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可斌：古代文学研究应具备的几种意识之“文献意识”

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向之一就是文献学的路向，即全面地收集资料，或者发现新的材料，然后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发现某个问题，或抓住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我去南开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当时老先生们就提出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研究相结合的路子，这是非常正确的。古代文学研究要想真正做得好，必须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之上——收集大量的资料，立足于完整的资料或新发现的材料，这种研究比较可靠，也比较有价值。

现在一些搞文献的学者在收集文献上有其长处，能够慢慢摸出很多材料来。但是他们有时缺乏对学术史的了解与把握，理论功底不足，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不能敏锐地意识到材料中包含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又与哪些问题相关，在相关学术领域居于什么位置，不能判断这个问题有何意义，意义是大还是小，重要性如何。因而不能充分利用材料，挖掘材料中隐含的意义和问题。另一些人则习惯于思考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如文学史的问题，时间精力都用于看教材或者别人的著作，总想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一个新说法，这又很容易流入空对空。第二种学者并没有选择一块阵地，首先全面完整准确地收集相关文献，在充分熟悉这个领域的基础上，从中发现新的问题，或者对原有的问题做出新的分析或评判。这两种情况在古代文学研究界都存在，可能后一种情况更普遍一些。

不是说理论不重要，但我要首先强调，文献是最重要的，是基础。缺乏文献基础的文章，套用一些理论模式，如所谓女性研究、接受传播、文本细读这些套路写，换点花样，其实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你想得到的，别人也都想得到，这样的文章可有可无。但如果是发现新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就会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在其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往往是比较可靠的。很多专家看论文，不论是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还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首先关注注释里面提到了哪些文献。如果都是常见的几种文献，那这个文章的质量多半平平；如果注释中有几条文献、有几本书，是没有看过、没有注意到的，甚至是不知道的，那么这样的研究可能是真正站到了前沿，研究者读了很多其他学者不了解的文献，这样的文章可能是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是对原来的问题做出了修正或更新的分析，比较有价值。

研究一个作家，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辨。最好是先作资料长编，把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写作时间、地点，以及相关的人和事的时间、地点搞清楚。比如归有光，大家对他的名篇《项脊轩志》比较熟悉。这篇作品确实写得很感人。原来的学者分析，此文之所以写出人间真情，是因为归有光属于唐宋派，反对复古派，复古派只重模拟，不写真感情，唐宋派则强调表达真感情，所以归有光在正确的文学理论的引导下，写出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这好像言之成理，实际上大错特错。因为《项脊轩志》是归有光19岁时所写的，此时哪有什么唐宋派？他哪有什么反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他只是会读书，会写文章，又比较敏感，此文写了奶奶、妈妈、保姆、妻子、丫鬟等，全是女性，由此可见归有光多愁善感的气质。文章尽管后来做过修改，但主体部分是他19岁时写的。如果连这一点都没弄清楚，就想当然地演绎发挥，难免蹈空。

注重理论研究的人，往往不注意一些史料和技术问题，有时不免闹笑话。我再举一个例子。《水浒传》里的宋江，在衙门任职时就专门干一些违法的勾当，执法犯法，总是给犯法者偷偷报信。误杀阎婆惜以后被流放，路过梁山泊时，被众好汉救上山。很多梁山好汉都曾受恩于他，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做山寨之主，宋江这时却完全变了一副面目，死命地不肯留下，说什么我家三代无犯法之男，我绝不能玷污父母给的清白之体，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罪、认罪，等流放期满后回家尽孝。这和知法犯法、为非作歹的宋江完全是两码事情。梁山好汉挽留不住，只好让他走。后来在花荣那里又出事被抓，又路过梁山，他依然以同样的理由不肯留下，说的话也几乎和上次一模一样。直到后来在浔阳楼吟反诗，马上要被杀头，幸得梁山好汉来救，才终于下决心上梁山。宋江前后判若两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分析说，这反映了小知识分子、小官僚走上革命反抗道路的艰难曲折。这是套用革命年代的概念，好像也很有道理，实际上根本站不住脚。

