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空军惊天冤案：法官判我们无罪，蒋介石下令先关三年 | 飞过万重山01

文摘 2024-05-22 20:10 中国香港

大家好，我是霞姐。

昨晚有被大家“支持”的呼声感动到：有件重要的事和你商量（点击可看）

谢谢你们。

今天故事比较长，两万字，我直接说前情提要：

那是在1949年12月的重庆，有家报纸连载了一篇真实战争故事，作者开篇自曝了自己神秘的身份：

他是一名飞行员，曾以第四名的成绩毕业于航校驱逐科。

吊诡的是，这么优秀的天空骄子，在抗战最需要的时候，他却被戴上脚镣，投进集中营。

更离谱的是，投入集中营的还不止他一人，共有23名同学。

这是抗战时期空军内部一桩惊天冤案，法官审判时都忍不住落泪，，蒋介石坚持要判。

连载一经过面世，成了街头巷尾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

冤案为何发生，背后有怎样的政治漩涡，答案都在飞行员郭烽明的讲述里。

伊犁的七月天气燥热得令人难过。

1943年7月25日，一早就听说司令周至柔要来，空军教导队全体都奉命动员了。

我们把寝室的地扫了又扫，床铺几乎是用刨子一样的用力擦，每一个人在床边茶几上铺一张新桌布，没有的准假上街现买。

勤务兵从街上喊来三个擦皮鞋的人，每个人的马靴擦得照的见人影，洗浆房奉命把衬衣军服洗好烫好，床单棉被一律换净的。

号兵一直在练习“接官号”，全队的清洁兵一齐动手打扫，甚至于要把地铲掉一层，想把树皮刮去一层。

队长集合我们演习点名，要把右臂伸直举得端正，两目凝神注视不许做怒容但又不准笑。

苏联顾问也守着他们的规定，每个人穿着整整齐齐的西装。总顾问还带一顶呢帽，热得满头是汗。

我心想这真是不必要的恭维。他对航空一窍不通，不要说指挥空军作战，连指挥逃警报都要失败，那么多空军兄弟不都被他指挥没了吗，有什么好尊敬的。

傍午时候我们已经在机场列队相候了。足足等了一小时，一架G.四七客机落了地，铁门开了，先出来的是总队长宁明阶，接着是周至柔。

我们是全武装，军服整齐，流了汗不准动手擦，而他穿的却是短袖夏威夷衬衣和短裤，带着考克帽。

大家一肚子充火，午饭吃不下，打碟子，敲桌子，出了气回寝室，一群人烦闷已极，点燃纸烟，用力的抽，像乡里人抽纸烟，发出吱吱的声响，卅几个人住的大寝室里，烟气腾腾，空气很快的融合了灰色的烟，烟气浓得使空气成半透明了。

郭烽明航校毕业照

郁闷归郁闷，队上还在紧急准备，要预备伊宁最好的筵席请他，我们也要去应酬一下。

之所以要应付他，是为了好搭救5个不幸的同学。

在春季大雪未消的时候，轰炸队有五个同学因为晚操跑步没有喊“一二三四”被囚了。这是任何人不会相信的事，然而那确是事实，我不扯一点谎的。

就因为“一二三四”，5个同学关在黑屋里三个月，又送兰州军法处去了，罪名是“抗命”。试想一想当兵的一天要喊多少次“一二三四”，“抗命罪”每天都在等待着我们。

可是这点小事，队里却扣着伙食钱不发，孙浮生又给我们安了个“冀图包围蒙蔽长官，发动暴乱”的大帽子，我们真是到了想做奴才而不可得的时候了。

中队长张光明来了，喊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说：“周主任召见。把衣服穿好……”

我早已准备了一些话，要向周至柔说，为大家争一点福利。

万万没想到，他们想杀死的竟然是我。

我和两个同学打起精神，走到队部去。

走到总队长室，周至柔已经坐在那里了，桌子上光光的什么都没有摆，两边只有总队长和总队副陪着。

我们三个进屋脱帽，走到离他六步的地方立定，穿马靴的两足用力靠拢，中队长引见说：“他们三个来了。”

