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堵住战友额头的弹口，第一次知道喷出的血会烫手 | 请别忘记我46

文摘 2024-08-02 20:14 中国香港

大家好，我是霞姐。

刚过完八一，有个老兵说得很对，只有经历生死考验的才是真战友情。

就像今天的故事，烈士舒本江的侄女小舒，从小对屋里那张叔叔的遗像好奇，却从来不知道他的烈士事迹。

于是小舒在网络上寻找自己的烈士叔叔，找了十多年，真找到叔叔的同班战友包建成。

最感人的是，包建成也一直在寻找他的消息。

他们不仅是最亲密的战友，并肩度过了最难的60天。在代乃阻击战中，舒本江也成了包建成最大的遗憾。

2009年12月12日，我们要送儿子去当兵，一整夜没睡。

一点多的时候无意走到电脑前，猛然看见群里在帮一个烈属寻找亲人。

我一看，这不是我最好的战友舒本江吗？第一直觉就是：战友有消息了！

我不久前刚学会上网，加入了39师的QQ群。

我赶紧坐下敲打出那一行字：我是包建成，舒本江是我战友。

烈属可能是太震惊，居然问：那你认识我叔叔吗？

我告诉烈属，我和你叔叔是无后座力炮手，你叔叔是二炮手，我是三炮手。我和你叔叔是一个班的，一炮连三排十班。

我们嫌打字沟通太慢了，就算是夜里两点钟，我也打去电话，又约了第二天上午视频语音。

视频对面，本江的侄女戴着耳麦，看到我，还没说什么，就哭了起来。

我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回忆起本江，几次起身离座，拿纸巾擦眼泪。

我一直很惦念本江。在那场阻击战里，我们班牺牲了唯一一人，就是本江。

记得我们俩见面是1978年12月25日的深夜零点左右。

我正熟睡，被房间里的声音惊醒，一看，我们班又来新兵了，后我就继续入睡到天亮。

早操队列训练，那个新兵站在我的身边，我一看，好高大的小伙子，有1米78左右吧。我呢？1米56的小个子，这一高矮反差之比至今在脑海中抹不去。

他体型魁梧，五官端正，脸上长有青春痘。毛孔较粗，肤色微红，眼睛大，人品老实，体力好，有时候说的方言让我有点听不懂。

他是我的战友舒本江，是安徽太湖人，一入伍就分到我们1炮连3排无后座力炮10班。

其实我也是个新兵，19天前还在家里呢。

离家是12日早上，还是冬季里的大雾天气，我身穿绿军装，胸带大红花，要乘坐洪安公社欢送新兵的汽车。

全家哥嫂姐弟、侄儿侄女共23人高兴又流泪地相送，目送我上车。母亲撕心裂肺地大哭，真是舍不得我离家入伍啊！

没想到，我就被编换到野战部队，最终被分配到13军39师117团1营1炮连队。

1978年12月15日上午，全团所有官兵在团部大广场紧急集合。

我一眼就看见主席台上方挂着横幅，红底白字的醒目标语：“征越援柬保卫边疆誓师大会”。

那时才明白，自己将要踏上真正的战场。

我（右一）和战友的合影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除了枯燥辛苦的列队训练，部队下派懂越语教员来教战场用语。