《水浒传》是由说书人讲故事慢慢丰富发展起来的，当初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如林冲单元、武松单元、鲁智深单元等等。说书人说上一个单元，可能要一天，或要说几次。等到后来要把这些单元连在一起，编成一个大故事的时候，是怎么样操作的呢？早期人们编小说时，根本没有编写长篇小说的经验，只有古代《史记》列传体那种模式可以套用。短篇小说把故事讲完就算了，长篇小说按中国古代史书里的列传体结构并不合适，应该构成一个整体。怎样构成一个整体？我们现在讲要有中心人物、中心情节，但当时并没有这种经验。最早的时候，就是设定一个外在的框架，然后再去填满，形成一个整体。比如说《水浒》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将、《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等，都是这种类型的框架。直到《红楼梦》，尽管小说写作水平特别是结构水平有很大进步，但“金陵十二钗”之类，仍存在这种依赖外在框架的痕迹。

回到《水浒传》，为了编成一部整体性的长篇小说，一定要设置一个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外在框架，然后把它填满。如何让这一百单八将都上梁山聚在一起呢？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人物穿针引线。在《水浒》里，宋江就是这个穿针引线的人物。因此小说中一定要安排宋江和各种人交往，不能让他留下，必须让他下山，山下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他带上山呢。直到带到差不多了，就不再下去了。让宋江找什么理由下山呢？宋江本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只好硬编理由，说什么他家三代无犯法之男等等。这显然与前面宋江的形象相矛盾，理由编得很勉强，甚至可以说很拙劣，但也只好这么硬编了。所以，让宋江一再拒绝留在山上，一定要下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小说结构和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当然也可以说这反映了小知识分子、小官吏走上革命反抗道路的艰难性，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如果不了解《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不了解这种技术性的原因，就想当然地分析阐释，肯定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献很多，选读什么文献，研究什么问题呢？我对同学们有一个建议，即围绕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查找他（它）们周边的材料，发现与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有关的文献，发现新的线索，从而对某些问题做出新的解答。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研究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比如某个时代文学发展走了弯路，这个时代的文学往往成就不高，从欣赏的角度看价值不大。但从研究的角度看，探讨这个时代文学为什么衰落，就很有意义，跟研究某个时代文学为什么繁荣一样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有意义。当然，话虽是这么说，研究的价值与研究对象的价值还是有一定关联的。我也只是说研究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而已。现在有些研究者，避开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选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家族、文人群体、文本等进行研究，说是填补空白，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这种对象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填补这个空白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如果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切入，在这些文学现象中挖掘出了重要问题，那就很有意义，另当别论了。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所以相对来讲，还是研究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有可能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得到同行的认可。但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已经被研究很多年了，直接相关的材料也都被挖掘出来并被利用了。没有新的材料，很难有新的突破。

但关于这些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还存在大量外缘性的材料。如果我们能扩大搜寻范围，往往能有重要发现。我认识的一位学者，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是人民大学的郑志良老师。他重点研究明清戏曲小说，特别是汤显祖、《儒林外史》等。这些作家和作品人们都研究了多少年了，现在发表的文章很难有新意，似乎已经很难取得突破了。但郑志良老师注意查各种书目，并尽可能找到有关文献，就取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成果。比如《儒林外史》到底是五十回、五十五回还是五十六回，第五十六回“幽榜”的内容是否是吴敬梓所写，这牵涉到如何认识和评价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因此是极为重要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历来学术界争论不休。大家从文献学、思想分析、文本结构分析、小说所写故事的时间地点关系等多个角度，提出了种种见解。能想得到的办法几乎都用过了。郑志良老师则从文献的角度出发，在图书馆发现了吴敬梓的朋友宁楷有一部《修洁堂稿》的稿本。其实以往研究《儒林外史》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宁楷，也曾搜罗他的作品，但只看到《修洁堂稿》的节选本《修洁堂集略》的刻本。因为宁楷缺钱，只能刻这个节选本，无力刻全本。这个《修洁堂集略》中与《儒林外史》相关的资料，研究者们也都利用过了。其实那个《修洁堂稿》，也有人曾注意过，那就是蒋寅教授，他曾指出其中有与《儒林外史》相关的资料。但蒋寅教授不专门研究《儒林外史》，就没有深究了。郑志良老师发现了这个文献，就抓住不放，找到后仔细看。因为他了解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的具体情况，关注点就不同。他发现该书中有一篇《<儒林外史>题词》，用韵文的形式将《儒林外史》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演述了一遍，里面就清楚地写到“幽榜”的内容。而据对该书结集时间的考察，该书应该结集于吴敬梓在世时。也就说，当时宁楷看到的《儒林外史》，就是有“幽榜”内容的，“幽榜”内容基本可以断定是吴敬梓所写，这就为我们准确认识和评价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甚至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后来又有学者怀疑宁楷，认为《儒林外史》中的“幽榜”等情节就是他掺进去的，他写这篇《<儒林外史>题词》就是为了自我宣传。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但他们都是在郑志良老师的研究引导下继续探索的。郑志良老师的研究，可以说大大推进了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研究。

