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顶级的飞行员,第一个从台湾驾机回大陆参加起义 | 飞过万重山08

文摘   2024-09-25 20:07   北京  

大家好,我是霞姐。

刚看到上面这张照片时,我好奇这剪得形状也太奇怪了。

照片中的婴儿叫向在淞,他是今天故事的讲述人。我们刚加上微信,他就发来信息,说:

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真貌是对当事人最大的尊重,功德无量。”

我们沟通了一个星期,记录下了他们家的往事。

听完他的介绍,我才知道这照片背后的故事。

向老师的父亲曾是最顶级的飞行员,他剪掉照片,只是为了抹去那段历史。

小家事,大历史。

一个人的经历,一个家族的兴衰,就是社会演变的缩影。

读来,令人唏嘘。

记得是小学一年级,我们家场子外面有个网球场,很多人在那里上缴东西。
我父亲也从家里拿了一把佩刀去上交,手柄不记得是银子还是金子做的,挺漂亮。
我好奇为啥要上缴?
父亲告诉我,他以前是空军,这是部队发给他的一把佩刀,每个飞行员都有。
后来知道,那是蒋介石发给航校毕业生的中正剑,和黄埔毕业生的一样。
除了那把漂亮的佩刀,父亲脖子上还挂着一个不锈钢的小牌牌,上面刻有他的姓名向子昶、生日1921.4.25、血型A型等信息。
这牌牌父亲没舍得上缴,当护身符一样天天戴着。但有一天,父亲把它一锤一锤的锤扁了。
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牌牌的来历。
我们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祖父向楚是辛亥革命同盟会会员,是推翻满清的革命者,民国时期做过蜀军政府秘书院院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
祖父文史功底深厚,孙中山先生亲书“蔚为儒宗”以赠之。祖父这样的出身,对我父亲他们五兄弟的影响很大。
按理,他们都会跟着祖父做学问,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抗战爆发后,祖父将三个儿子都送上战场。
我三伯向子许是国民空军第11期官校飞行员,我四伯向子昕川军的陆军少校,我父亲向子昶16岁就报考了最危险的空军。
三伯还没成家,日军轰炸重庆时就牺牲了。
当时人们纷纷逃避,道路到处弹坑,一个小脚老太婆掉到弹坑中。混乱中,三伯奋不顾身跳下弹坑将老太婆举推上道,而他被后面狂奔人群活活踩死。
事后,重庆市民万人空巷为三伯开了隆重的追掉会,三伯向子许被国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

三伯向子许(右)和我父亲

国民政府为充实空军下级战斗骨干,在成都成立空军军士飞行学校,培养飞行军士,学制四年,蒋介石兼任校长。

招生的对象为国内初中毕业生,为了分出三六九等,这些初中生不能投考军官学校,以为着只能当兵,不能当军官。
不论是官校还是士校,要被录取,必须要通过一套严格的体格检查。每次几千人报考,体检合格通常只有几十人。
我父亲是1938年5月报名入伍,隶属第三期。
父亲身高只有1.66米,但他身体很捧,考官用手摸胸部,发现肌肉很发达,从而录取了他。
被录取的学生都统一到重庆市铜梁县旧市埧入伍,入伍生的营房没有正式的大门,只是由铜梁县进入旧市埧的营区范围前竖立了两根柱子,分别刻着:“民族复兴路 空军第一关”。

