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6辑，三秦出版社，2018年。转载自“唐史论丛”微信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送杨氏女》 [1]
韦应物
永日方戚戚，出门复悠悠。
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轻舟。
尔辈况无恃，抚念益慈柔。
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
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
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
赖兹托令门，仁恤庶无尤。
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
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
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
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
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
韦应物这首《送杨氏女》很有名，也收在清代蘅塘退士所编的《唐诗三百首》，写一个父亲送一个出嫁的女儿。唐诗中送官场同僚朋友的作品很多，但送出嫁女儿的诗，却极为少见（如果不是仅此一见）。历代文评家和现代学者，对这首诗的品评解读，大抵皆从文学的观点出发，纯就诗论诗，没有把它放在唐代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来讨论。例如，金性尧在《唐诗三百诗新注》所写的一段赏析，便很有代表性。他说：
女儿要出嫁了，本来应该高高兴兴，即使有些伤感，做父亲的也和母亲不同些。可是因为两女从小丧母，作者对他亡妻的情爱又很深挚，不禁又想起她们在地下的母亲来。大江轻舟，女子有行，感情上也更容易触动。一面又以父亲的身份，严正而恳切地叮嘱着。其次，韦氏虽然做了多年的官，却还过着贫俭生活，连女儿的嫁妆也不丰厚。从韦氏一生为人看，可以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诗中的“尔辈苦无恃”是全诗关节。通篇质朴无华，语重心长，结末尤其沉痛。
这些当然都说得很好。但如果我们能在文学观点之外，再增加一个历史的视角，深入去了解诗写作的背景，以及它提到的一些有意义的细节，比如“大江泝轻舟”和“别离在今晨”，我们应当能获得更多读诗的乐趣。至于诗中未提到的，比如作者韦应物写诗时的官场身份，他工作的场所和他家人生活的环境，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脉络去了解，也能发现不少有趣的细节。事实上，这些背景知识，正是唐代士人读者所熟悉的。他们应当都能很自然、很本能地利用这些常识，来更深入欣赏诗中所写的情境，更能对这首诗产生更大的共鸣。其实，如果现代读者对唐代社会和日常生活，也具有一些历史常识的话，应当也能从这首诗得到更不一样的阅读满足感。这种“历史+文学”的读法，应当远比“纯文学”方法（也就是过去文学批评中所说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或“内在研究”），更为过瘾。本文尝试阐明这一点，或可看作是“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读法。
2007年，韦应物和夫人元苹的墓志，以及他儿子韦庆复和夫人裴棣的墓志，在西安出土。这四方墓志，也为本文的历史重建工作，提供了一些极佳的历史证据。
据陶敏和王友胜的《韦应物集校注》，这首诗写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或四年（783）。当时韦应物（735-790）[3] 年约48或49岁，正在滁州（治今安徽滁州）当刺史。在唐代，刺史是一个高官。刺史嫁女儿，在唐代那个生活节奏缓慢的社会，应当是一件轰动当地的大事，应当会有不少州内的官员和下属前来祝贺，相信也会有不少当地民众，前来围观看热闹。