我举郑志良老师研究《儒林外史》这个例子，一是为了强调，研究必须以文献为基础；二是为了说明，搜罗围绕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的外缘性材料，可能是发现重要信息、取得重要突破的一个可行的办法。但要做到这一点，有几个前提：一是你对相关研究领域非常熟悉，了解学术前沿，知道在这个领域存在哪些问题，别人已经做过哪些研究，还存在哪些遗留问题等；二是你必须在搜罗文献方面下死功夫。一旦发现哪种没有受到关注的文献，一定要抓住不放，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找到，而且要从头至尾地好好阅读。带着问题，寻找和阅读文献，文献和问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发现突破口。

所谓文献之学，主要是指目录、版本、校勘。我提文献意识，首先要强调的是目录意识。要善于利用目录。古往今来，人们都说目录是学术研究的指路灯。你要研究一个领域，比方说宋代的《春秋》学，又比如说要研究一个地方、一个家族的文学，利用相关目录，你一下子就能知道在这个领域有哪些著作，这个地方、这个家族又有哪些作品。我们过去利用最多的就是《中国丛书综录》，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基本都在其中。我们现在研究一个作家，首先必须对他的著述目录进行调查，知道他有多少作品，包括各个门类的作品。要充分利用目录，找全他所有的作品，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有些目录实际上可能是重叠交叉乃至是重复或错误的。全面掌握目录后，就要尽可能全部看过。为什么说要全部看到呢？因为有时看起来很边缘、很次要的地方，可能恰好有问题存在。这种文献可能本身并不重要，但里面埋藏着重要信息，可以为解决重要的问题提供线索，这就是目录的重要作用所在。因此一定要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所有的目录都要查到，对一本书到底存在与否、是什么样子的、和其他的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等都要进行考证。

现在的条件与原来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都已经出版。《中国古籍总目》收录近二十万种书目，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可供查找的基础。现在想研究一个作家，就要利用这些条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去查目录，把他所有的著述都弄清楚。

同学们现在可能比较依赖网站搜索，比方说百度和列有原文的读秀等等。搜索网上资源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大家不能完全依赖它。作为一个爱好者，普通的网站检索就可以满足需求；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依赖网络搜索是不够的，因为到目前为止网上的信息还没有经过学术性的规范整理。比如查一个作家的著作，仅仅依靠网上搜索，是不可能把他的作品目录找全的，我们同时要利用传统的方式也就是目录进行研究。

其次是版本意识。要了解一个作家每种书的不同版本，尽可能地要把每种版本都看到，并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没经过查找比对，就只相信和利用其中某一个版本。比如，《四库全书》作为大型丛书，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还是值得肯定和为之感到骄傲自豪的；但研究文献的学者对《四库全书》的评价通常是不高的，真正搞研究，特别是研究宋代以后的历史文化，能不用尽量不用《四库全书》的版本，因为其中确实有很多问题。所收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好的版本。同一种书，同一个作者的著作，“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本，可能都要好得多，或者有其独特的价值。后来又出了四库系列，《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等。现在读书真方便，我去北大图书馆看书，检索想找的书基本都能找到，确实是十分开心的事情，我想山东大学图书馆应该也是这样。

同学们看书，必须要有版本意识。没有版本意识，不弄清文献的本来面目，基于不可靠的材料展开论述，有如沙上筑城，一碰就倒。我举一个例子，关汉卿的《窦娥冤》，历来被认为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该剧第三折开头，窦娥唱的《滚绣球》曲：“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过去的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都说在中国古代，“天地”往往代表最高统治者。因此窦娥这里埋怨天地，就是对最高统治者提出了控诉，逻辑上好像也说得通。可是，在中国古代，“天地”不仅被用来代表最高统治者，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抽象的公理与正义的化身，是人们最后的希望和寄托。窦娥埋怨天地，并不等于就是控诉最高统治者。更重要的是，后人研究关汉卿及其《窦娥冤》，往往都是依据《元曲选》的版本，但《元曲选》是经过了明代臧懋循很大幅度的修改加工的。研究元杂剧的本来面貌，就不能只依据《元曲选》。相对更接近元杂剧原貌的《古名家杂剧》本《窦娥冤》中，“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作“天也，我今日负屈含冤哀告天”，意思很不相同。因此，我们评判关汉卿《窦娥冤》的思想性，就必须考虑到它的各种版本的差异，不能只依据《元曲选》的版本。

