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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每以陶渊明为精神偶像，也都熟悉他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对于这句话，解说者颇有歧见，往往集中在希望搞清何以“不求甚解”。
可是，如果从陶渊明的精神状态来看，也许前一句更是准确的说明：“好读书”就是他的生活内容，也是他的人生意义所在。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问，人生有意义吗？哲学家对此或许有几箩筐的见解，涉及到终极关怀，更是深不可测。不过，就算如同某些哲学家所说，人生是并无意义的，但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仍然可以活得充满意义，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赋予某种意义。
陶渊明的这种生活状态为什么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就在于他把读书作为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追求读书之外的什么东西。“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高中毕业时，赶上了“文革”的尾巴。那时，“上山下乡”的运动还在搞，只是估计城市里出现的种种问题，确定每家可以留一个人在城市就业。就像那些想回城的知识青年要以金钱和地位为后盾一样，所谓的分配工作也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虽然也出生在一个“老革命”的干部家庭，但父辈受迫害辞世已久，正如《史记》中所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昔日的同事、部下，早已不见踪影，空戴着一个虚幻的光环，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这安排果然也符合《史记》的逻辑，既然家庭已不再有任何实际的分量，于是就和一大批最没有背景的人一道，被分配到了这座城市的一家砖瓦厂。
砖瓦厂位于市郊的末端，和县区紧紧相连，在四周大片农田的包围下，孤零零地像一座小岛。
刚去的时候，工厂还没有成形，从事的是建厂劳动。仿佛是怕这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闲中生事，每天安排的活计就是操着板车到采石场拉石子，到水泥厂拉水泥，到砖瓦厂拉砖瓦。建厂结束，开始生产，则转为挖土拉坯，运矸碎石，烧窑生火，清窑出砖。这些和脚踩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区别。不仅如此，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像这类从事建材生产的工厂，一般都要安置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包括许多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身上也大多有这样那样的“污点”，夹杂其中，弄得我们自己很像一群“不良青年”。
这样的环境，想要离开它，却也是千难万难。工厂的性质是“大集体”，因此也就堵住了任何转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的可能性，就算出类拔萃，也无法进入上级机关，那一顶帽子就像紧箍咒紧紧地罩在头上，让你动弹不得。
也不是没有其他机会。曾经有规定，可以在工人中挑选适龄青年，符合条件者，去部队参军。闻此消息，报名者踊跃，可最后的成功者仍然是这一批没有背景的人中的最有背景者。这就是我当年的身份：壮士——虽然是工人，却无任何技术，除了每个月的十几、二十几块钱，和农民也没有什么区别。“知青”还有回城的种种机缘，而我在那座工厂却看不到处任何改变身份的出路。
不过，生活中也有不少的惬意，这就是读书。
我生性恐怕就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文革”开始那年，我才九岁，就知道从已经封闭的图书馆里找书来读。只是那时懵里懵懂，根本谈不上选择，以至于是先读的《水浒后传》，后读的《水浒传》，至今在课堂上仍然用来自嘲。
我做的那种工，真可说乏味之极，不过自己也可以创造出不乏味的生活。新建的工厂远在郊县结合部，让每天往返的同事大伤脑筋，却也有它的优越之处，即并不缺少集体宿舍。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住在家里和住在厂里也没有多大的差别。于是，收工以后就成为最美妙的时光。
那时候，整个社会充满“书荒”，爱读书的人自然患有“读书饥渴症”，所谓饥不择食，真是逮着什么就读什么，都能够兴致勃勃，意趣盎然。不少中外文学名著，我都是那时通过各种不同的“地下渠道”读完的。有时候，配合着政治形势，也读《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照样津津有味。
或曰这样读谈不上系统，知识也不够完整，可如果本来就没有那样的观念，只是“为读书而读书”，倒也不觉得有什么缺陷。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那是很有目的性的劝学，描绘的远景也确实诱人，是古代贫寒的读书人美好的生活追求。若是如此比较，我在工厂里的读书连这一点奢望都没有。
那时倒也有“上大学”一说，正式的名称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推荐“，若说身份，也算符合；讲到现实，则完全无望，原因和前面说的一样，也是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因而谈不上动念，甚至根本就没敢动念。这样的读书完全是非功利性的，只是喜欢而已，因此也谈不上苦读，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苦乐之别。