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首先要面对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刺史是一种怎样的高官？第二，唐代基本上还在行使传统的婚礼古法，也就是《仪礼‧士婚礼》所描述的六套仪式：问名、纳采、纳吉、纳征、请期及亲迎。那么，刺史嫁女儿，在女方家举行的婚礼部分，比如下婿、障车、亲迎、催妆等礼仪[4]，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两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欣赏这首诗中更多细微处和弦外之意。 我在《唐代高层文官》一书中，研究过刺史这种高官。这里不拟重复申论。简单说，刺史是一州的最高长官，唐诗中雅称为“使君”。他主要负责征收州内的税赋后上缴，是个税官，并维持州内的治安，类似罗马帝国派驻各地的总督（provincial governor）。唐代有三百多个州，每州都有一个刺史，但这三百多个刺史的身份地位，却不相同，要看该州的户口数和战略位置等因素而定。如果一个刺史是在靠近京师长安的战略要州（如同州和华州）任职，则他的官品地位和职望就比较高。如果是在江南等人口众多的富庶大州（如苏州、杭州等）任职，则该州的税收多，刺史的官品地位（甚至俸钱）也会比较高。但如果是在岭南端州、湖南永州等穷荒小州任刺史，则地位低下，俸钱也少[5]。这些偏远穷州，也常用于贬官，比如柳宗元被贬的柳州，以及韩愈被贬的潮州。
韦应物嫁女儿当年任刺史的滁州，位于长江北岸，往东到扬州大约150公里，往南到南京大约80公里，是唐代极其重要的淮南节度使属下的七个州之一（另六州为扬、楚、和、舒、寿、庐）[6]。其州等定位为“上州”[7]。所谓“上州”，在韦应物所处的唐后期，指那些户数超过2万户的大州，地位比“中州”和“下州”高一等。户数多，意味着朝廷能够在当地征收到的赋税也比较多，刺史的官品地位和俸钱也比较高。韦应物能够做到这样重要的上州刺史，并非侥幸，或随机被选上，而是经过二十多年漫长的官场历练。这一点，在唐代文学的论述中，往往没有去深究，仅一笔带过，单单只说他曾经做过滁州刺史，却没有讨论在滁州当刺史的意义。
事实上，在滁州任刺史，是个美官，值得大书特书，可申论之处很多。唐代能够在这种州任刺史的人，其家世一般都很显赫，祖上几代都做过高官。他本人可能在年少时在京师的太学或弘文馆等宫中贵族学校念过书，或考中进士或明经等科名。他任这种上州刺史的年龄，一般须在50岁上下（太年轻不行），而且之前曾担任过一系列的京官，或在重要的州县做过地方官，累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才能攀升到这种上州的刺史，并非易事。 考韦应物的家世和官历，完全符合这样的模式。他是北周逍遥公韦敻的后代。这位逍遥公，常年退隐不仕，是位高士，“十见征辟，皆不应命”，“所居之宅，枕带林泉，对翫琴书，萧然自乐”[8]。有条件这样“退隐”的高士，显然家产丰厚，拥有不少田地和奴婢，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是个大户望族人家。韦应物的五世祖冲，任隋民部尚书；高祖挺，唐太宗时的黄门侍郎；曾祖待价，任武则天的宰相；祖令仪，唐梁州都督。这些全都是高层官员。韦的父亲銮，官至宣州司法参军，属中层官员，但他却也是当时有名的士人画家[9]。正因为如此显赫的家世，韦应物在少年时代，大约15岁时，便以门荫获选为宫廷的千牛卫，成为玄宗皇帝的亲近侍卫，也就是他在《逢杨开府》诗中所说的“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并且在不执勤的番下日，在京师的高官贵族子弟学校太学读书[10]。
韦应物离开太学出来做官，第一件差事就是在宫廷禁军羽林军中担任仓曹参军，是个很不错的基层文官[11]。之后，他开始在长安和洛阳两京地区出任一系列官职：高陵县尉、河阳府从事、洛阳县丞、河南府兵曹参军、京兆府功曹参军、鄠县令、栎阳县令，很有秩序地逐步升官，从基层升到中层。他任官的这些地点，全属于“京畿”府县，地位特殊。唐人能够在这样的京畿战略地区做官，表示他的出身良好，仕宦成绩优异，前景尤佳[12]。果然，在大约48岁时，韦应物便当上了滁州刺史。之后，他还做过江州刺史，最后一任官是苏州刺史，并死于苏州官舍。苏州的人口，更远胜滁州，税钱更多。白居易曾这样形容苏州：“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13] 2007年在西安出土的韦应物墓志《唐故尚书左司郎中苏州刺史京兆韦君墓志铭》，说他“历官十三政，三领大藩”[14]（指滁州、江州和苏州三地），意指他一生的官历丰富，做过十三种官。不少唐代士人做官，一生不到十任，更有低至二三任者。相比之下，十三任官是非常出色且“成功”的[15]。他又当过三个“大藩”的首长（刺史），可圈可点。
因此，我们读《送杨氏女》时，应当意识到，作者韦应物可不是普通的官员，而是出身望族、仕途显达的高官，且在写这首诗时，正处于他事业的高峰。他那位出嫁的长女，也非普通“隔壁人家”的女孩，而是名门闺秀，生长于宦门的女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杨氏女的母亲元苹，还是北魏鲜卑皇族的后代（见其出土墓志）[16]，杨氏女因而也具有鲜卑皇室血统，出身不凡。
唐代士人官员很少能够长年在京师长安任京官，一般都需要经常被派往各地方去出任州县官，或到各节度使府（或盐铁等使府）去充当各种幕职。
问题是，这些唐代士人在宦游期间，住在哪里？答案：住在官舍。最主要的证据是：外任官员（以及他们随行的眷属，如妻小，甚至父母等），经常遇疾“终于官舍”、“薨于官舍”。他们既然死在官舍，生前应当就住在官舍。