又比如研究归有光，我们原来用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淮阴师专周本淳先生点校的《震川先生文集》，此书原为钱谦益所编。从明中叶到明末清初，归有光从名气平常到地位越来越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被塑造的过程。明末清初，黄宗羲和钱谦益为了表达对故国的怀念，也为了确立自己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对整个明代的诗和文进行编订，并表达自己的见解。钱谦益编《列朝诗集》，黄宗羲就编《明文海》。从狭义的文学的角度看，明代的文比较有特色和成就的其实是小品文，但当时的人对小品文不能有正确的认识，还不够重视。除此以外，人们看明朝的古文确实质量平平，唯一可取的就是归有光，他们因此竭力推崇归有光。而且归有光影响了嘉定的学术，钱谦益与嘉定渊源很深。钱谦益既出于个人的感情，也出于要确立自己对明代诗文最终定位的学术话语权的考虑，争夺编订归有光文集的机会。当时很多人都想编归有光的文集，因为大家发现整个明代的文可能只有归有光的作品比较有价值，编定归有光的文集，就能确定他作为一个权威的评论家、权威的明代文学研究者的地位，就像我们现在争夺毛泽东的著作编定权、鲁迅的著作编定权一样。

钱谦益这个人是极为聪明的，他把归有光的文集拿来以后，先进行挑选。归有光20岁考中秀才，35岁中举，60岁才考中进士，中间40年的时间都在嘉定教私塾，一生大半时光都用于向学生讲解该怎么理解四书五经。考虑到归有光大半生的心血花在经解上，钱谦益在编归有光文集的时候，前面两卷收录的是所谓“经解”。从古到今编个人的文集没这么编的。经解是著作，著作是不应该列于专收诗文的别集的；将经解编一本单行的著作是可以的，但编这样一本应付科举考试的经解著作又没什么价值。可是如果把这一块拿掉，又不是完整的归有光了。所以钱谦益做出自己的判断，前面两卷所收是经解，虽属别出心裁，自创体例，或者说违背传统体例，却符合归有光的实际情况，这也反映出钱谦益这个人有眼光，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经解里也反映了归有光的一些思想，如果当时钱谦益没有收入，后世的读者就不一定能对此有所了解。

在真正进入文学部分时，第一篇是《项思尧文集序》，是归有光批评复古派“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的一篇文章。钱谦益对明代文学史的表述，决定了《明史·文苑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文学部分对明代文学史的表述，甚至决定了我们现在对明代文学史的表述。因为钱谦益的影响极大，东南一带的知识分子基本都受其影响，而《明史》主要是东南地区的士大夫编的，《四库全书》虽然是纪昀负责，但很多提要也还是东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写的。

钱谦益很有见解，但有时又很偏颇乃至偏激。钱谦益说归有光主要学唐宋，是所谓的“唐宋派”，唐宋派与复古派是对立的，因此归有光和王世贞是对立的。近年来许多文学史将归有光归入唐宋派，与复古派对立，一方面是受钱谦益的影响，认为《项思尧文集序》里斥责王世贞“庸妄巨子”是非常充分的证据；一方面也是近代一百多年来，所谓“派别”、斗争的思维方式流行，对人们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认为文学史上充满着大量各个派之间的斗争，好像古代文学家都是属于某某派的，不把作家列入“派”就不好表述，这是很荒唐的，现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当时有没有唐宋派呢？准确来说，可以说有，但真正的唐宋派作家应该是王慎中和唐顺之。至于后来研究者拉入“唐宋派”的茅坤，他的文学观点本来比较接近复古派，从他与唐顺之讨论文学的几封书信中就可以看出来。唐顺之给他解释了一番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发现茅坤还是不明所以，就干脆不理睬他了。但当时复古派衰落，唐宋派名气居上，茅坤就开始随声附和。他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主要是出于一个文化商人敏锐的商业意识，是为了名声和利益，谁知大获成功，后人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是所谓“唐宋派”作家了。实际上他的文学观点总体上是比较模糊、自相矛盾的。再来说归有光，实际上他在当时文坛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文学史上有大量人物根本就不属于什么派，文学史上存在大量这样复杂的情况。真正主张学唐宋的是王慎中和唐顺之，归有光一生和他们没有任何交往。归有光的文集里面只有一次提到了唐顺之，唐顺之根本不会当回事，因为唐顺之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这相当于现在一个县里面的中学老师提到了全国文联主席。王慎中和唐顺之好像在文集里面一次也没提到过归有光。隔得那么遥远，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交往和讨论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流派？