航校对学员要求极端严格,每周都有因体格、技术、政治等因素而被淘汰的学员。
吃饭时,教官一声令下,学员全部得放下饭碗,没吃完者,教官就将饭碗连汤带饭扣在其脑袋上。夜间睡觉不许打赤膊,违规者罚赤膊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
在严苛的管理下,可以说能够毕业的人在身体素质、文化素养、飞行技术、航空理论方面都是佼佼者。
我的父亲算是高干子弟,但他不仅聪明,训练还很刻苦,飞行技术在三期是最好的。
教官两次找他空中比武,看谁本领高强一点。两人同时驾机起飞,迅速上升,爬高到最高位置来占据有利空间,两次都是父亲取胜。
所以航校的教官很喜欢我父亲,经常给他放特别假,其他同学在太阳高温下训练,父亲可以在寝室里面休息。
教官的特殊照顾并未让父亲松懈,他和我说过,别人能做到的,他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别人做不到的,他一定要做到。因为只有这样要求自己,才可能成为顶级的飞行员,才能在抗日战场上消灭敌人,保全自己。
三期入校280个学生,四年淘汰只剩下83 个,毕业榜单公布的时候父亲荣登榜首,是三期的状元。
三期毕业后,没有直接送上战场,而是在1943年被派往新疆伊宁,接受苏联教官的培训。
那是他们相对快乐的训练时光。到了冬天,冰天雪地,北方同学都流行户外滑冰、滑雪。
父亲很想试试,先穿上滑冰靴在屋里地板上试滑,慢慢走了几步逐渐滑起来,虽然阻力大,但没有摔跤,信心大增,第二天就到冰埸上去滑,越滑越熟,又去学会滑雪。
父亲的确有运动天赋,这对他的飞行也有帮助。他们以前开的是老式旧飞机,全靠手上的感覚和头脑灵活的反应,才能操作自如。
但这样欢乐的航校时光很快结束了。
军士飞行学校的学员,不管技术多厉害,只能是军士,待遇与中央军官航校相差甚远。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
因此,在校学员及毕业飞行员闹事此起彼伏,一直闹到航空委员会也没有解决。蒋介石可能就是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相互制衡?
到了父亲他们第三期,军士和军官双方矛盾越来越大。
特别是后来练习跳伞,军士用的就是仓库里的国产旧降落伞,有些伞根本就打不开,导致了“十人跳伞,两死两伤”的惨剧。
大家都是热血男儿,游行抗议时把三青团的总部给砸了。学校给蒋介石打了报告,说是有地下党在操纵。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三期个个都被审查,最后23名同学被抓,关进了集中营。
父亲肯定也被审查,但我祖父这种级别的国民党元老,他没有被关。
这事情得很大,最后由宋美龄出面调停,决定军士学员毕业后再增加六个月军官补训,与中央军官航校毕业生同等待遇。
我父亲所在三期就变成了13期官校特训班,父亲也就从少尉、中尉、上尉这样一直正常晋升。

父亲的飞行服照片

被抓的23名同学后来都关在重庆的集中营,父亲去看过他们好几次,给他们送吃的用的。

到1944年,父亲被选到美国去接受美军教官的训练,学到更加高超的飞行技术。
父亲是在美国迎来了抗战胜利。1947年,父亲美国归来,他没有上战场,在上海空军供应司令部基地勤务处任上尉参谋。
这一时期,父亲也结婚了。
我母亲叫俞庆明,她祖籍是淅江杭州,抗战前我外公俞虎臣就到了成都经商。
外公的哥哥俞凤岗任成都商会会长,是凤祥银楼的掌柜,成都春熙路的地产大亨。
凤祥银楼当年就是我外公代为经营。