越语用粉笔写在小黑板，教官读一句，我们这些新兵就念一句，边学边笑。因为觉得越语发音怪难听的。

结果，新兵训练到20号就提前结束，把我们分到具体的连排班。

分到正规班后，训练就变成军事专业综合训练了，首先是无后座力炮的专业操作射击训练：目标、架炮、装弹、瞄准、射击等，还有投弹、枪支射击。

本江是二炮手，肩扛的炮身有41斤重。我则是三炮手扛炮架，有15斤重。

晚上睡觉前我们还要进行专业架炮、收炮操作训练。

一听到班长下达口令“架炮”声音时，我将三角架打开，平稳放地，本江迅速将炮身放在炮架上固定到位。

记得有一次训练，大家扛着武器冲上小山时，我爬得很吃力。本江扛着炮身在我身后，用一只手在我后背助力推了一把，让我快速冲上了山。

本江这个大个子一向助人为乐，平常还会把他碗里的肉让给我们班的战友吃。

聊起来，本江说当兵前经人介绍，交往了一个女朋友，我特别羡慕。

从25日深夜开始，我和本江，两个新兵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

但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到2月23日上午戛然而止，只剩下了60天。

出征前，我们把家里带来的个人物品，用塑料布打包成三横二竖的包裹入库保管。

战后活着回来，包裹还是归还；如果牺牲了，这就是你的遗物，归还给烈属。

部队规定每一个参战军人带上前线的，除了制服和作战装备，还有一个绿色装尸袋，用于战场牺牲后装自己。

我知道，上了战场，牺牲在所难免。很多战士也写下了战前遗书，留在营房的包裹内。

78年的12月31日午饭后，我们参战人员全副武装步行出发，一路上好多民众出来相送，让我感到一点自豪。

到达彭县火车站，上了专列货火车，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乘火车，夹杂着新鲜和好奇，久久不能平静。

车到成都火车北站，看到站上的灯火通明，心里就在想，让我看一个够吧，或许这一去就是永别。

79年的元旦，我们这些入伍新兵就在这列火车上度过了。

中途大小便，就得在火车运行中，由2名（一边一个）战士，抱住你，背对火车向外解决。

1月2号上午到达昆明市火车站，继续转坐昆明到河口的内燃小火车。

这一路，看到云南的山景优美如画。将头伸出车外，看到一路的美景，当时我就在感悟，人生首次出来，能看到如此云南美景，也值了。

4号我们部队到了云南省过旧市锡矿子弟校园区。

在这里我们住了3个晚上，白天全班军事训练，晚上在操场组织军人看战争年代的电影片。

这些电影里让我们这些新兵了解了那些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前辈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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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和本江不同，我是城镇入伍的兵，这些电影之前都看过。

第三天晚上，我和同伴战友刘华祥就没有去操场，就到学生子弟学校的宿舍区转转。

转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宿舍里有灯光，我俩在门口徘徊了许久，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敲门进去了。

当时的想法是这些学生们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是我们的同龄人。

我们只是想说，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学生，现在当兵要参加战争，想得到一点同情心。

不是很亮的灯光中，看见三个女生，一个在洗脚，一人在看书，一人躺在床上，看我们穿着军服而进，也没有表现出很诧异的样子。

刘华祥先说：“同学，有没有开水？我们想要一杯开水喝。”

其中一个女生给了我们一杯开水，还把她的白砂糖放进水杯中，当时我感觉非常幸福。

我趁机说：“我们明天就到边疆打仗了，你们知道不？”

她们回说不怎么知道这事。

然后我俩就你一言我一语跟她们聊天，说我们要参战了，我们的生命存活不了多久，有可能会死在这场战争中。

那时，无论是在看战争电影的本江，还是去找学生聊天的我，都没有怕过牺牲。

1月8号，我们乘火车到边境站的玛瑝堡车站，步行住进了中越红河边界的“三家寨”中。

驻扎期间，我们这些新兵还在抓紧时间接受战术训练。

一些战士在私下议论说，能不能给部队首长提一个建议，给每一个参战军人拍一张照片，作为参战前的留念。如果牺牲了，不能连一张军人照片都没给家人留一张。

没过两天，部队真的派摄影师来为大家照像了，一人一张。

我当时私下给摄影师说好话，照了二张，一张是部队要求照的，一张是拿着排长的手枪，英武神气。

舒本江和我同时拍的，却守规矩，只拍一张。比起手枪照，他更喜欢背班长的冲锋枪照。

我上战场前留下的照片

2月16号下午整装出发翻山越岭走泥路，晚上到红河岸边的沟下卧姿隐蔽，等到17号凌晨，万炮齐鸣，进攻战斗正式打响。

天亮后各种枪炮声音更加密集，参战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进入越南。

战前通知，可能要偷渡红河，这一消息对我来讲就是宣布死刑一样，因为我不会游泳。

那时候暗想，也许自己要牺牲在横渡红河的河水中了。

但我并没胆怯，认定舒本江和刘华祥俩个子大会游泳，足以保护我。

17号上午，我们从红河浮桥冲过河，进入越南境地。

在浮桥上，我就看到从前线跑回的支前民兵，用担架抬着伤员或刚牺牲的烈士，跑步运回祖国。

伤员有声音并不可怕，说明人还活着，可怕的是担架上的人没有呼痛声，被装尸袋装着扎紧封口绑在单架上。

当时我心里想着：牺牲我不怕，决不做俘虏。

过完浮桥上岸，我们到达隆井村时，先头部队早已占领了此村。

大部队集结在这里，看到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密集，我的心情也轻松下来，不觉得可怕了。

