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梳理"七.七事变"发生后,一些历史关键人物的反应。有读者看后留言,咱们的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当时怎么是力主和谈呢?我觉得还有必要再写一篇,看看历史漩涡中的人物,他们的身不由己和内心真正的抉择。7月18日,"七.七事变”力主和谈的宋哲元携张自忠向日本司令官香月道歉,并开始撤兵。但这时,日军从东北及朝鲜进入华北的部队已经到达预定的进攻出发地,并先肃清北宁铁路天津到北平间驻守重要车站的中国军队。7月23日晚,蒋介石命参谋次长熊斌从保定到达北平,亲自向宋哲元传达政府的抗战意图。蒋介石特告知,日军从22日起,其机械化部队向华北输送,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望时刻防备。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不得不开始考虑抗战,但又深感作战准备不足。因此,他一方面令第37师停止撤退,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另一方面,宋哲元还是电请蒋介石将北上各部暂时稍微后退,以便他好争取时间完成战备。大家看到这里一定觉得奇怪,宋哲元为何要一次次拒绝蒋介石的北上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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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日本定下吃掉华北的目标后,开始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促成华北自治。就这样,华北出现了一个半独立的行政机构,西北军抗日名将宋哲元负责一应军政事务。宋哲元到任后,利用华北地区的人力物力,几年内就将29军的兵力扩充到了10万以上。宋哲元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考虑到蒋介石过去与西北军的矛盾,宋哲元与蒋之间的矛盾同样很大。但他更清楚日本的野心,一直在想办法拖延日本对华北的控制。宋哲元不想拱手让出自己苦心经营的地盘,他不愿意蒋介石控制华北,也不愿意让日本人控制。就在宋哲元不断犹豫的时候,日本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于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只是,日本人没想到他们在宛平就遇到了劲敌。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与宋哲元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迅速做出了决定。之前软弱的蒋介石,突然硬气起来,一面宣布抗议,一面积极备战,准备派遣部队北上增援。宋哲元生怕蒋介石趁机吃掉自己,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推脱。宋哲元只想和日本人通过和谈解决此事,让华北维持原状。没想到,蒋介石抗日态度坚决,他几次给宋哲元发电文,希望宋哲元不要对日本人抱有幻想,必须要尽快整顿好防务。由于双方的不信任,对于蒋介石派遣援军的计划,宋哲元百般阻挠。另一边,日本在谈判中一边狮子大开口,一边利用谈判机会,偷偷调兵遣将完成进攻部署。太依赖和谈的宋哲元也就迟迟没有完成部署,导致29军平津一带的防务成了摆设。7月25日,日军借口修理电线,向廊坊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占领廊坊车站。 廊坊车站是天津、北平之间的一个大站,第29军第38师第113旅旅部率第226团(欠第2营、第3营的第12连)驻守在这里。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该团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街道以麻袋填土堵塞,房顶垒起各种掩体。 7月25日下午,日军1个中队乘火车到达廊房,占据车站,并至站外构筑作战工事。驻军加以制止与警告,但日军置之不理,因而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日本“中国驻屯军”当即令第20师团第77联队增援廊坊日军。又于26日凌晨3时30分令第20师团向天津前进,同时令驻屯步兵旅团第 2 联队第 2 大队乘火车到北平,途经廊坊时参加战斗。 26日拂晓,日军以飞机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守军的兵营。日军增援部队于上午8时到达廊坊,立即在飞机的支援下向守军发起攻击。至12时,该营向东转移,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因而平津之间的交通被切断。占据廊坊车站一部的日军廊坊战斗后,香月清司于26日11时向参谋本部申请行使武力,获准。下午,香月清司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由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面交秦德纯代收)。 “首先应速将部署在卢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37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37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送出最后通牒后不久,日军从天津乘火车到达丰台的步兵第2联队第2大 队分乘26辆卡车,从丰台向北平城内开进。广安门守军第29军刘汝珍团的1个连立刻开火阻止,两军发生战斗。廊坊、广安门战斗发生,宋哲元这才感到日军大举进攻的时刻即将来临。26日下午4时和当日晚间,宋哲元两次电报何应钦转呈蒋介石。