唐代官员“终于官舍”的例证很多；在近年出土的墓志中，例证更多。比如，韦应物本人便死在他最后一任官苏州刺史的“官舍”。他的墓志清楚告诉我们，“寻领苏州刺史，下车周星，豪猾屏息，方欲陟明，遇疾终于官舍。”韦应物的父亲韦銮，死前任宣州司法参军，他也“终于郡之官舍”[17]。由于唐代州县官的任期，一般都很短，约三年或更短一任，不可能在当地置产（除非罢任后，选择入籍留在当地，才可能置产）。宦游期间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住在州衙或县衙附属的舍院。州衙或县衙一般为大观园式或四合院式结构布局，除了办公厅舍，还有园林池亭和内院官舍，可供官员居住。甚至贬官的官员，也可住在官舍，如晚唐李德裕被贬崖州，写过一封信给段成式说：“自到崖州，幸且顽健。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今且作祝鸡翁耳。谨状。”[18]
再举一例。韦应物为他妻子元苹撰写并亲笔书碑的《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极有意义的细节：“以大历丙辰〔776〕九月廿日癸时，疾终于功曹东厅内院之官舍。”[19] 这个“功曹”，指韦应物当时任官的京兆府功曹，可证当时韦应物一家（应当包括后来出嫁的那位“杨氏女”等家人），便住在京兆府功曹“东厅内院之官舍”。韦应物原籍就在京兆，但他当时在长安无宅第。他在《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中自称“生处贫约，殁无第宅，永以为负”，所以他一家人要住在任官的功曹官舍。依此看来，韦应物一生做官，四处宦游，应当都住在他任官州县的官舍。在没有做官的空窗期，或在养病期间，他也常住在佛寺，一如他在诗中常透露的，如《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和《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等诗。
唐代的官舍，位于州县衙署的范围内。据唐诗的描述，往往会有园林、池塘、凉亭、楼台、竹林等景物，风景秀丽。我们之所以对唐代官舍知道得这么详细，是因为唐代有一类型的诗，称为“郡斋诗”，专写郡斋的景物和官员的日常生活。所谓“郡斋”，跟“官舍”的意义十分相似。差别在于，官舍多用于史书、墓志等文献，而郡斋则是文学用语，多见于诗文或笔记。“郡”就是“州”的意思，“斋”是文人雅称，指房舍。因此，我们常常见到唐代那些出任州郡官员的士人，写诗时常常歌咏他们在某州“郡斋”或郡楼亭台闲坐，思念远方的朋友亲属，或宴集送别同僚好友。这类诗在中晚唐大量出现，成了一种特别的类型，就叫“郡斋诗”，指那些写于州府官舍的诗，有别于“别业诗”（写于私人别业别墅的诗）。韦应物在滁州和苏州任刺史的期间，创作了大量的郡斋诗，使他成为唐代郡斋诗的代表人物[20]。他的这些诗，为他这时候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特别是宴会的场景。
例如，韦应物在滁州任刺史时，写过一首诗《郡楼春燕》：
众乐杂军鞞，高楼邀上客。
思逐花光乱，赏余山景夕。
为郡访凋瘵，守程难损益。
聊假一杯欢，暂忘终日迫。[21]
从“为郡访凋瘵”一句可知，这是写刺史和一班官员，出外巡视属县百姓的“民生疾苦”，看看他们今春的农耕如何，以便评估今秋的收成和税收，看似关心百姓，其实也等于在执行刺史的税务工作。他们回到滁州后，办了一次春宴（似有慰劳之意），又担心“守程难损益”（“程”表示上级定下的某种“定额”），不确定今年是否能达成上级对滁州应交税额的要求，于是“聊假一杯欢，暂忘终日迫”，借酒暂时逃避一下现实。诗中提到“高楼”，可以望见花丛和“山景”夕阳，更有“众乐”和“军鞞”，也就是军鼓，显示滁州官署还设有一个军乐团，可以在日常宴饮的场合，奏乐助兴。
这意味着，韦应物当年嫁女儿，婚礼应当就在滁州官舍举行，或许应当也有“众乐杂军鞞”那样的演奏。官舍里应当还有其它州郡官员和他们的家眷居住。当新郎来到这官舍迎娶新娘时，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官舍一定热闹非凡，会有不少人来观礼。
三、贫苦的单亲老爸？
如果我们完全不理会诗中的历史背景，单单从纯文学的立场来读这首《送杨氏女》，我们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首诗中的父亲，好像一个单亲老爸，妻子死了，家境清苦，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长大，有些辛酸。但他很有慈爱心，长女出嫁远行时，终日“戚戚”然。诗中完全没有提到婚礼细节，没有提到有什么宾客的到来，也没有任何嫁女欢乐的场面和气氛，一切好像非常简陋，没有宾客，没有宴集，甚至也见不到新郎的出现。诗一开始就马上跳到“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轻舟”这样悲伤的离别场景：一个中年贫苦的父亲，似乎没有任何亲友的陪伴，在清晨独自送他出嫁的女儿（“别离在今晨”），上了一艘“轻舟”，去嫁给远在江上游的某个男子。男子似乎没有前来迎娶女子，而是在江上头等着她。“轻舟”两字，暗示这艘船很小，很单薄，没有搭载亲人、日用品或嫁妆。“泝”字表示逆流而上，是一段艰辛的旅程，暗喻这女子的命运多舛。送走女儿后，这位单亲爸爸回到家里，见到幼女在哭泣，自己也不禁“零泪缘缨流”。然后，他才提笔写下这首诗，送给女儿。