说过就退出去了。

周至柔点过名字，开头一句话：“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我听见这句话一身都麻木了，直挺挺的站在那里，眼睛有点发花，如果当时有一面镜子给我照一照，也许我的脸色是红、黄、白、紫循环着，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到过这种硬栽一头赃的混账话，我知道了谁在背地里害我，我就气冲冲的说：“报告周主任，我若是共产党，我自己死！”

同去的两外同学徐世椿和王觉非偷偷的看我一眼，同声说：“我们不是的，请主任调查！”

因为紧张，他们说话把禀告上司的格式“报告+官衔”忘记了，我看着他们也有点张皇失措了。

“不用调查，你们的官长报告你们是共产党，我相信你们的官长。”他那长满紫红色小凸的脸，板得更凶了，两只眼瞪得直直的盯住我说：“不要你自己死，有军法在，我要杀你们！”

“请主任调查！”徐和王又重复了一遍。

我知道无可挽回了，站在那里脑子里想起了同学，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身在万里之外，悲痛与愤恨交织着，我没有说一句话。

“你们不承认？”停了一会，他又问，大家都默无一言。

“给我关起来”周至柔厉声的叫了起来；我退出房门，看到外边已经布置好了，七八个武装士兵在那里等着。

空军司令周至柔

队副刘超然说：“把飞行胸章领花佩剑取下来！送禁闭室去！”

我把胸章领花扯下来交给看守兵，看守兵又交给他们的排长，排长双手奉承给值星官。周至柔，你可不要把这些取自日本人的战利品向蒋介石讨功吧。

随着每两个兵押着我们中的一个人走下了台阶。

“向左转，送重禁闭室，不准会人，不准送棉被……”刘队副说。

向左边走十几步就是重禁闭室，这十几步可真难走了。我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回头四五次，向寝室方向看去，竟一个人都没有，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的遭遇，往日总有些微风和桦树叶子沙沙作响，猛听来像是雨声，可是今天却像死一样的寂静。

卫兵开了大锁，我们三个人走进那个矮矮的门槛——那个门槛虽矮，却是不容易跨出的啊。

砰地一声门又关了。徐世椿颓唐地坐在泥土的地上，眼圈有些微红，王觉非面壁而立,不作一声，我叹了一口气，心情平静了许多。

一九四三年七月廿五日，我失掉了自由。

从1940年到42年，我都在成都学飞行，280多个同班同学摔死了6个，淘汰了近200个。

中国式的、美国式的、苏联式的驱逐机我都可以骑上去，如同骑老牛一样的安稳。我自信我的特技也做得不错，快滚、慢滚、翻跟头大致正确。

我读了些书，资本论缩本，联共党史、大众哲学都有。我甚至坦白地向政治指导员张慎哉说，我要把飞行当副业，我要写诗，我要当新闻记者。

读的书多了，我不愿意无理由的服从，更不能盲目的信仰什么主义，我们开始团结脑壳里不是豆渣而是脑浆的同学。

41年底，我邀请了一些好朋友深夜里偷偷地起来，歃血为盟组织一个自学团体，名叫“飞箭社”。

社员渐渐多了，我正准备打破班级界限扩大组织的时候，一位社员畏难而退。为了怕他出卖我们，立刻宣布解散。

而愿意自学的人可始终不愿丢下书本，我们开始办油印小报，为了表明志趣，定名为《云野》，意在空中耕耘播种。

我们时常在夜里队长查过寝室之后，悄悄的起来写稿，油印，装订，忙到二三点。我在那时候学会了抽烟。

最危险的一次是前夜熬了几乎一通宵，第二天黎明又赶到机场去飞行。我想不飞，但我派定下来。

我飞单座的霍克三式，在起飞之后，盘旋上升的时候，我睡着了，两分钟后醒来已离开指定“空域”三十几里，如果不是那种飞机稳定，恐怕我已在沉睡中死去了。

42年冬天，我以驱逐科第四名的榜次毕业了，写了些自勉的散文，我对于喊“蒋校长万岁”深恶痛绝，只认为见到日本人一拼是唯一的好方向。

我写着：“压不住血管里沸腾的血浪，连人带飞机向法西斯强盗冲下去吧!”