这个不锈钢街牌如今镶嵌在春熙路上

我这个大外公有七个子女,两个女儿嫁给了空军,他们都认识我父亲,就这样介绍我父母认识了。
母亲毕业于华西坝的齐鲁大学,齐大是抗战内迁到成都的。母亲京戏唱得好,在学校演过京剧十三妹,很有名,人也长得美,被称为校花。
父母的婚礼很隆重,在成都春熙路耀华西歺厅包租一天,亲朋好友、达官贵人纷纷到场祝贺。
多年后,母亲说到此事,依然是满脸的幸福。
1948年6月21日,我出生在上海吴淞口空军医院,祖父给我取名向在淞。
不久,国民党要求所有飞行员携带家眷转移到台湾去,母亲的两个姐姐家都去了,父亲也得走。
父亲走之前,祖父已经想好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对蒋介石有看法,觉得他没有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所以,祖父不想去台湾,他让我父亲找个借口把我和母亲送回成都,让他一个人去台湾,以后在伺机回来。
我和父亲第一张合影,为了不留后患,父亲把空军军装的领章都剪掉了
父亲走后,蒋介石让四川省长张群拿了三张飞机票到我家,让祖父祖母再带一个儿子到台湾去。
我祖父对张群说,他是个学者,家里面书太多,搬不过去,他也老了就不去了。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于右任,早年同祖父一道加入同盟会员,俩人是过命的革命党人,他和家人就被蒋介石派人胁迫到台湾。
此时,成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胡宗南部队还在西南坚守,请求台湾派飞机对他进行空中支援。我父亲的长官对三期60位空军飞行员说,谁愿意到大陆去支援胡宗南的部队呀?
59个同学都不吭声,只有父亲说,他愿意回。于是,父亲一个人驾着飞机从台湾飞回大陆。
父亲回来后,解放军准备合围成都,胡宗南部队又想驻进川大,屠杀进步学生,川大的校长黄季陆也撤去了台湾。
临危受命,72岁的祖父由四川大学教授会推荐为代理校长,他带领全校师生护校成功,胡部退走。
解放军进入川大时,祖父将川大完整移交给军代表曹振之,曹振之讲:"向老先生70多岁了,还事无巨细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动容。”
以后祖父仍任为川大中文糸教授,川西文物委员会委员。
父亲随四川部队参加了起义,他是国民政府现役空军飞行员第一个从台湾飞回大陆参加起义的。
父亲的履历很简单,没上过战场,加上我祖父的影响力,他在成都军区学习了三个月就出来了。
1950年10月1日,成都举行国庆庆祝游行,我父亲和其他两个飞行员,三人架机在皇城上空撒传单,庆祝国庆。
第二年,上级有关部门给我父亲发了一个介绍信,叫他到北京民航局去报道,他把信邮寄到北京民航局,那边回信说现在民航事业没开展,请他就地解决工作。
他就和当地志愿军的转业军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成都体育运动器械厂,这个是经过工商部门批准的,现在叫做成都假肢工厂。
父亲虽然不开飞机了,但他做事还是保持着“要做,就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习惯。
记得小时候,我都是父亲给我理发。
父亲因小时候到理发店理发染上了头癣,我出生后他就决定不让我去受罪,买回美国货推子和剪刀亲自给我理发。
他不仅给我理,还给自己理。
前面放一个大镜子,后面花架上放一个小一点镜子,他站在中间,右手反握推子从下向上推后脑勺的头发,这个动作很难的,又费劲费力,但他做事就是有恒心。
父亲坚持几十年,从不到理发店理发。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父亲坚持了下来。
记得我3岁左右,一天父亲将我带到川大校医院,找一个护士要给我输血。
护士从他手臂上抽了一管血注谢到我的血管里,我们都是A型血,他希望我能拥有他的健康基因,健康成长吧。
这是父亲对我特殊的爱。但父亲又是军人,对我要求极其严格。
记得四岁多时,有一下雨天,路很滑我和父親行走在很滑的路上,我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疼得放声哭起来。
父亲没有哄我,而是严厉喝斥我,叫我不许哭,再疼也要忍住,不然他要打我,我只能含着泪水强忍住。
从那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也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使我逐渐坚强起来。
父亲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从小他就要求我做事要仔细,不要粗心大意,还给我讲了一个他故事。
有一天,父亲到南京明故宫机场上班,回家后发现钥匙掉了,进不了门,他回忆一天的经过,确认是丢在机场上了。
当时天已黑了,天上又下着瓢泼大雨,父亲开着吉普车回机场去找。
可雨水打在地上,加上汽车灯照射一遍发白,根本看不清路面,开了几趟毫无结果。
父亲告诉我一定要有耐心,他沉住气,认真回想白天每一个动作,确定钥匙掉的大致范围,最后采用开倒车的方法,慢慢的搜索。
因为汽车的倒车灯没有前大灯亮,最后终于找到了。