当然，更关键的是在文学观念上，归有光的思想既不像复古派，也不像唐宋派，或者说二者的观点都有一些，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其实文学史上有很多人并不是一定要归于哪个流派，但他又不可能完全脱离于当时的文坛之外，多多少少还是会直接或间接地、明显或隐蔽地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对环境做出一种回应。我们研究归有光，如果把他硬塞到唐宋派里面去、说他和唐宋派的理论如何一致的话，反而会掩盖着归有光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的真相，掩盖着文学史的真相；如果知道他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看他是如何独立、又如何受环境的影响，这才是真正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揭示了归有光的本来面目。

我们读归有光文集时第一篇看到的是《项思尧文集序》，就是因为钱谦益为了塑造一个与复古派对峙的归有光，故意把他不太重要的一篇文章放在首篇，把体现归有光和王世贞关系良好的一些文章放在后面。因为钱谦益知道，很多人看书不会看到后面，或者看到后面就不太认真了。我们现在看《震川先生文集》，如果看到后面部分，才会发现原来归有光和王世贞还有很多交往。王、归两家是同乡，还是亲戚。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因战场失机被嘉靖皇帝和当时的首辅严嵩处死后，家乡的士大夫一起祭奠王忬，祭文就是归有光写的，因为他是王家的亲戚，而且大家公认归有光文章写得好。后来归有光中了进士，担任浙江长兴知县，为了减轻当地贫民的赋税负担，得罪当地富豪，受到中伤，朝廷调他到顺德当马政通判。虽然通判比知县级别高，但是不光彩的职务，一般授予非科举正途出身的人。归有光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如接受这个任命，是很耻辱的事情。但如归有光不接受这个任命，那他等于是辞去公职了。考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进士头衔和官员身份，放弃这个身份又太可惜了。在这种情况下，归有光找谁商量的呢？找的就是王世贞，可见归有光对王世贞是非常信任的。王世贞也确实很理解归有光的难处，所以建议他还是接受这个职务，而且劝他放心，说自己曾经在顺德那个地方任职，熟悉那里的人士，他们都知道归有光的大名，不会为难归有光。而且朝廷里也有大臣欣赏归有光，等这个风头过了，很可能将归有光调回朝廷任职。后来的情况也全如王世贞所料。

因此，我们要了解归有光文学思想的真实情况，了解他与王世贞及其他文学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的真实情形，就要认真读《震川先生文集》全书，不能只看第一篇，被钱谦益牵着鼻子走。而且，不能只看归有光文集的这一版本，而要看归有光文集的各种版本。明代的归有光文集至少就有三四十个版本，把这些版本一一看了以后，就会发现版本之间是有不同的：早期的版本收集的某些作品，表达的某些观念，后来的版本中就没有了；有的作品后来又经过修改，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如果只看后面的版本不知道前面的版本，就无法了解归有光前后思想的变化，不了解归有光的真实面貌。

所以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不仅要知道他有多少种著作，还要知道每种著作有多少种版本，并把这些版本进行比对，了解各种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有时版本问题不仅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就是问题本身，很多问题就在版本中。把版本弄清楚了，把版本之间的差异弄清楚了，这个作家思想观念的变化或其他某些问题就呈现出来了。

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以往人们研究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多利用《四库全书》本的《文宪集》。这个版本是按文体编的，便于人们看到宋濂各种文体的创作成就。我最初研究宋濂，就是利用这个版本。但《四部丛刊》本宋濂文集，名《宋学士文集》，不是按文体编的，而是将宋濂前后刊印过的若干集子依次汇集在一起，不打乱它们的原貌。看这个版本，宋濂前后期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变化轨迹就一目了然。我因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宋濂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及其它》。两个版本各有优点，但我肯定倾向于后一个版本，它反映了前一个版本所不能显现的问题。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特点，也就有不同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对于当代人整理古人的文集，我现在也倾向于尽可能保持古人文集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