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小青 | 对编纂出版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的再认识

笔者近年主要从事江苏地方文献丛刊《江苏文库》出版工作，参与了方案起草、体例设计、编纂出版等，目前此项工作进展顺利，已出版一千二百余册。正因此，笔者也比较关注国内同类项目，通过借鉴和学习，不断完善《江苏文库》，曾撰《新编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出版中的几个问题——以〈江苏文库〉为例》《〈江苏文库〉首批图书出版述略——再谈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出版中的几个问题》《〈江苏文库〉编纂出版中的四个问题》等，对编纂出版中的相关问题予以讨论。随着《江苏文库》编纂出版不断推进，以及同类项目越来越多，笔者对这类项目编纂出版，特别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又有一些新认识与思考，故仍不揣浅陋，敷衍成文，求教大家。

2023年出版《江苏文库》书影

对于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国家层面一直予以重视和支持，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中，分别强调“各地出版社着重整理地方文献，有利于文献保存，有利于开拓研究领域，应该大力支持”；“古籍小组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一贯较为重视和支持，强调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认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既可以动员和调动各种力量来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可以通过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成果繁荣和促进学术研究，传承文化”。也正因此，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北京古籍丛书》是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文献整理出版项目，超过了60年，整理出版历史文献百余种（详见李忠义《“北京古籍丛书”的前世今生》，《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11日）。其后，诸如启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安徽古籍丛书》、九十年代的《湖湘文库》等，都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优秀的乡邦文献整理著作。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古籍工作提出新要求，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个门类，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也要顺应时代需求，在更高层面开展这项工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2022年公布了《2012—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在“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程”的十个方面，列“地方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类，并举《北京历史文献丛书》《湖湘文库续编》《浙江文丛》《江苏文库》《八闽文库》等项目，提出要“深入挖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提高整理出版水平”。据笔者关注，目前，省市县（区）正在组织编纂出版的大型地方文献丛刊，多达数十种（上述笔者所撰文章中已列举，此略），各具特色，各有成就，但从学术与出版发展和读者需求、从“进一步提高整理出版水平”要求来看，似乎还有一些值得探讨和提升的地方，特别是目前，各行各业都在谈论“高质量”发展，古籍整理与出版，包括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当然也有一个高质量问题，对照《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的“根据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复”，以及“推进古籍数字化”、“做好古籍普及传播”等高标准和新要求，新时代的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也要在“高质量”上下功夫。

综观现阶段正在编纂出版的大型地方文献丛刊，对推动地方文化建设、拓展古籍整理与出版领域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引起项目组织部门和编纂出版单位重视。

第一是要重视基础性工作，包括文献普查、书目论证，以及对项目作系统和长远规划等。据笔者观察，近五年，包括省市县（区）编纂出版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文献丛刊，多达二十余种，这类项目大多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这一方面说明，在地方文化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作用愈加凸显，从而被越来越重视，但另一方面，作为学术层面的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律往往又被忽视，这集中表现为急于上马、急于出书。笔者接待过不少来调研《江苏文库》的同行，在谈及困难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组织方要求出版单位当年启动，当年出书，且数量都在数十册甚至百册以上。作为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自有其学术与出版规律，要编纂与出版一部高质量的地方文献丛刊，条件很多，取决于研究水平、出版能力等，其中，基础工作是最重要的一项，以《江苏文库》为例，文献普查花了近五年时间，包括增订《江苏艺文志》，编制《江苏现存著述目录》，论证《江苏文库各编拟收书目》等，现在看来，这个时间花的是值得的。所以我认为，大型地方文献丛刊编纂与出版，必须首先要做好做牢基础性工作。同时，研究水平和出版能力也是重要因素。目前对于地方文献理解，大多取广义，即内容或作者与本地有关，以此概念确定文献，在任何一级行政区划，文献数量相对都比较多，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必将取舍不当，也难言高质量编纂。现在有些项目，学者参与度不高，主要靠出版社编辑，但如果缺少学术研究力量深度参与，要达到学术上的高质量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从现在已出版项目看，还有一些是非专业古籍出版单位出版的。客观地讲，编纂出版这类项目，出版社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因为经费有保障，经营风险小。但要编纂出版一部真正有学术高度和含量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大型地方文献丛刊，出版社还是要提高占位，眼光要放长远，不纠结于一时得失，把项目出版与出版社综合发展相结合，并与学术界充分合作，尊重学术与出版规律，对项目做系统和长期规划，扎实做好编纂出版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基础工作。

