马迹，为他日后的“出走”找些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