父亲参加空军前的学生照片

这件事情我领会了父亲做事仔细,不毛燥的好品质,我也养成从不马虎大意的好习惯。
父亲希望我有健壮的体魄,就带我去看各种体育比赛并详细讲解。以至于我从小热爱足球运动,一直坚持比赛近50岁。
但父亲又很清楚,运动只能作为爱好,不能成为专业,不让我报考体育院校。
为了开发我的兴趣,父亲还带我多次去看画展、书法展。得益于从小熏陶,我后来成了成都大学美术学院的副教授。
我是从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去感受父亲所说的,别人做不到的,他一定要做到,别人做得到的他会做得更好。
也只有养成良好习惯和能力,事无巨细,聪明过人,才会成为顶级飞行员。
在我祖父去世前,我们一大家都随祖父祖母住。
开始是在川大铮园,1956年祖父调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我们也从川大铮园搬到成都市新南门龙江路十四巷,这里是川大廿八宿舍。
祖父、大伯、二伯、四伯和我们家,一大家人东西很多,加上祖父的书,搬家都用了三天。
新家是一个独院,前后都有很大的草坪鲜花和很多树木。
正房在中间有六间,左右两边有耳房进出,也可从中间进出,砖木结构,从中间上梯进入正房是客厅,有30平方米,客厅中间放一个楠木柜子,两边是楠木花架,左右两边各摆放两个楠木高背座椅,中间各一个楠木茶几。
客厅背后的房间也有30平方米,那是祖父的书房,里面放滿了线装书,放在各种书架上,只要进入书房满房书香,除了祖父我们一般不进去。
客厅右边门进去是祖父的房间,窗下有写字台(书桌),书架上很多书,有楠木雕花大玻砖衣柜,楠木大床。
祖父房间后面有一扇门,进去就是四伯的住房,也有30平方米,可以从右边耳房进出。

我的祖父向楚

客厅左有门进入就是我的房间,大约25平方米。
进门左边是窗户,下面是楠木园桌,两边罗汉椅,右边是四个万有文库书柜,成L形,门右手边一个,其余三个靠墙。
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局出版的一万本书,不是线装书,接近现代印刷但文字竖着看。
内容包罗万项,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学,中医西医,卫生机械制造,天文地理历史,世界名著什么都有。
记得有一天,父亲在我房间里指着这万本书,对我说:“这万有文库是爷爷给我买的,以后我将它传给你,你要好好读书学习。”
这是父亲读初中时祖父送给他的,当时很贵,一般的人家都买不起。祖父希望我父亲能成为一个读书治国的良才。
我父亲兄弟排行第五,是幺儿,“百姓爱幺儿,皇帝爱长子”这是人之常情。
我的房间还有一个床,右边有个门进去是父母的房间,有35平方米,屋内有一个西式楠木大床,一个楠木五抽柜,两个香樟木箱子,一个楠木园桌,两杷楠木西式椅子,屋的正对面和左侧是格子窗户,里边右有一个门通书房。
房间左有一个门与我房间门相邻进去是耳房,可进出后园,种了很多树树。有一个井,我们挑井水饮用。
正房全是木地板结构,右边是厢房四间,大伯向子春和伯妈住第一间,大伯比我父亲大二十多岁,早年毕业于重庆大学体育糸。
厢房第二间是二伯居住,第三间是佣人居住,第四间是厨房,第五是洗澡间,后面是厕所。
我们家最多的就是书了,我祖父读书治学一身,几乎用所有经费买很多书,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十四巷川大廿八宿舍,巷子深且窄,到大亍龙江路有一百米在右,我祖父到省文史馆上班是轿车接送。
祖父是十三级干部所以配车配司机,五十年代轿车很少。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少,我父亲买了一个英国狮王飞利浦自行车,因为是进口的,说能值一套房价。
每天早上,接祖父上班的轿车开进不了巷子,司机就在大亍巷口处按喇叭,声音很大,全街都能听到。
这时大伯扶着70多岁祖父去上班。祖父下班回家,汽车又按喇叭,家人赶忙出去迎接祖父。
祖父每次回来带一些糖果给我孙儿们,并带回当天报纸,他年岁已高又高度近视,我就给他读报。
我是他的长孙,他很喜欢我,我也很懂事很听话。
我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自己磨墨20多分钟,再写300个毛笔字。
父亲下班回来要检查,父亲受祖父的影响,从小练字,他手把手教我写正楷宋体字。
那时,我安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用一根竹杆装上天线绑在窗外树上,线就直接接在收音上,调试好后带上耳机,就能听到广播节目。
我做作业或写字的时候,就戴上耳机边听边写,一天爷爷走过来看见我正带着大耳机,好奇问我在干啥。
我把耳机戴在他头上,当他听到广播节目时,先是感到惊讶,马上露出笑容。
身边的父亲说:“这是在淞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
爷爷很高兴,摸着我的头说:“好好学习。”