先头部队正往山上进攻。晚上村里除了防守、站哨的，其他士兵各自原地休息。

开战第一天的晚上谁能睡得着？睡也只有坐躺在地上，半夜听到枪声时，要被惊得弹跳起来。

19号，我们离开隆井村，前行到越南柑塘的山上。山下种了很多的甘蔗，我就和一些战士跑到山下去割。

割完，我扛一捆在肩上，又累又吓，拼命往山上跑，就怕敌人暗地里放我一枪。要是为了一捆甘蔗而死，那就太不划算了也不好听。

当我回到班里时，紧张劲头一松懈，立刻连着甘蔗一起倒地了。

进入战场的前几天，都是有惊无险。听着前线的枪声越来越弱，我和本江还说过，会不会见不到越军就要回国了。

2月22号下午，进入越南的第五天，部队接到命令配属二连增援116团6连，到代乃无名高地战斗。

马上要真正参战了，还是新兵的我立下决心，虽知凶多吉少，但要想办法保全自己，多消灭越军。宁愿牺牲，绝不当俘。

出发没多久，就开始爬山，在山林里走，树多山陡，路又窄又滑，天还飞着小雨，到处都是雾蒙蒙的，时常听到附近有敌情。

在下山时，我们赶上了一次民工抬尸下山。

两个民工艰难又小心地抬着一个烈士遗体。路滑，他们把遗体的双手、双脚捆上，背向地，面向天，用一根竹竿从双手双脚中穿过。

因为路窄，我们急行军，就从遗体旁边超越而下山。

没走多远有一个水沟，由于路小又滑，难以通行，部队就抬了一具路边的遗体垫路，让我们踩尸而过。

我踩过去的时候，看见这个死尸肤色很白，面朝地背向天，屁股上有盘子大的一个伤口，飘着尸体的味道。

下山后在公路上成四路纵队前行，目之所及全是中国军人。

没走多久又进入山林，天色也全黑了。有口令传来：往后传，天黑注意跟上。

又传：将自带的白毛巾扎在左手膀上。白毛巾这个标志很重要，如果说左手没有白毛巾，那就意味着不是我们部队的人员，或者说是敌人。

当前面无路可走时，开路一班就用那把砍刀砍断草藤。

天黑后的密林里，伸手不见五指，战友们一个挨着一个，后面的战友用手牵着前面战友的后衣，艰难而无声的摸索前进。

一路急行军真的很累，但再累都得坚持跟上。

我牵着班长的后衣，扛着炮架前行，二炮手舒本江扛着炮身紧随我后。

他高我太多，在山林前行时难度也就相对大。他那几十斤的的炮身一会碰到我的炮架，一会又碰到我的头，一路磕磕绊绊。

本江战前留下的照片

这样艰难前行没多久，我听说，我们7班、10班和重机枪班同前面的部队掉队了。

在这样黑暗无光，密林无路的情况下，脱离大部队，完全有可能因迷路而死困一处，最终被越军消灭。

我当时想，觉得要是死在这样的条件下，真是可悲。

但又鼓励自己，作为伟大的中国军人我们怕什么！迷路不可怕，动脑想办法创造条件，总能闯出去。

走着走着，一处山岩，挡住了我们的前进之路，山岩后面有声音，估计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无名高地。

作为一名新兵，上战场第五天，我终于要参加真正的战斗了。

我们从山岩上，一个挨一个，坐着小心地往下滑。

23号白天才看到，这里稍有不慎就会滑到更深的岩下，摔死无疑。

我跟着大部队安全滑下后，走到无名高地山下，往高地上爬，大概在23号0点登上去。

在暗淡的夜光中，我看见高地上，很多人躺在地上，横七竖八。

我特别恐惧，都不敢低下头来看个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死人，尤其是黑夜里这么多死人。