《江苏现存著述目录》全八册（工作用本）

第二是确定规模要从实际、从质量出发，不必先定数量。从出版角度讲，以百册数计的丛书，已可谓“大型”了，超千册的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实施的地方文献丛刊，确定为千册规模的不在少数。决定图书规模的因素很多，虽然不能说图书出版数量、速度与内容质量完全对立，但我们从事古籍出版的人深有体会，至少古籍整理图书编辑出版，在这两个方面，往往很难“两全其美”。以新编大型地方文献丛刊为例，如果过分追求规模数量，容易带来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选目论证不充分，与学术需求脱节。如果前期文献普查再不到位，一旦强调规模出版，必将在选目上缺乏统筹，加之文献获取的复杂因素，出版社为赶进度，甚至可能会采取“怎么方便怎么来”的办法。由于地域性因素，不少地方文献确实没有被刊布或整理出版，有条件集中出版，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很有必要，但也要分轻重缓急，要从学术和读者需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是多多益善，更不能以所谓“宁烂勿缺”，刊印所谓没有出版过的文献。二是没有学术整理含量的简单影印篇幅过大。古籍影印是古籍整理出版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1982年8月23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就提出对一些工具书、资料书以及孤本、善本等，以影印的方式出版，“使一些不可多得的宋、元本古籍和明善本，得以广为流传”。应该说，新中国七十多年古籍整理出版各个阶段，对包括珍、善本在内的一些学术界急需的古籍文献，采用影印出版的方式，使更多人阅读到了平常难得一见的文献，对推动学术研究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古籍影印除了有利于古籍本身保护外，主要还在于“充分利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直至本世纪初，古籍影印的这个功能确实得到了较好体现。但随着数字时代到来以及图书馆藏单位服务功能提升，大量古籍文献被以数字化形式公布，许多学者已深有体会，现在获取古籍文献的便捷程度远远超出过往。据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资源数量超过10万部（件）。另外，诸如“全球汉籍影像开放集成系统”这样的中文古籍影像阅读系统，以及多种多样古籍数据库，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查阅许多过去不易见的文献。《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及《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都对“整合全国各类古籍版本资源，有计划、分阶段组织开展古籍版本高清影像数字化工作”，“建设类型、品种、版本全面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提出明确要求与规划，随着这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古籍文献利用必定会更加便利和高效。在这样一种现状和趋势下，如果在我们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中，再对古籍进行简单影印出版，虽然数量可以规模化，出版速度可以加快，但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将大打折扣。因此，在新编大型地方文献丛刊中，对文献影印，要严格甄别选目，精选底本，选取确有学术、出版价值且一时难以获阅的文献，并要增加整理性学术工作，如撰写提要，附加有关文献资料学术信息等；对确有价值但已有多次公布或出版的文献，可以采取存目的方式予以著录。

第三是要尽可能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前面说过，目前大多新编大型地方文献丛刊，于概念上都取广义，这就可能存在着许多重要作者或文献已被整理出版过的情况，这种现象在省级层面项目更普遍，也很正常。《江苏文库》最初文献普查时就发现，“精华编”拟收的200种著作中，大约三分之二已有整理本，所以在质量保障上事先就作了一些制度设计（笔者在有关《江苏文库》文章中介绍过）。据笔者观察，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通行做法大致两种，要么与原出版社（包括著作权人）进行版权合作，要么重新整理。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如果设计得当，考虑周全，工作到位，前者可以节省时间，避免低水平重复出版，质量有一定保证；后者则便于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做到后出转精。但在实际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几十年前整理出版的书，在未做任何修订的情况下，直接被收录到新编丛刊里，难怪有学者在某文库发布的出版信息下留言：“几十年前的书，错误多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质量意识。笔者思考，作为一地自成体系的新编文献丛刊，重要作家和重要著作汇刊，是本地文化高峰体现的重要方面，完全避免重复出版，恐怕有违编纂出版初衷，项目出版也难以持续下去。对这类避免不了重复的选题，我们如果能从是否吸收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当下读者需求实际出发，分类处理，至少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出版。第一类是目前学术界对整理质量认可度比较高，已成为学术研究文献引用基本书目，建议尽可能与原出版单位进行版权合作，并在编校质量方面进一步提高完善。第二类是整理质量基本达到现今学术要求，但部分内容需修订或增补充实的，应请专家提出具体问题及修订意见，由整理者修订。但有的整理者已经去世，修订工作可能存在一定难度。不管怎样，我们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应该对这类选题有所考虑并提前确定对策。第三类是有的整理本确实离当前学术标准太远，需要重新整理，这很正常，主要还是看重新整理本是否能真正做到所谓“后出转精”，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就不可避免。