祖父向楚百度百科上的肖像照

爷爷经常说,你们的父辈年轻时没有好好读书,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支持他们去参军入武,你们现在一定要好学习,做个有学问的人。
有一次他把我们四个孙儿叫到身边,讲:“你们千万不要做拨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之人”。
我问,什么是匹夫?
爷爷说:“就是白火石,在河滩上拿两个白石头,一碰就冒火,什么都不是。”
爷爷要求我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一辈子从不与人吵架斗殴,一直努力学习工作,以对得起向楚后代之名。
到了暑假期间,有四川足球队的比赛,在市体育场,我们家在郊区较远,我有三次搭祖父的汽车坐到省文史馆,下车再跑到体育场。
祖父对家人要求很严格,除了我,家里没有任何人坐过他的轿车。他不允许使用这样的特权。
现在回想,那段时光是我最幸福的年代。
到1960年初,困难时期,家里面请的佣人都返乡了,家里没有人照顾祖父的生活,我父亲主动辞去工作回家照顾祖父。
一大家人,煮饭,买菜这一类的事情都是父亲管,他虽然排行老幺,但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祖父的工资也是交由我父亲在管。
祖父文史馆的秘书杜琪,每个月都要来看望我祖父,每次都些营养品,红烧猪肉,红烧牛肉,猪油罐头,芝麻酱,白糖等都有,带来政府对祖父的关心。
除了吃的,还送了一些到耀华餐厅去吃饭的餐券,我们家那时生活还可以,没有饿肚子的情况。
家里很大花园,父亲也种了很多南瓜、土豆之类的的农作物,大大解决了一大家人的生活困难。
1961年9月,我上初一,那是84岁祖父生命的最后时光。
祖父去世后,四川省政府统战部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悼词里对祖父一生评价很高,特别说向楚自始至终都和我党同心同德。
陈毅,刘伯承,杨尚昆,郭沫若,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等都送了来花圈。
祖父一生都是边治学边从政,在动荡的时局里探寻国家民族之命运,世人敬他,我们更敬他爱他。