说我们是军人，其实我们就是刚到部队技能还没学到家的学生。

当我还在继续想看时，班长唤我去向二连长报告，接受我们的炮位指令。

我顺时针方向在无名高地山上去寻找二连长，路上听到有战友说：这地上全是116团白天战斗下来的尸体。

啊！真是吓死我了，这一生首次看到遍地的尸体，还是夜晚，真是可怕。

我又转换念头来安慰自己：这是我们战友辛苦了在睡觉。

战前我请摄像师为我拍摄的照片

等我报告完返回时，全班人马都已经基本到位了，轮换挖战壕、坐地休息。

休息的时候，我就把炮架放在地上，坐地闭目。扛炮身的二炮手舒本江也把炮身放在地上休息。

我们都没去多想什么，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疲劳。

我第三次下去挖战壕时，这个战壕长有2米多，宽有近一米，深有1米多。

23日早晨5点左右，天还没有亮，越军的一阵枪声射向我阵地，枪响、人叫、阵地忙。

与此同时，在我战壕里，很快有好几个战友压在我的身体上面，我心想，这样能保全自己。但突然又想，如果上面的战友被打死，压在我的身上，我也真会被活活压死。

还没等我想清楚，发现身上的战友全都爬起来，我也不得不起来，跟着他们快速往山顶跑。

当我听到战友撕心裂肺痛苦的叫声，我一闪念，告诉自己要勇敢战斗。

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阻击战打响了！

我拼命跟着队友跑上山顶，才发现自己一着急，作为三炮手，竟然忘记带上我的炮架。

只能和刘华祥又一起连滚带爬地下到战壕边，重新扛起炮架疯狂往山上跑。

在山顶，我按照训练的内容，和其他炮手一起架好炮架，准备射击。

因为我是三炮手，独自在大炮的左边，本江和班上其他人，都在炮的右边。

战场上炮火纷飞，我们的炮一架好就开始射击，前方一大片区域不能穿行。在炮的后方，是一片喷火区，也不能过人。

战前演练了那么多次，真正开战的时候才发现，我一个人和整个班都被分割开了。

我只好赶紧跑到前沿步兵战壕里，一边隐蔽自己，一边参加战斗。

天亮了，战斗特别激烈。

右边是两个重机枪手，很快枪管打红不能再射击了，就甩手榴弹炸向敌人。

我左边有几个战士中弹而亡，我就拿起牺牲战友的步枪向山下越军射击。

这枪只有9发子弹，打完就没有了，得重新压上子弹。

其实我战前根本没有操作过步枪，只知道扣扳机射击，但是却不会压子弹、换弹夹。

新兵入伍时间太短，技能培训来不及，仓促上了战场，很多武器不会使用。

我只能继续拿起第二、第三支半自动步枪，向山下射击，子弹打完，我就没有办法了。

一会又听说二连的林连长牺牲了，一个战士带着哭腔大叫起来，“连长牺牲了！”

还有人喊，“连长——！啊——！日你越鬼子的先人——！跟越鬼子拼了——！”

我的心里也真难受，尤其是接连不断看到我们几个战友的牺牲，有被逼到绝境的感觉。

我们在战壕里战斗

我的战友老乡张方田，跟我在同一战壕内。

当我和张方田说，我不会押步枪子弹时，他反应很慢，没言语。

我扭头一看，张方田头部左上额中弹了，有乒乓球那么大一个弹孔，并喷出来二朵脑浆，一下倒在我边上。

我立马用右手去堵住他额头上的弹孔，连手掌的不卫生也顾不得了。

没想到，额头带血的洞口温度高得烫手，我用手堵不了，只能将我左臂的白毛巾取下，匆忙间给他扎上。

因为是战友，因为是老乡，我一定要救他。

这时我右边战壕内的战友气愤地冲我吼道：不要抢救了，放手吧，敌人向我们冲上来了！

我于是放开了去包扎张方田伤口的手，就这样，他很快就一声不吭地牺牲在我身上了。

战斗之前我还和他聊过天，感慨说：战斗一起，我们都会立马死的了，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难受之念一闪而过，我还得打起精神来跟越寇战斗。