但思想的自由在空军中是不许有的，甚至于连思想都不许有。

1943年，成都早春的天气冷得反常，每天早晨都是大雾，户外温度总在摄氏零度左右。

我们冷得不支，把飞行用的三层衣服都穿起来，每个人又都把长筒的狗皮毡靴也穿上了，海獭皮的飞行帽也不离头了。

命令来了，前任驱逐队长雍沛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调到一个很好的北方去。”

还说那里伙食可以吃得好，天气好，白俄女孩子好，混血儿也爱僚起克（俄语：飞行员）。

大家都明白，这一次目的地是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

大部分同学的生活开始糜烂。一天不停地赌，麻将、十点半、牌九，圈子围得水泄不通。厨房变成了餐馆，随时像馆子一样的喊菜，一天不停地吃流水席。

进城的，找女朋友开旅馆，钱不耍光不会回来的。

跟着，营房里发生了窃案，我的军大衣和表不见了，床单不见了。第二天、第三天，每一个寝室都失落了衣服。勤务兵是跟了几年的人，一股子纯朴的农民气质，一定不会偷。

几天以后，大家都明白了，外边有人挑着萝兜来，一挑一挑的买衣服，自然价钱是很便宜的。飞行员有人做贼了，我想这就是国民党空军需要的飞行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飞机夫。

好的人也有，有几个就坚持每天早起洗冷水澡，坚持读书的也有。

我急求早走，被排在第二批。

行期既定，又有人打着新的算盘，把所能卖的都卖掉，在成都大买茶砖、西药、蚌扣，甚至于有人买橘子皮，准备带到新疆去做一本万利的生意。

双流营房大门，上写“学生第三队”

1943年的2月6日，第二批启程了，一早在北门外凤凰山机场搭机西行。

一路上看地面，绿色的四川，黄色的甘肃，亮的灰白的大戈壁，下午四点半才到了白雪耀眼的北疆，在迪化着陆。

航空招待所供应的是苏联式的西餐。马肠、肉饼、黑面包、萝卜汤和一大盘通心粉，特别又把存放得好好的哈密瓜飨客。

房舍陈设完全苏式设备，钢丝床、俄国毯子，两个人合围直达屋顶的火炉（代壁炉），墙壁上挂着列宁史达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放大照片，宽宽的一丈多长的红布上用白纸贴成了俄文标语。

当时我是不懂俄文的，但我却为了这种布置激动了火一样的感情。

一整天的空中飞行本来很疲乏了，但是我无论如何合不上眼，我想象着像苏联尤其是俄罗斯那样侠义为怀领导革命的民族。

我想象那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健康的人民该有多么开朗的胸襟，当第一位苏联的朋友伸出那只坚实的生着密密的黄色绒毛的手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的心会跳出来的吧！

第二天，飞往伊宁。

飞机越过塔尔奇依楞山，驾驶员林大刚骤然推低了机头，我才睡醒了。

下面是伊犁河谷，傍午的太阳虽然并无多少暖意，但是一地的白雪反射着强烈的白光，我竟不能睁开眼睛。

窗外一片白光，天山在这里分叉了，下面是伊犁河谷。

北面一排一排的雪山，南面天山也洁白一片，中间的伊犁河上也铺着厚厚的雪，圣洁得像是有史以来都没有经过人间烟火的样子。

天是白的，发着刺眼的光，地是白的，也浑然一片，找不出天地的界限，我的心胸竟像是空了，我似乎是钻进了一个熔炉，物化了我。

飞机盘旋着降低了，我看见雪原上的路，小簇的针叶林，和乡村。路像一条灰白的带子从城市扯出来，弯弯曲曲的向前伸展着。

飞机低了，路显了，在路边看见了小村落，像小孩们摆的积木，又像一堆火柴盒。伊犁的平房多，从天空看下去，方方正正的排列着，屋顶因房里生火是不积雪的，越显得那些轮廓的小巧玲珑。

飞机更低了，山脚下偶然有了一簇簇的针叶树，雪覆盖着它们，边缘上有一线深绿色的影子。这是伊犁冬季唯一的绿色，林边有马拉车出现了，冬天的马车换了雪橇，寒带粗犷的人民活跃在雪原上。