学者对祖父向楚的评价和认可

这年,我初中第一学期成绩公布,排班上第二名,学校给前三名同学每人发壹拾元以资鼓励,当时最大面额。
我回家将奖学金交给母亲,她太高兴了,她在中学教书每月工资就五十元左右。父亲也很开心,他说,你本应如此,还要继续努力。
到1963年,我父亲就去成都铁路局医院针灸科,跟着叶清新主任学金针手法。
现在各大医院针灸科用的是钢针,金针细软,右手进针时斜向穴位,左手稍按一下,不好掌握。
父亲悟性高手法好,跟叶主任临床医治病人一年,就独自给别人看病。先给家人、朋友扎针,很多医院没解决的疾病,都叫父亲扎好了。
因父亲不收费,大家送礼感谢他,人太多送东西又不放便,父亲才开始收费,家里也有了一些收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飞行员同事刘翼非,他是空军十二期空勤的,刘叔叔腿部有疾走路很困难,因住处离我家不太远,父亲就一次次到他家扎针治疗。
等刘叔叔能走动了,慢慢走来我家治疗,我每次看见父亲给他扎右脚掌的湧泉穴时,那是非常痛的穴位,扎进去时刘叔叔痛得脸都变形了,但从不出声,这就是真正的军人气概。
渐渐的刘叔叔明显好转,能快步走路了,他要给我父亲治疗费,父亲从不收,他们都是患难阶级兄弟。
后来我有两次在街上遇见刘叔叔,他大步走过来与我握手,动情说:“多亏你爸爸,治好了我的腿,我永远感谢他。”
我儿子向朝楚读小学五年级时脖子上长了白癜风,有小指姆大小,此病发展是很快,会长遍全身,特别是脸上,让人头痛。
父亲立刻给孙子扎针,隔天一次,一共扎了二十多次,病灶彻底根除治愈。
我跟父亲学了一些针灸技法,记住了身上很多穴位,只要身体不适就自己给自己扎,效果不错。
我至今还为父亲高尚的人格和高超的扎针技法而自豪,他真是那种“要做,就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
1964年9月,我在成都十二中学(川大附中)读高中,父母要求我学习要好,身体也要好。
父亲说男人应该参加足球运动,这是勇敢者的运动,要有良好的身体素与体力,还要有过人的技术和团队协作能力,这也让我从小就对踢球有浓厚兴趣。
到了高中,我是校足球队员,每天下午4点半后在踢球,每周一次比赛,比赛完后到食堂飯菜已凉,用开水泡饭,吃得也很开心。
我们十二中是重点发展足球和田经运动的国家级重点中学,校足球队1965年获成都市中学生冠军队。
记得我在读高二的时候,母亲正好在成都十九中学教初三。她是从初中一年级教到初中三年级一个轮回。
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读初中时成绩也在班上前三名。读高中时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叫苏维刚,原是川大数学系讲师,因错划成右派被派送到12中教数学。
苏老师确实有水平,他上课把黑板分成四段,从左上角解题运算讲起,一直写到右下角句号时,刚好下课铃声响起,每次上课从不擦黑板,如此精确,令人佩服。
我作业书写工整,苏老师时常在班上拿我表扬,他只教了我一年,我印象深刻。听说文革结束后,苏老师调回川大数学糸任教。
母亲教的初三共有五个班,家离学校又远,来回一个多小时,母亲每天背着二百多本作业上下班,回家还要改学生作业,实在很累,我就每次帮她改三个班的作业,好让她轻松点。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对我很慈爱,我读小学时母亲就对我讲,上课不得迟到,迟到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我从小学到大学上课从未迟到,我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儿子。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对老师很尊重,这是我们向家的家风。
就是我读高二的这一年,空军在我校招飞行员。
全校高二高三男生全部都去体检,高三合格的直接到空军航校读书,高二合格的先到滑翔学校读书一年,再到空军航校学习。
高三6个班,高二6个班,几百男生,高三有一名合格,高二有三名合格,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四个合格者在全校一下出了名。
周末回家,我把消息告诉父亲,他很高兴,认为我身体合格是他身体的优良遗传基因。父亲内心希望我去当飞行员,继承他未完成的飞行事业。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飞行技术要领,比如飞机下降着陆,要柔和收油门,就像蜻蜓点水轻点三下,停在水面上,不能过快,否则飞机会失速,也不能过慢,这样滑行距离很长,凭手上感觉操作,每次他都能做到。
记得我小学五年级时,参加了航模小组,回家后父亲亲手教我做飞机。
他先把机翼用挫刀挫成流线型,再用细沙纸把翅膀,机身,尾翼沙光滑,用胶粘成飞机,机身下用一个大头针弯曲后钉进去,做好后用橡皮筋作动力,将飞机弹射到空中。
在我们家宽大的院子里,航模飞机飞得很高,盘旋很久才落地。父亲说所有飞机的机翼都是流线型的,这样阻力小可产生升力,让我从小对飞机有了深刻的印象。
当飞行员,我的身体素质没问题,祖父的历史地位国家也是认可的,但父亲的飞行员历史可能会对我有影响,因为那是政审最严苛的年代。
我小时候,父亲很少讲他当飞行员的历史,他很小心谨慎。一直到我读初中时,父亲才给我讲了三伯向子许的生平事迹。
连牺牲了的都不敢讲,更何况还活着的,父亲能不提就尽量不提。
记得是小学一年级时,我们家的场子外面,有个网球场,很多人在那上缴东西。
我看到父亲从家里拿了一把佩刀去上交,手柄不晓得是银子还是金子做的,挺漂亮。我好奇父亲为啥要上缴,这么好看的刀。
父亲告诉我,他以前是飞行员,这是部队发给他的一把佩刀,每个飞行员都有。其他也没多说。
后来知道,那就是蒋介石发给飞行员的中正剑。
至于他曾经在美国受训三年之久,我们更是从不知道,他也怕传出去了戴上理通外国的帽子,那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事。
我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英文版,教我英语故事,翻译给我听,我好奇父亲英语这么好,但也没有细想。
为了保险起见,父亲把他所有穿军装的照片都剪了,只留下个头。