将日军给第29军的最后通牒和平津地区的局势都承保给蒋介石,并求政府援助。乙、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丁、决心大战,照中(正)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27日凌晨2时,已入城的日军按照第29军指定的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 “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受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此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南苑守军的防御不足,因此命令预备队赵登禹132师迅速进驻南苑,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的进攻。同时,鉴于37师战线太长,原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部队,调往北平方向以缩短37师的战线。不过,鉴于前几天双方的激战,29军认为日军还要休整四到五天才能真正发起进攻。27日,赵登禹到达南苑,急于赴战的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此时,132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尚在涿州。日军的攻击打响了,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132师增援过来的两个团。这两个团,直接撞人了日军早已设好的包围圈,激战之后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团长冲出敌阵地,跑到南苑向赵登禹报告。潘在参加完29军的军事会议以后,把29军反攻和军事调动的全部计划都交给了日军。潘毓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在当时被视作极会享受生活的人。他还是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川口淑子)的义父,李香兰称他是非常和善的人。他在1935年就和白坚武、石友三共同筹划了“华北国”,白、石都受到29军极严的监控,唯独他不但可以接触29军的机密,而且和日军打得火热也丝毫不受怀疑。甚至,他在战后受审的时候,还坚称是受宋哲元的派遣和日本人“周旋”,所谓出卖29军,是为了“和平”。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人日军伏击圈。公路上行军的29军部队遭到萱岛联队用机枪和迫击炮等各种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人轰炸。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29军老兵回忆当时路上到处是死人死马,其中夹杂着两辆汽车,赵登禹将军(此前战斗中腿部负伤)就阵亡在前面的黑色轿车中。因为车辆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将军死状极惨。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剩余将士突出重围退回北平。
28日上午8时,日军步兵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南苑第29军营房展开进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由南苑东南角和西南角展开攻击。集结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同时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的北平方向的退路。据第29军军事训练团准尉见习官孙家骥回忆,29军的长城抗战之后,一战成名,经常有大学生来参训,所以特别成立了大学生训练部。宋哲元很爱护这些爱国学生兵,都当作29军的干部来培养。卢沟桥的炮声打响后,学生兵各队选出代表向军训团团长佟麟阁递交请缨杀敌书,表示誓以热血保中华的决心。29军考虑这一千五百余名学生正在训练中,如当战斗兵使用,殊为不当,准备迁往保定继续学业。训练团接到命令,让官兵各携带三日口粮,准备向保定转移。于是炊事房蒸馒头,分到各班切片晒干,以便携带。得知这一缘由后,学生们再次上书愿效前驱,决心在前线杀敌报国。这时的北平各报纸也报道了学生军请缨杀敌的壮举。从此团部未再指示迁保。战斗一打响,其炮火就集中于南苑阵地南面的学兵团驻地。随后,日军突入中国军队的阵地中,残存的学兵们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学生伤亡惨重,但没有后退,疯狂的日军在学生的阵地上没能打开缺口。据日军记载,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座谈中,负责指挥的联队长一木清直曾经描述这样一段战斗场面:“这帮学生兵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这是何等的悲壮,学生兵们苦撑几个小时,伤亡一千多人,终于支撑到援军的到来。日本画家宫本三郎所绘 南苑攻击在日军陆军及航空兵协同攻击下,南苑守军约2万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很快,通信设备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秩序一片混乱。 孙家骥抵达大红门时,见到副军长佟麟阁正在指挥卫队阻止部队后退。他命令凡是军官都出来指挥,组织起来,向南苑反攻。正当孙家骥在组织收容散兵时,敌人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佟副军长及其卫士余副官同时殉国。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部队行动问题。