刚建好的工厂又是位于郊县结合部，在那个匮乏的时代，不用说，晚上经常停电。我的照明工具就是自己用机修车间的废电池做成的一盏汽灯，那电池泡在水里，发出呲呲的声音，溢出阵阵异味，或者也是被意念中的书香所氤氲，倒也不觉得难耐。真正的挑战是夏天野外的蚊虫，大约那时纱窗和蚊香都很奢侈，记忆中这两样全都没有。面对蚊虫的进攻，读书时的防护措施就是穿高筒靴护住脚部，用工作套袖护住手部，摇着蒲扇，驱赶面前的蚊虫，一个晚上下来，倒有点像当时常有的穿着防化服进行学习的感觉。
也偶有非常浪漫的场景。记得有一个夜晚，月光如水，遍地银白，忽然动念，持一本书，登上楼顶平台，席地而坐，以月为灯，习习微风中，把卷而读，真不知今夕何夕。
我想，在我的生活中，也许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阶段能像做工人时，虽然全然不知前途何在，仍然那么喜欢读书，而且那么从容。
后来竟然真的上了大学，原先读的书不意之中也派上了用场，那也是拜“文革”结束所赐，是一种始料未及的结果。不过，一直以来，尽管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学教师，时时都有一种找对位置的喜悦，但是读书的时候，却也经常感到失去了原来的那种从容。
是否因为目标太明确了，反而造成了异化？特别是近些年“量化”标准的提出，难免给读书人的心灵平添几分浮躁。
不免想起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的一些前辈。这些前辈往往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自己喜欢做的学问，而并不理会“潮流”如何如何，因而也往往处于公众的视域之外。两江师范学堂的校训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训是“诚”；中央大学的校训是“诚朴雄伟”；金陵大学的校训是“诚真勤仁”。虽然各自有所不同，但注重沉潜却大体一致。不少大师就产生在对这种境界的追求之中，因为学术自有学术的标准。
汪辟疆先生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多面手，对中国近代诗的造诣尤深。他的研究成果却并不总是体现现代学术所要求的形式，例如他对中国近代诗的研究就采取了非常传统的“点将录”，即把中国近代诗坛的重要作家按照《水浒传》里一百零八将的先后次序排列，各系以诗，以之品评人物，位置高下，条别流派，分析思潮。1925年，章士钊将其发表在《甲寅》周刊，一时反响强烈，洛阳纸贵。当时被评者大都在世，由于《光宣诗坛点将录》是分期连载，上海的一批名流就每天前往四马路书坊，询问出版日期，并预测谁是“天罡”，谁是“地煞”，谁是什么“头领”。所有被评者，只有三人稍有异义。
比如康有为，原是一位眼高于顶的人物，自称学问直接孔子，连韩愈、孟子都不放在眼里，汪辟疆认为他的诗歌有模仿杜甫处，他很不服气，说：“某平生学术，皆哥伦波（哥伦布）觅新世界本领，中处无异辞，不知汪先生何谓之摹拟也？”但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某平生经史学问可谓前无古人，但下笔作诗却总是忘不了杜甫。”让康有为这样的人如此叹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当时中文系的许多大教授都没有什么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著作。可见，量化和计件虽是可以方便操作的方式，可真正的标准永远都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
无可否认，时代在发展，学术在进步，但过去的岁月中不一定没有值得今人借鉴的东西。当现在的教师们被量化指标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当浮躁与尘嚣惹得人们心旌摇荡时，人们能否想到自己在文明发展中有所失落？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形就是，人们总是在感叹学术大师的不可及，感叹出现大师的困难，可是，当我们面对黄侃、胡小石、汪辟疆这样的大师时，却总是学不会他们的从容。这里固然有生活、工作的单纯和复杂之分，同时却也有学问的为己和为人之别。于是，人们一方面在感叹人生的劳顿，另一方面却又不愿去控制生活的节奏。
今年（2006年）我出版了《中国诗学考索》一书，是对我从事学术研究二十年来所涉猎的六个领域进行的一次总结，在后记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所服务的南京大学，其前身是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这里有一些大师级的学者，说起来算是我的师祖一辈的人，对于读书治学，往往采取这样的态度，即不仅当成职业，也当成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下，大学教职当然是有吸引力的，但爱学问和求职业仍有区别。而这确是一些爱学问的人，事行“为己之学”，或诵书，或撰文，或授课，或吟诗，莫不境由心生，当行本色，没有浮嚣，心无旁骛，只是生活在对知识的探求之中，能够把兴趣和职业结合在一起。
这一段话，其实也是我自己对现今状态的一种反思：是把读书当成追求某种生活的一种手段呢，还是读书本来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一个目的？准确的区分也许无法做到，但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境界高低却能够体会。于是，我就特别怀念起了三十年前那些从容读书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