《江苏文库·精华编》中的《文心雕龙》《说文解字注》《诗毛氏传疏》

第四是要尽量避免文献收录过多重复。这里主要指在新编地方文献丛刊中以影印方式收录文献重复出版的现象，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所收录文献已被一些大型文献集收录出版，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等。《江苏文库》最初编纂出版中，对这种重复情况未作处理，但随着工作深入，我们也在不断总结问题和调整思路，并决定通过体例上设置《未收书目及版本》的方式，尽可能避免过多重复出版现象。例如，目前正在编辑的“文献编”集部拟收书目中，有50多种，已收录在《古本戏曲丛刊》二集至九集，我们就准备对其做调整处理。另外，“方志类”这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些，由于地方志是地方文献的重要内容，大多新编地方文献丛刊都会收录。近十年来，地方志出版项目量大面广，除《中国地方志集成》外，还有省域“方志集成”，如《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等，以及各级图书馆藏机构藏“方志珍本丛刊”，如《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这使得新编地方文献项目中，方志出版的重复率会比较高。如《江苏文库》“方志编”所收文献与版本，基本已见凤凰社出版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二是同一行政区划中省市县编纂的同类项目，容易出现重复出版现象。例如，《江苏文库》编纂之前，江苏省内已有《金陵全书》《无锡文库》《扬州文库》《泰州文库》出版，之后又有《镇江文库》《常熟文库》《滨湖文库》等，这种行政区划上下级关系间的同类项目，或多或少都会有重复，如《江苏文库》“史料编”中，所收《扬州赋一卷》《续扬州赋一卷》《瓜洲志稿十二卷》等数种文献，就在之前已出版的《扬州文库》中收录过。三是因编纂体例形成著者身份归属引起的重复，即同一著作被不同地区所编“文库”收录，原因是有的站在作者籍贯角度收录文献，有的是考虑了作者寓居本地情况，这在笔者审看的不同地区同类项目书目中，就出现过书目一样、版本一样的情况。上述重复的原因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些也在所难免。笔者主持《江苏文库》出版过程中也不断思考，在查阅文献并不难的今天，如果对一些已经影印出版过的文献再重复一遍，到底能给学术界或阅读者提供多少帮助？与其如此，不如换一个思路，不必过分强调所谓善本和珍稀版本，也不必局限于所谓大家和名家，而是从文献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多重研究价值出发，特别是把以往传统文献学关注不够、出版不多的特色文献加以系统出版，如《八闽文库》中的《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齐鲁文库》中的“红色文献系列”、《山西文华》中的“（文物）图录编”等，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对那些确无更换书目或版本，可以采用存目方式加著录，将版本源流、存藏情况及现今出版说清楚，既可减少重复，节约资源，又可给学术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信息。

2023年出版《江苏文库·方志编》书影

第五是要推动项目高层次数字化。目前，从出版单位来讲，对于古籍数字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在实践层面。同样，新编大型地方文献丛刊项目，大多都提出数字化或融媒体出版构想，但受古籍数字化所需内容资源、数字平台、网络渠道、技术人才、经费投入等条件限制，真正有突破性进展的并不多，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数字技术，在项目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即便少数项目以数据库形式上线后，也需要根据数字技术发展不断提升，由于这类项目中不少是文献影印，从现有网络上能查阅到的几种数据库看，大多还停留在文献图版影像，这是古籍数字化的一种初级形态，因为无法做到全文检索，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利用和研究优势，诸如构建知识图谱、发现关联知识等都无法实现。当前，人工智能运用于古籍文献识别技术迅速发展，且不说社会上已有不少数字公司正在推广这项技术，即以古籍出版单位为例，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方面也已进入到实施阶段，所以，新编大型地方文献丛刊数字化工作，要顺应人工智能在古籍数字化中运用的发展趋势，一开始就要站在高起点上规划和实施，可以从易到难，先刻本后稿抄本等，运用人工智能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完成图文对照，为提升项目价值利用提供基础条件。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在古籍文献识别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实践已经证明，科学技术进步是远超人类想象的。

《江苏文库》数据库网站

最后是要尽可能做好项目大众普及。从现有在编地方文献丛刊看，文献收录大多从学术研究角度遴选和整理，加之影印居多的出版形式和相对比较大的规模，项目的“专业性”和“小众化”特点比较明显，根据笔者调研，这类项目印数，多则千册（套）左右，少则一二百册（套），有的还是以赠送为主，传播面不广，尤其非专业研究者关注度不高。作为“小众”的古籍文献，如何转化成当代大众需求，确实是个难题。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的“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做好古籍普及传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是党和国家对古籍出版工作在实现文化强国战略中提出的新要求，是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必须有的新站位，也是实现新时代古籍出版面向未来的新路径。图书的社会效益只有通过广泛传播和利用才能得以体现，从这点讲，作为古籍整理出版中的一类，新编大型地方文献丛刊就不应该回避“大众化”问题，也是项目实施者所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笔者对此，虽有一些认识，但仍处在学习阶段，提不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希望与大家一同探讨。最近笔者注意到，浙江古籍出版社开展的“浙文观止”评选，就是《浙江文丛》大众普及很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笔者始终坚信，古籍出版在传统文化现代化、专业知识大众化方面的贡献，将是衡量我们这个时代古籍出版新高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笔者对目前正在编纂出版的地方文献项目考察不够深入，所述错误难免，敬请同道批评。

·本文作者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江苏文库·书目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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