会上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留守北平。7月29日凌晨3点左右,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到达保定后,第一时间与张自忠联系。其电报内容主旨仍是要求张自忠与日本人和谈,告知已经让北上援军停在原地,坚持不扩大事态,和平解决中日在平津地区的战争。宋哲元到保定即发表谈话,说自己近来因火气上冲,耳鸣殊甚,不能与大家面谈,特发表书面谈话:“平津之战,乃系局部之战,日来北平城外战斗甚烈,南苑尤甚。佟副军长麟阁竟于昨(廿八日)阵亡。驻南苑38师之一部,奉命应战,伤亡最巨。驻西苑37师之一部与驻黄寺之保安队均颇有损失。自昨(廿八日)晚至今(二十九日)晨,天津、卢沟桥等处亦有战事。本人奉命移保,将来是否长驻保定,尚未确定。战争为国家大事,今后办法自应听国家命令也。”“自卢沟桥案发生,本师驻防宛平,不能不尽守土之责。本人到平之后,始终爱好和平,避免事态扩大,以期恢复八日以前之状态。十七日以来,苦心焦思,竟致咯血。现随宋委员长来保,自应以疾病之身,追随各长官之后,听候驱策也。”张自忠则按照之前商定的方案,早7点即会晤北平日本特高课机关长松井。松井听完后表示:“对此间当局诚恳表示,日飞机决不在市内投掷炸弹云。”“不轰炸北平城,不入驻军队”的保证,这是张自忠就职前所做的一项重要努力。29日下午,张自忠先后就任了北平市代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北平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平静,张自忠也开始了与日本人斗智斗勇最艰难的时段。他于7月28日晚上打电话给38师参谋长张克侠,要求其安排有关人员迅速撤退。“当我夜里回到怀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已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从南苑逃进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我听了这些,犹如晴天霹雳,马上集合在城内的人员说明情况,并立即把这一突变打电话告诉杨秀峰及其他同志。接电话的是刘清扬同志,我告诉他们庆祝会不能开,人还要躲起来,速作另外打算。”张克侠生于1900年,后来投笔从戎,因胆略过人被誉为“军中智囊”,是冯玉祥西北军系统和第29军的一员干将,和张自忠关系甚好。不过,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直接领导的中共特别党员。危机关头,我党有万余干部群众成功逃离北平,为此后华北敌后抗战燃起燎原之势保留了革命火种。张克侠戎装照下的一颗红心29日,北平沦陷,汉奸江朝宗主持成立“北平地方维持会”,在城内大肆搜捕抗日军民。张克侠只得隐姓埋名潜伏下来。后来靠表弟寄来的经商证明,8月才乘火车离开北平,几经辗转重返军旅。当时,张克侠并不知道抗战还要打八年。作为军人,他唯知杀敌报国,置生死于度外。1945年抗战胜利,张克侠获赠只有蒋介石“天子门生”才能得到的“中正剑”,但这位“佩剑将军”始终红心向党。1948年11月8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张克侠与何基沣率2.3万余官兵战场起义,为淮海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张克侠于1929年入党的党籍和党龄。敌营潜伏多年的张克侠,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和他一起在七七事变中抗击日寇,又一同在淮海战场起义的老战友何基沣,原来1939年就秘密入党。遵照遗愿,何基沣的部分骨灰洒在卢沟桥畔,与当年牺牲于此的第29军袍泽英魂永远相伴。短短几天内,张自忠最大程度地做好了安抚工作,掩埋了战死者,抢救和安置了受伤者,为冀察和29军未及出城人员眷属更改了户口并转移到安全地方。安排好这些后,张自忠致电天津军政领导人,要求他们尽其职守,保境安民,杀敌报国。他在致天津的电报中有一封是以遗嘱的形式写给其弟张自明的。主要内容:自己以身许国,生死难料,要其主持家庭事务,不要以他为念。他要保持民族尊严和华北地方政权的合法权益,又失去平等谈判的基本筹码,且没有任何人力和物力的凭借,连最基本的助手都没有,孤身一人在奋斗。8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城,张自忠留守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形势的变化对张自忠的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张自忠决定辞职。8月5日,张自忠发表了辞职声明,随即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因感觉医院人员往来众多而繁杂,容易被日本人察觉,经随员廖保贞秘密联系到美国友人福开森,在其安排下,转移到福开森在东城礼士胡同的家中。张自忠将军戎装照早在1935年,日本情报机构很早就对包括29军将领在内的中方军政要员,不断进行分化、利诱和劝降。日方认为张自忠曾赴日考察,属于可拉拢的对象。又因为与日方谈判周旋,张自忠被不明真相的国内舆论界扣上了“汉奸”帽子。据女儿张廉云回忆,北平这段经历被张自忠视为奇耻大辱。之后每次对日作战前,张自忠都写下一封绝笔信,活着回来才撕掉。他将北平留给张自忠后,前往保定,当即电报蒋介石,提出:“刻患头疼,亟宜休养”,并将第 29 军军长的职务交冯治安代理。 8月6日,蒋介石派宋哲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辖第59军、第68军、第77军,担任平汉线防卫,命其反攻平津。21日,宋哲元亲自到南京面晤蒋介石,蒋介石大加慰勉和鼓励。但大势已去,接下来,平绥线南口失守,张家口失守,沧州失守,大名失守,宋哲元全线撤退。部队经长期苦战,损耗惨重,士气极低,已丧失主动进击的能力,均与日军一触即退,华北失陷。