这时我身边，已经没几个战友了。我们集中一切手榴弹，由我身边的二连大个子通讯员投向冲上来的敌人。

这时二连队指导员邱华来到战壕里我身边，他坚强有力的呼喊说：战友们给我狠地打！死越南狗日的！给牺牲的战友报仇！打！！！

说完，他也甩了几颗手榴弹给向我们冲上来的越军吃。

这样的场面真是刻骨铭心，永记脑海，终生难忘。

没一会儿我正前方的一个越军，离我们的战壕大概只有30米的距离了，戴着军用钢盔帽，身穿绿色军服，端着冲锋枪，弯着腰，疯狂冲向我们并嚎叫着汉语：“缴枪不杀”！

这让我看在眼里，愤怒的敌意涌上全身。不消灭掉你，你就得扑面而来打死我们。

我向敌人投去一颗手榴弹，与此同时，一颗手榴弹投在了我所在的战壕前沿3米左右，说时迟那时快，我立马埋头扑倒在战壕里，只听“轰”的一声爆炸了。

晕眩之中，我将头抬起，整个头上全是一层泥土，和电影里的镜头一样。

我将头左右甩动了几下，泥土扑簌簌直往下掉。

晕眩中的第一想法是我死了。用仅存的一点意识，我左手从脑前摸到脑后，放下手一看，手上没有血色。

还不相信自己没死，又重复了一遍这动作，又看，还是没有血色。

我又将脑袋左右摇晃了几下，这时略微清醒了一点，确定自己没有中弹负伤，也没有牺牲。

缓过来之后，我意识到敌军逼近，赶紧离开前沿战壕，向山顶部跑去。

在山顶看到有战友抓到了一个战俘，对方说愿意投降我们，但有人说不用，就地枪毙，不留活口。

此时，我看到七班的二炮手杨家良，头部负伤正往山下走，我跟他说：“你负伤回国治疗，要是我牺牲了，请你一定到我家看看我的父母和家人，一定哟！”他答应了。

激战中，我还听到副营长和二连邱华指导员在无名高地后山坡在呼救：“请求增援我们二连。”

战场一片混乱，我都不记得是谁叫我前去找一个我们排的副班长，我又前去寻找，看到我们班有死有伤。

没多久，枪炮声小了，而我们也已经弹尽粮绝。

我们连的代乃阻击战斗在中午时结束，被兄弟连队替换下去。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全班战友都会合后，我才知道舒本江牺牲了。

早在上午10点，敌人对无名高地山顶实施炮击，舒本江被炮弹片击中脸部、胸部，当场牺牲。

据贵州安顺伍明和战友回忆说，当时我还呐喊过：“为舒本江报仇”。

除了本江牺牲外，我们排还有班长张正文和云南昆明新兵孙红书负伤，七班二炮手负伤，还有一个副班长负伤。

然后我们进行清理战友遗体，看到遍地都是牺牲的战友，没头、没手、没脚、伤痕血迹斑斑，各种姿态都有，心里非常难受。

还有任务要进行抢尸收尸，我累得不行，也从山上拖了一个身体都硬了、手脚弯曲的烈士下山，其实我并不认识他。

亲眼看到一个个战斗前还活生生的，眨眼之间就和我阴阳两隔战友，对生命多少会有些绝望。

代乃高地下来后，战斗还没结束。

27号这天，是我19岁的生日。当时不可能去想，更记不得。因为人在炮火生死线上，时刻有死亡的危险。

当天下午，先头部队就遇敌人偷袭。

三连指导员英明桥负伤，通讯员老乡林家材，去救指导员中弹，不久都牺牲在此山上。

公路上有50军的大炮，他们得知情报，准备用炮向山上轰炸攻击敌人。

我们得知后，又和50军大炮发射现场联系不上，万分情急之下，大家齐声吼：“50军战友们，我们是13军的在山上，不要向山上开炮！”

如此反复的向山下50军打招呼，整齐的呼救声音，在群山之中回荡，响彻云霄。

也许50军的战友听到了这宏伟响亮的求救之声，果然没有开炮。

免遭误炸，感觉如获新生一样。

我们在山上，一直坚守到3月7日才接到命令，撤军回国。

这一消息让大家高兴坏了，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能活着回国，是多么的幸运。

回国后我和战友们的合影

3月11号零点左右，我们踏上了红河的浮桥，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的心情高兴到了极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死字已经被我们远远的抛在越南了，精神一下子就松弛了。