飞机对准了“T字布”符号，下滑降落。机场边停着一辆卡车，有一群马队跑来了，穿黑制服，戴羊皮帽，我认出了自己的朋友们！

跳下飞机，我们拥抱着跳，大声叫，喜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存在着严重的派系之争。

东北派、广东派、广西派、中央派，是尖锐化了的。中央派定期升官，杂牌子等一步。

更日趋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军官与飞行士之争。

飞行士永世不能升军官，严禁投考空军军官学校，否则一经查出，请进监牢。

飞行士只有靠团结，努力学习，与他们军官比，让他们丢脸。军官们偏不争气，学识技术比飞行士一天不如一天。

我正是卷入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那一个，自己还浑然不知。

第二批到伊宁的有二十几个，第一批飞行士同学先我们一个月到达，以老伊宁的资格开酒会欢迎我们。

一见面指着我们的鼻子骂：“乔尔马克”（鬼东西），另一位充翻译说：“你们的鼻子有福气”。

他们表演俄文歌，表演刚学到的伦巴舞，两条腿像拐子马似的乱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酒会开始了，定做的六十人同吃的大蛋糕，还有糖果和红酒。啤瓦（俄国啤酒）却抬来了两桶，我们被吓呆了。

后来在民航工作的吴天健

“请选主席！”

“吴大脑壳！”

“要得，拥护！”

吴天健上台了，上额宽，下巴尖，脸的轮廓活像个倒立的等腰三角形，伸出了拳头尖叫：“我们在边疆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要有前途就要团结……”

“大家干杯！为团结干杯！”

玻璃杯，叮当的响着，啤酒瓶子对敌，“为团结干杯”，“三碗”，“拼五碗”……

疯狂了似的拥抱，喊着每个人都有的外号，那一夜简直没有把酒当做酒。

“醉了的抬回去！”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抬，宁愿醉倒在地板上滚，还叫着“团结，干杯！”

我从来没有那么兴奋，我先喝啤瓦，拼了十几大杯之后，我再喝红酒，只感觉像咽了口冷气，一身像是麻痹了。

我跳上桌子端起一大杯红酒，我最好的朋友曹体湘劝我不能再喝，红酒是甜的，但含酒精量却不比窝特卡少，我不听。

“兄弟们，有梁山泊的哥哥就有弟弟，我代表第二批的同学敬大家一杯红酒，我们当血喝，让我们有相同的血液！第三期的同学是不能分化的，团结，进步！”

我回忆中，“为团结干杯”那是最后一次。以升官为号召的团结是不能持久的，多少人后来驯良得像只绵羊。

眼下身处的重禁闭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小屋，窗子开在门上面，离地有七尺多高，除了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有光线进来之外，白天黑得就像傍晚。

土墙因为年久失修，靠近地面的部分细粒的土壤一层一层的剥落了，喊不出名字的爬虫们寄生在里面，有些是老巢，有些是新巢，拇指大小的洞满墙都是。

白天可以出来解手，一出门，室外的强光竟使我无法睁眼，夜里小便只能在房里，用一个罐头筒装着，第二天倒出去。

另外有一张门板已经有一位先来的机械士睡了，他还有两床棉被，也就无分彼此的公用了。

第一顿晚饭送来了，值日生是熟悉的陈铭揆同学，另外有工人抬着床和棉被，总值星官和副总队长也来监视。

我们和陈同学相视默默无语，饭是无心下咽了，想到这一夜要睡黄土地，喂跳蚤，我提出了要求，请把床抬进来。

“你们承认了是共产党就好了，周主任一定会从宽处分的，人总要坦白才好！”副总队长刘超然还在劝我们。

“这是重禁闭室，不能抬床，也不能给棉被，再说这是周主任下令执行的。他虽然没有说是轻禁闭或是重禁闭执行，但是我们不好照轻禁闭办，你们也明白，这是周主任交下来的……”总值星官唠叨的一篇废话。

没有说轻重，自然执行重禁闭，这是哪一种逻辑？我心里又恨又恼，但没有说出来。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草铺在地下呢？”我又让步。