只有那个不锈钢的小胸牌,父亲没舍得上缴和销毁。上面都是英文字,我问他上面内容是什么,他说是他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他的血型。

后来知道,那是美国空军用来核实阵亡士兵的身份,或者飞行员受伤能立刻知道血型,输血抢救。
这是父亲到美国受训的标志,他们每个同学都有,父亲把它当作护身符,一直戴在胸前。
就在一家人担忧和期待中,我填完了滑翔航校的登记表。
但那已经是1966年的5月,一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我后来也想过,如果我进了航校,肯定会得到父亲真传,加上他对我从小严格要求,哪怕成为不了父亲那样顶级飞行员,也会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的。
历史没有如果。
我们这样的家庭,当然不可能逃脱“文革”的风暴。
川大红卫兵拿走了家中所有的书,包括万有文库,我父母的东西,香樟木箱子及里面母亲的旗袍,祖父收集的字画等。
还有其他教授被抄的东西,全部都被堆放在川大的教室里。
学校里都在给老师写大字报,父母跟我说,你不能去。我肯定不会去,我们家对老师都是要尊重的,所以我没参加什么红卫兵,也没有去造反。
有一天在家里,当着我的面,父亲把刻着姓名的胸牌从身上取下来,放在一个石头上,用铁锤把胸牌一锤一锤地打。
最后锤成一个不锈钢片,英文全没有了,父亲看着难过了很久,然后将其丢到河里去。
这是父亲戴于几十年的护身符,从此没有了。
不仅是父亲,三期所有留在大陆的叔叔伯伯都少不了被调查、被批斗,游街示众,受尽屈辱。
1969年1月,毛主席叫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也不得不去。父亲叫我勇敢坚强,我母亲因担心跑到我姨妈家大哭一场。
好在我从小就没骄生惯养,父亲又言传身教,男人要勇敢顽强不怕苦不怕累,下乡后我很快适应农村起早贪黑而无休止地劳动。
我们三个高中生在一个生产队,每天收工后,由一个人轮流煮饭,其余两人去浇灌自留地,种蔬菜自己养活身己。
当时工分10分,我是生产队最高分,因为表现好,我母亲又是教师,下乡三年后,教育糸统招回教师子女,我就到了成都师范学校读书,学习美术专业。
文革快结束时,氛围已经有些宽松了,在家里父亲几次给我和母亲提起他很怀念伊宁的生活,伊宁是个好地方,在南疆风景优美,气侯也好,他想到伊宁去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嚣。
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当时我和母亲都在中学教书,是不可能去的。
父亲随三期同学飞赴新疆伊宁,在艾林巴克空军教导队接受苏联空军训练一年多,后又赴美受训三年多。他是接受了两大空军强国军官的训练,是当时最优秀的飞行员。
在伊宁受训他可以说,一在国内,二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到美国去受训,他从未提过。

我们家的全家福,我时年32岁

文革结束后,开始清退抄家的物资,我父亲找汽车去拉我们家的。他们指着一堆东西说,这是向楚家的。

我父亲拉回来一一查看,字画基本没有了,线装书基本在,万有文库数量在,但其实只有六千多册,还有三千多册宋曲、元曲之类的书,是别人的。
川大把书弄错了,万有文库其余的交给其他被抄家的人了,我们又不认识,也无法交换回来,只好作罢。
可惜呀!
1985年5月,成都军区给我父亲颁发了起义证书,这才正式承认他从台湾驾机回来起义有功。
8月,航校三期23名被关押监禁的同学约在西安团聚,父亲也参加了。
航校三期留在大陆同学,除了23名难友,还有4人,共27人。