1938年1月,宋哲元退到河南新乡,3月溃败到达郑州,他辞去集团军总司令职,失去了军事指挥权。4月第一集团军番号被撤消,7月宋哲元因病又辞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9月宋哲元突患肝病,后又患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他特别操心华北平津的罪责归咎问题,时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后来,他找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由中央负担一切责任。他如获至宝地把这封信收藏在身边,为的是在危急时用它充当“护身符”。在他病危时,还曾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洗刷他对丧失华北的责任。1940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语病近,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享年56岁。西北悍将宋哲元每逢国耻纪念日,他当天所吃的馒头上都印上“不忘国耻”四个红字,以示不忘此仇之意。他还谆谆告诫官兵“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他训练下的第29军,没有一个看到日本兵而胆怯的。将士个个抱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的大无畏精神,以简陋之兵器,一次次杀得敌人落花流水。特别是喜峰口大捷后,就连日本国内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露、日独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当时天津的《益世报》,也写到:“……中国人民永世万代应不忘喜峰口血战中的英雄。……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这样一位血气方刚的抗日民族英雄,就这样寂寥的落幕了。或许历史就是这样,如果拉长了来看,有时让人惊喜,有时也让人无奈。张自忠离开北平后,继任第59军军长,奔赴抗日前线,抱定决死之心,转战南北。
他在家书中写道:“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
随后,他首战淝水,再战临沂,击溃日军最精锐的“铁军”坂垣师团。
4月,任27军团军团长兼59军军长,三战徐州。
9月参加武汉保卫战,阻击日军12天。
10月,晋升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奉命守卫鄂西北。
1939年,四战随枣,多次粉碎日军进攻,数度重创日寇,与敌相持年余,威名远扬,成为妇孺皆知的抗日名将。
1940年5月,日军集结两个师团和临时配属的两个联队共10余万兵力,在数十架飞机和大量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进攻枣阳、襄阳、宜昌等地。
张自忠奉命率领主力由宜城北上,过汉水截击日军。
战役开始前,他在致各师团将领的信中表示: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由于敌强我弱,前线部队伤亡惨重。
张自忠力排众议,5月7日拂晓,率领身边仅有的特务营和74师两个团2000余部属东渡襄河,赶赴前线。
5月8日,他在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中表示:“有日无我,有我无日……不顾一切,率部截击北窜之敌。”
张自忠亲自督战,在十里长山浴血奋战九昼夜。
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宜城县南瓜店村东山脚身陷日军重围。
在身负8伤(右肩、右腿被炮弹炸伤,左臂、腰腹部中弹)的情况下,犹不顾个人安危,让负伤的部下和苏联顾问先行撤退,自己仍坚持指挥作战。当日下午3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副官说:“我力战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可告无愧。”
最后壮烈阵亡,牺牲成仁,时年49岁。
随他出征的官兵也全部英勇殉国。
日军第39师团得知张自忠将军阵亡后,震惊之余,肃然起敬。
将其遗体抬至陈家集日军师团部驻地,用棺木浅葬于陈家祠堂后的空地上。
日军在墓前竖立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总司令张自忠之灵”,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
当日深夜,第38师师长黄维纲率队夜袭陈家集,抢回张自忠的遗体,并将其护送至第33集团军总部所在地。
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由湖北宜昌转运至重庆过程中,备受瞩目,沿途各界人士纷纷前往致祭。
日本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称赞他为“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
张自忠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战死沙场的众多将领中,军衔最高的一位。冯玉祥在给他的祭文中引用《九歌·国殇》中的诗句——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鬼魄兮为鬼雄”
抗战胜利后,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区的三条道路,被命名为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注:本文资料、图片部分来源于网络,选用时未能一一可查,如跟事实有出入,见谅)"七.七事变"梳理,请看下文:
纪念“七.七事变”,我们能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