无人理我。

十分钟以后又关了门，天黑了，听见外边有很重而又像跑的脚步来了，“东！东！”从高窗子里抛进来两个罐头两只蜡烛四包“Extra”牌的苏联纸烟和一张小纸条。

小纸条上简单的几句话劝我们安心，并且告诉我们要押回内地。

“你”轻轻的喊了一声，听声音我知道是胡景濂，跟着一切都寂静了。由于他丢下东西就跑，我知道这件事相当严重。

九点钟时候听见外边有口笛响声，我们乱猜了一阵，仍然没有结论。

又过了一会儿，曹楚才和徐嗣源来了，每人在腰里藏着两条被单，喊卫兵们开门。卫兵是维族人，什么也不知道，就遵命开了。

我抓紧把家里情形告诉曹楚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嘱托他万一我“没有消息”了，等抗战胜利后再写信告诉我妈妈。他一直安慰我，不要想得太多。然而每个人的眼里都噙着眼泪。

他们退出门，门反锁了。他又爬上门，伸进来一只手，我把脸伏在他的手上抽噎起来了。

那一晚，伊宁各族人民联合举行了游艺会，欢迎周至柔。正因为游艺会，队上的人都走了，才有同学偷偷溜回来看我，前半夜几乎没有停。

因为精神过度紧张造成的疲劳，两点以后，我就朦朦胧胧睡了一小觉，北方夜很短，三点半钟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吃过早饭，外面汽车一直在响，上午有人丢进来两个纸条。

一个纸条写着：“请安心，同学们正设法营救。”另一个纸条告诉我们，可能与周至柔一个飞机走。

守门的维族士兵说着生硬的汉话，阻止人走进暗室。刚要喊出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送纸条的人又跑了。

我想大概不会身死万里之外了，心里稍微安定了些。

十点钟有一架运输机起飞走了，听声音像是美国道格拉斯C——四六式，周至柔走了。

后来得知，周至柔走的时候又是威风摆够，全队官兵到机场列队敬礼送上飞机，临行前召集驱逐轰炸两队训话，开口就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我在成都就得到报告说，伊宁的飞行军士里有不稳的情形了，有奸党在鼓动，关起来的三个人我要严办……”

因此管得更严了，卫兵把钥匙交给总值星官去了，大小便要提前五分钟请卫兵去拿钥匙。

我们的事情完全没有个交代。一天的暗室生活，我已经习惯了。先来的那位机械士谢殿钦已经住了卅几天，如果我们是猫，也许我的瞳孔放得又大又圆了。

老谢有一本刘泽荣编的《俄文文法》，我翻看着消磨时光，书上的字可以看得很清楚，老谢抓着自己的长头发打圈圈，慢慢的说他为什么被关起来，他怎样想他的女朋友。

他还说出了国民党空军的一幕丑剧。

老谢人太忠厚，高个子，长长的脸，是北方一个农家的儿子。走起路来，那两条腿微微的屈着，两个脚尖向外排“八”字。

他三年里省吃俭用用存钱买了几个金戒指，做了几套西装，买了苏联细纹皮的马靴，结识了一个名叫柳里亚的混血女孩子，一年以来形同夫妇。

柳里亚的母亲是个落魄的白俄，爱钱，老谢憨厚极了，每次登门都是不空手的，那老白俄笑纹起堆堆，就很知趣的躲出来一夜。

后来有一位飞行教官也看上了柳里亚，用手枪逼着柳里亚与老谢绝交。柳里亚哭了，老谢被关起来了，关了很久没人过问。

这时，孙浮生出面了，摆出来十足的判官味道，审讯老谢，硬说他是在库里偷手枪图谋暗杀总队长，逼供不出来又说他是共产党。

这是飞行教官请吃请喝又大塞红包的结果。果然，孙浮生这个魔鬼不但是个特务，而且是个贪污的特务，扯皮条的特务。

而我得罪的竟是这样的小人。

伊犁的冬天走得太迟，三月间还流连不去，记得我们刚到营房时，到处都积了很厚的雪，桦树秃光光的矗立在街边，桦树皮经过严冬变成了灰黑色，有些被马啃了的就变成黝黑色，像是一块一块冻烂了的疮疤。