时隔40年,父亲和同学西安重聚

难友殷钟崃解放后一直在川大外语系教书,常和父亲往来,他通知我父亲一起去。

当我父亲去时,大家都感到惊讶,说你这个家伙怎么跑到台湾去又跑回来了?
我父亲告诉了他们缘由,说他和其他59个同学都到了台湾,后来又一个人驾机飞回成都,参加起义。
那时父亲还没完全“落实政策”生活条件也不好,同学们还打趣他是“自投罗网,自讨苦吃”。
说放着大好前程不享受,回来受这个罪!
世事难料,我的祖父已经做好了选择,身为祖父最疼爱的儿子,父亲肯定会跟随。
去西安父亲提前没有告诉我,当时我儿子刚出生,我又上班很忙。直到儿子满周岁我回家,才听父亲说起。
不久,父亲被调往四川省文史馆任馆员,工资每月两千五百元,享受正处级待遇,父亲也有了一个安稳的晚年。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国门打开,航校三期(十三期特训班)海内外同学终于取得联系,常有书信来往。
每到圣诞节,春节都互寄贺年片。
1989年和1992年,海外三期同学两次集中于母校所在地成都聚会,我父亲也都参加了。

92年三期同学齐聚成都太平寺母校大礼堂旧址

这两次,大学长郭烽明的女儿郭新都全程陪同。
有一次,他们从山西坐火车到成都,郭新的脚都肿了,我父亲见状就给她扎针,不一会儿就消了,郭新多次和我说起这事,说她忘不掉向叔叔。
郭新说,我父亲告诉她,大儿子向在淞在成都大学做教师,他很优秀,因为有课,没有来参加聚会。
我听后也挺感动,父亲在我面前从没这样表扬我。
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年,父亲去世,享年79岁。母亲2010年去世,享年85岁。
郭新一直在收集三期的资料,她给我发来我父亲的简历,其中有1944一1947年到美国受训的记录。
我才知道父亲有赴美训练的历史,才明白难怪他英语这么好。但父亲去世多年,无法询问,但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很感谢郭新为铭记父辈历史所做的努力和付出,我也愿意为抢救历史做出自己的努力,前不久,我把父亲的一件飞行服和祖父的一些遗物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今年2月,郭新送我一本《老照片》,里面第一章是樊建川写的《青空飘零》,是对三期前辈张树奇留下的一本珍贵相册的解读。
文章里,有三期同学在美国受训的合影。
仔细核对后,第二排从右→左第五个就是我父亲,他个子矮只有1.66米。

父亲1946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洛克机场学合影

这张照片对我们极其珍贵,让我想起父亲的种种难言之苦,想起他一锤一锤砸掉胸牌的场景。
我有很多话想问父亲,可惜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父亲的一生,真的很不容易,称得上荣辱与共。
年轻时子承父志,放弃优渥的生活,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后又跟随祖父的选择,从台湾架机回大陆参加起义,建设新中国,历经世事变迁。
作为最顶级的飞行员,他没有机会翱翔蓝天,但他永远是那个“要做,就要做比别人更好”的向子昶。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永远怀念他。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无穷的细节,尽管纷繁常使人着迷。
我们常常听到“书香门第”这个词,什么才是书香门第,大概率很难具象化。
我保留了向在淞老师很多儿时的回忆,虽然琐碎,里面的细节让我对“书香门第”有了具体的画面感。
不仅仅是一般人家买不起的万有文库,不仅是良好的家风涵养,更在于舍我其谁的家国情怀。
世事变迁,向在淞老师是大学教授,他的儿子也是大学教授,向家的书香门第开始延续。
历史的无奈之处也在于它所承载的事实,都将不可抗拒的流逝,永远无法追回。
文革摧毁的一切已经无法复原,一切悲欢离合,风云激荡都抵挡不了时间的推移。
过去的绝对无法重现,只能存在记忆当中。
凡留下的,皆为珍贵。
社会到处都有遗忘的角落,这些遗忘的角落藏着的就是民族的历史,家国的记忆。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留住点什么。我想,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写:刘霞

图片来源:向在淞、郭新提供

感谢郭新对本文的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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