上午我和一些战友跳到一条不深的河里，洗了一个冷水澡。

身上穿的白衬衣，从2月16号穿到到3月11号，没换没洗，又穿回国，颜色全部都变了。

不管有没有衣服更换，也不管部队还给不给我们再发放，我把衬衣丢入河中，让它随河水流向了远方。

洗好澡后，感觉全身真轻松，此时再看看自己的一双脚掌，泡得发白，有皱纹，脚掌下好多的水泡，这才感觉到一个字：“痛”。

绑腿拆开来，小腿被泡得全无血色，如同被淹的尸体一样发白。

上岸后，好好的睡了一觉，极度疲惫之下，真是酣梦生香。

回来的路上，看到好几处新建的烈士陵园，此情此景，又想起了本江。

曾经朝夕相处那活生生的战友，征战时我们并肩出发，归来时却再也找不见那熟悉的面孔。

回想战斗的前一天，21号在驻地，后方给我们班供应了一包田七香烟，一个橘子。班长没有吃，给我们四个新兵分吃了。

我，舒本江，孙红书，一人一小点橘子，刘华祥则抽烟。

我们这几个新兵原地待令没事，把聊天当做自己生前的最后言语。

都很遗憾地说，感觉这两天听不到前方的任何枪炮声音，再者现在遍山都是中国军队，我们可能上不了前线。

只怕来了一趟越南，连越军什么样都没有看到，就这样跟着别的部队后面跑一下，可能就回国了。

想到要错过战斗，我心里还不舒服。

没打过仗的我，还真的想面对面打一下，打死几个越军，看真实的战争像不像电影里那样激烈。

战前的这平静一幕，现在还时时在脑海出现。谁也没想到，战争比电影还残酷。

本江死后的几十年里，我有两次梦见他。

梦里，我和他回到了战后的代乃高地，故地重游，坑道、战壕还都是战斗发生时的样子。

梦醒来，我会有点难过，因为代乃高地我一直想回去看看，都没有机会，本江也永远留在那里了。

多年来，我一直很惦念本江，我们班上就牺牲了本江一个人，多少年来一直想找到他的亲属，但都没办法找到。

转眼间到了2009年，原来，本江的侄女十几年来一直在通过网络寻找他，从烈士名单找到了本江的墓碑照片，知晓了他的番号，又通过番号搜到了39师的QQ群，才意外和我相遇了。

当时在39师战友QQ群里，我们正讨论协商确定来年战友聚会，地址在昆明市，就是想为39师在自卫还击战牺牲的烈士第一扫墓。

到达昆明相聚点时，很多过去是一个连、排、班的战友，时隔几十年多，看到好面熟哦，就是忘记叫什么姓名。

我还见到了本江的家属，我们都是要第一次去见本江的墓碑。

我在本江的墓前恸哭

2010年3月7日早晨，我们一行人，有参战老兵，有家属，坐了满满四辆大客车，还有若干小车，一同向屏边县进发。

来到红河屏边烈士陵园，看到墓碑上舒本江的姓名，我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

我战友、亲如兄弟的舒本江烈士，一别几十年了，消息全无，今天才看到你的墓地。

想起你牺牲时那么年轻，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祖国，如今和我生死相隔……

我对着本江的墓碑高呼：舒本江，我来看你了，我当时没看到你走，31年来，我做梦都在想你啊……

我一直留在本江的墓前，天渐渐地黑了，扫墓的老兵都上车了，有人喊话催促，但我都不肯走。

只想多陪他一会。

包叔说，那个时代的人老实得可怕，什么话都不会讲。

其实，这些沉默老实的新兵最能够打动我。

他们讲述的，是一个独特的青春故事，是年轻人第一次面对战场的残酷。

他们对死亡感知的不是迟钝的，而是极其敏感。

他们的老实沉默，其实是新兵尽力压抑内心挣扎，用了很大力，才克服了恐惧。

就像我在四十多年后再问包叔，当时怕死吗？

他误会我的问题，回答我说，从来没有想过当逃兵。

对他们来说，怕死意味着无法容忍的逃跑，唯有完全不怕死，才能鼓起勇气留在战场里。

这个故事让我看到炮火和沙盘下被掩盖的个人声音，尽管不曲折，但同样有打动人的力量。

嘴上的一句“不怕死”，心中却是复杂的。

对战争的记录有时不需要言辞花哨或者情节反转，而是需要声音的真诚，让那个年代的青涩、坚毅直入人心。

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敏感的沉默”，一定会引起今日年轻人的共鸣。

他们对老战士的致敬，也会更加真诚。

编辑：思聪霞姐

图片来源：包建成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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