入夜冷到摄氏表零下二十度，白天也总在零下十度，若偶尔好晴天不起风，温度表的水银柱懒懒的往上爬，也很少爬上零度。

人们穿着厚皮衣服，臃肿得像不倒翁。白天街上行人不多，大部分躲在家里烤火，夜里出来看场影戏，进酒吧喝俄国啤酒取暖。

归化族、乌兹别克族、维哈柯俱乐部天天客满，放映苏联电影或是公演话剧。

俱乐部里依然点着大壁炉，男女老幼挤得水泄不通，肩并肩的坐着，俄语、维族语、汉语叫做一团。一股一股的汗味和着羊肉膻气在剧院回荡着，烈性的下等烟草——马合尔卡——的气味也回荡着。

亲族朋友，不分男女，互相逗着，张大了嘴尽情憨笑着，粗声的喘息着，每一个人似乎都像撑开鼻孔互相嗅着。

幕布掀开了，是演过的十月革命旧片。莫斯科的工人愤怒叫着：“我们要面包！我们要自由！”没有工作的农奴在乡村抑郁游荡着，吃醉了酒的村汉大声唱着俄罗斯民歌。

忽然共党中央开会了，列宁消瘦的身影出现了，他的眼睛像是蒙古型的，瞪得发光，山羊胡子抖擞着，观众一阵掌声，斯大林出来了，又是一阵掌声。

影戏散了，富人家喊“阿拉巴盖什”（维族语喊马车）回家，少男少女们挽着臂快步行进，唱着苏联流行的歌曲，都是二部合唱，苏联的游击队歌、坦克手、假如明天战争，最为流行，甚至连赶马车的塔吉克小孩都会唱。

我有时候也和同学挽臂唱歌，最初我们只有一首歌，是我写的，于忠海作曲的空军歌，是二部合唱。

后来我们也学会了喀秋莎、祖国进行曲、假如明天战争，年青的骑兵歌和游击队歌。

空军飞行士校第三期期歌

有一晚我们从乌兹别克俱乐部看了话剧回来，十几个同学没有马车坐，我们拔着脚走快步，那夜冷到零下十度，但是兴奋得毫不觉得，我们唱着：

“冒着风暴，驰向云天。任烽烟浸湿了热泪，任黑发散披过双肩。耐不住光明的引诱，追踪向战斗的召唤。听，是谁唱着慷慨的歌，看，是谁飞过万重的山，走啊，让我们走向前，光明已在不远。”

走过苏联领事馆时，扩音器响着，雄壮的豪放的男中音，唱着：“辽阔的土地，我们的国家……”

高山大河靠得紧紧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苏联，我们心里起了共鸣。

春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伊犁日报包揽了一个周刊，取名叫《塞上草》。在发刊词里，我写道：“汲取于生活，我们唱歌！”

伊犁区青年学生向我们靠拢了，一位霍尔果斯的青年写了几句小诗寄来，里边有两句是：“遥望着对岸辉煌的灯火，我想飞过去”。

这首小诗被政治部扣下了，他们说霍城对岸是苏联，这样景慕苏联的东西，简直是“奸匪”。

我描写维族人住的乡村，写得很隐晦，可以说没有一丝毫社会气氛了，但后来还是成了罪证。

政治部也包揽了一个周刊取名《犁艺》。每期大花其钱，锌版、木刻、插图，花样倒多，只是内容不佳。他们自命为三民主义的信徒，满纸都是周公、孔子、孟子的臭调，我骂他是糖衣毒药的鬼郎中。

七月间，伊犁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了文化座谈会。我和一位姓王的朋友代表《塞上草》出席，《犁艺》则是政治部主任孙浮生和干事汤沸代表出席。一百多人济济一堂，每个人都做了自我介绍，剧组家、诗人、演员……

座谈会上孙浮生又大吹大擂，说汉族有几千年的文化，周公、孔子、孟子……我却越听越不入耳。

我站起发言说：“祖宗的归祖宗去吧，当前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向新疆十三个民族学习，增加文学里的语汇，促成文化的交流，尤其应该向下层朴素的人民学习，与他们共同生活，学习真正人民的语言。”

孙浮生官高爵显，还主持着兰州的《扫荡报》，他眼睛眯着笑，嘴角上一股杀气，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有时看他独自一个人走在林荫下，灰暗的影子摇摆着，腰里偶尔带上手枪，眼角偷偷瞧向四面八方，像鹰随时准备猎取一群无抵抗的雏鸡。

我平时就看他不惯，这次彻底把他触怒了，他可以称马克思为先生，斯大林为同志，而我则多读了一页俄文都是犯罪的。

《塞上草》自然从那时起也就停刊了。

禁闭室第二天的中午，佐亚送饭来。

同学们给我们准备了六样菜，馒头和饭都有，另外还有牛奶，可可，六样菜不外是鸡、鱼、肉、青菜，都配得很好。

佐亚是个15岁的女孩子，瘦小的身材，也如同最大多数的混血儿一样，一脸雀斑。头发梳成两个辫子，盘在头上。除了俄语流利之外她还会写字，喜欢唱歌，时常在洗碗擦碟子的时候唱。

（Peige.Pazhaluisga！）“唱一个歌，请！”我时常驻足在饭厅请她唱歌。

我写了一个纸条埋在饭底下，用俄语告诉她带给一位同学，叫他做三件事：1，替我们收拾东西，2，替我们准备钱，3，替我们准备一百颗奎宁丸，五斤盐巴，另外买点罐头。

我已经准备以牢狱为家了，我想：“死不了总有抬得起头的一天。”

佐亚，那个小女孩子太聪明了，她用俄语跟守门的兵搭讪，那兵干瞪着眼，她试明了卫兵不懂，才大胆的说：“把纸条给我。”

纸条放进她的“波拉其”（夏季花衫）的灯笼袖里。她走到总值星官室，请检查剩饭里并无夹带。

我们的三项要求，同学们全照办了。

飞行员和跳伞时的初级教练机“弗力提”

第三天我们又换了一种方式，我们拾到了一根鸡毛杆，把它截成半寸长的几段，把写好的纸条，裹紧放进鸡毛杆，再把鸡毛杆插进馒头里，又带出去了。

我们请同学们向内地友人写信，请他们照顾，这件事也照办了。

我们要走的消息早就有了，究竟哪天走？走到哪里？是在大漠边缘红柳丛里放三枪结束呢？还是交付军法“审判定罪”呢？没有人能提出答复。

可是周至柔说的“不要你自己死，有军法在，我来杀你们。”这句话始终在脑子里盘旋着，赶不出去。我一直也就没有做生的打算，只是想如何死法。

关在房里想自己死是不可能的了，同学们送了三个西瓜来，不准拿刀给我们切。再说自己也实在不愿意莫名其妙的死去，我没有罪，自然不能贻下畏罪自杀的话柄。

我要承认我是共产党吗，实际上自己确实不是，而且因此牵连空军一些朋友也放心不下。

一时想起好朋友们，他们应该把“禁书”烧了吧，我们通信的暗语应该记得清楚吧。

一时又想起我们在伊犁河边野餐，我们与哈萨克牧马人用手势谈心，看维族人跳舞，拍掌欢呼，骑着他们底无鞍的马狂奔，放浪形骸享受片刻的自由。

我又想起那些与我们赛排球的苏联顾问，想起教我们读俄文的戴眼镜的翻译，一个说北京腔的俄文，另外一个发不出卷舌音“P”（俄文同R）。

看屋外积雪已消，遍地露出一尺深的冬前枯草，一只火柴点起燎原的火，谁能在国民党空军里点这把火呢？

一整天脑子里一阵像是木头，一阵似乎在打秋千，一阵子清醒了又是痛苦——绝望的痛苦，一阵又像是一潭死水。

脑子里乱极了，想不出答案来。

半夜里，同学们送钱来了。

殷钟崃也来了，我哭了，我说：“来生见吧”，他爬上门上的窗子拉着我的手，一再地劝慰我。

之后很久很久握着手相对无语。

后来又送来了针线，他们告诉我们恐怕孙浮生会把钱搜出来扣下，夏天衣服单薄又无处藏，教我们设法藏，我和徐世椿和王觉非就扯了一件衬衣，把钞票缝在短裤的下面。

同学们都走了，我点起蜡烛写信，嘱咐我的好朋友们忘记我，自己好好的生活。不再做一个飞机夫。光凭四肢握着驾驶盘，踩着方向舵，是打不胜日本法西斯强盗的。

至于我呢？我告诉他们，我生也要生得有意义，死也要让人家知道我为了自由思想不做奴才而死，我立誓要学一种外国语文，一日不死，不会松懈。

我只能写这些，可是这封信怎么交到他们手里呢？看守我们的兵是不会转的，明天如果不走，佐亚能给我带出去吗？也不一定。因为我用草纸写了三张，太多了不容易带，老谢能给我交出去吗？也不一定能。那么我就留在地下，让将来扫地的人扫出去，有人会捡起来吗？也不一定,可是我总是写了，能不能交出去碰命运吧！

两点钟的时候我身心疲乏不堪，忽然有人开锁。夜静得很，听不见一声犬吠。特务营的一个汉族排长推门进来了，手里握着一只勃朗宁手枪，后面站着几个士兵也提着长枪。

我猜想，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把徐世椿和王觉非喊醒，匆匆的穿起衣服，精神有些混乱，暗淡灯光下我没有注意他们两个的脸色,三个人都面面相视而无语。

那时候虽是炎夏，但是在北纬四十度的北疆，夜里宛如深秋，我穿起线呢的长军裤还微有凉意，匆匆忙中把我写的信放在被单下面，站起来。

“有什么事情吗？”我故作镇静问那位排长。

“我不知道，是一位什么主任请你们三位……”他说话的声音很平静，但是脸上绝无表情，我知道在盛世才的新疆，杀个人是不算回事的。

他说“我不知道”，并且又没有说出什么主任，更使我生疑。

出门以后我们要求到厕所解手，他答应了。每一个人由两个提枪的兵送去后，就等在厕所门口。

“我们完了！”徐轻声的对我说，声音有些发抖，喉头有点呜咽。

“我想是的，不过我心里很平静。”我说。

在艾林巴克大围墙的右后边是一个长满了杂草的地方，那后面是苏联军械顾问教我们机关枪的地方。我意识到那也许就是我倒下去的地方，但愿枪声响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能够听见，我心里也就得到安慰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我们那边走，走出来那条短巷向右转，就是总队部。一共没有两步路，却站了七八个兵。都是两只手横握着枪，枪头插好刺刀。再加上跟着我们的六个，一共十几个人。

我真不知道对付三个毫无抵抗的人为什么如此紧张?因为即令他们放我走，我也走不成啊，我无法在不通语言的地方通过，我不能从盛世才的警察网里逃走的。

总队部前是升旗台，高旗杆插入黑色的天空，几条电话线发出轻微的嗡嗡的声音，东北是我们的宿舍，一大排房子，每一个窗子都是黑的。路灯很亮，把树影铺了满地，奇形怪状的像是爬行的鬼影。

我感到无助的寂寞。

跟着握抢的兵走进总队部，向右转走到营房大门旁边，卫兵室。我和徐分开了，我在西边一间，他在东边一间。王又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究竟是哪里？我不知道。

这时候只留下一个兵看守着我，排长临走叫我不要与徐谈话，怎样处理我们，他要请示了来。

徐和我的房子隔了一条大路，门窗相对。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在房里踱来踱去。他的影子在糊纸的窗子上晃动，我想人竟会这样残酷，到这关头还故意使人遭受痛苦。

门口一条狗睡在那里，我想弄一点声音扰乱这死一样的寂静。我用力咳嗽一声向它身上唾去，它仍然熟睡。徐也微声的咳了两声，除了我知道他也在等候消息外，我不知道他咳嗽的意思。

我今年23岁，二十三年还有几分几秒呢？等着看吧！我想。

卫兵排长喊我到总队部去，他说孙主任请我，我明白了，这是故意在夜里审讯我，趁我疲乏已极的时候，使我精神上感到痛苦，要我向他低头，要我供出我的“罪行”，由他治罪。

我用力咳嗽了一声，把徐世椿惊得一跳，他看着我跟卫兵走出房门。走进总部转了两个弯，回廊里路灯都没有。这些地方我自从到伊宁以来都不曾来过。黑暗与恐怖是连在一起的，禁不住一阵心悸。

走到最里边一间房子，推门进去。在那里，我遭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恐怖的考验。

那间房子只有六尺的进深，一进门对面是一张大的办公桌，桌子侧面就是那位魔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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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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