但真正的历史场景，应当不像诗中所写的如此悲伤凄凉，应当有它欢乐、热闹的一面，只是诗人不写，没有呈现。
前面提过，韦应物的妻子元苹，死于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她死后，韦应物为她写过十多首悼亡诗，并亲自为她撰写墓志，表达了他对亡妻的深情思念，在墓志中写道∶“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韦应物后来没有再娶（但不排除他跟许多唐代士人一样，也曾纳妾）。名份上他可以说是“单亲爸爸”，但他应当跟现代的许多单亲爸爸很不一样。我们从《太平广记》中的大量记载，可以知道唐代士人家庭往往会有不少奴仆小青衣之类的侍婢。韦应物身为滁州刺史，应当不需要他去亲自为两个女儿烧饭、洗衣、洗澡，为这些生活琐事操劳，自有奴婢去做。他只须在一旁监管即可。《送杨氏女》诗中有一句“幼为长所育”，下有自注说：“幼女为杨氏所抚育”。现代读者读了恐怕会以为，韦应物家里很穷，妻子死了，家中无人手，长女要负责“抚育”幼女，也就是帮幼女烧饭、洗衣、洗澡之类的。事实上，这些事恐怕也都由韦家中的奴婢去做。所谓“抚育”，只是名义上的照顾。母亲不在了，长女代母职，陪陪幼女说说故事，给她一点亲情温暖之类的罢了。
问题的核心，在于韦应物当滁州刺史，是否“贫穷”？韦诗中常见“家贫”、“贫约”、“贫俭”等词。这给后人一个印象，好像他做官收入不佳，很穷。其实，这些恐怕都是他的“谦词”，不可信以为真。事实上，韦应物一生做官十三任，全都是美官，不是上等州县的好官，就是京城人人称羡的郎官。这些官的月俸钱都很可观，他不应当贫穷。以滁州来说，这是个上州。上州刺史的月俸钱为八万文[22]，而且他还会有陈寅恪所说，“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3]（类似现在的所谓“灰色收入”）。上州刺史在唐代是高收入的，他绝对可以过很舒适的高质量生活，并且可以拥有不少奴婢一类的仆人，照料他和两个女儿的日常生活起居。唐代奴婢是身份非常低下的一群，是贱价的，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连落魄的读书人都会有书僮一类的仆人可以使唤[24]。
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启》中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为朱马，缊作由袍，其于妻儿，固宜穷饿。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25]。湖州跟滁州一样，也是个上州[26]。杜牧任湖州刺史时，月俸也是八万文，但他竟可以养活“四十口”的“家累”，且“一家骨肉，四处皆泰”，说得好不羡煞人。事实上，杜牧在湖州只做了一年的刺史，第二年就回返长安。他的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透露：“上五年〔指大中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27] 意思是，杜牧从湖州（吴兴）回到长安，以考功郎中的身份兼知制诰，却花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在长安城南知名的风景区樊川，盖起别墅来了。这意味着，上州刺史是个肥缺，可以积存不少俸钱。韦应物的时代，只比杜牧早了大约六十年。韦应物任滁州刺史，不应当贫穷，处境应当跟杜牧类似才对。
严格说来，这首诗并不是一般俗称的“嫁女诗”，而是如诗题所说，是一首送别诗，因为诗开始的时候，在女方家举行的种种亲迎之礼，诸如下婿、催妆、障车等婚仪[28]，其实已经结束了，很可能就在前一天的黄昏举行过了，就像唐代婚礼一般都在黄昏进行一样[29]。诗中有一句说，“别离在今晨”，可知现在是隔天的早晨。一切热闹和欢腾都已沉寂。现在，才是父女别离的时刻。诗人这时才能称他这位已经在昨天完成亲迎之礼的女儿为“杨氏女”。否则，在亲迎之前，就称她为“杨氏女”会有些奇怪。女儿的夫婿姓杨。学者过去从韦应物跟一位杨凌常有唱和之作，推测这位女婿可能是杨凌。出土的韦应物墓志证实，他果然是杨凌：“长女适大理评事杨凌”。
杨凌这个“大理评事”官衔很值得讨论。大理评事原本是京城大理寺的基层官员，但在唐后期，大理寺已成闲司，不再有什么职务。大理评事于是成了闲官，可以由皇帝赐给在幕府或盐铁等使府任基层和中层幕佐的官员，作为他们的“本官”，正式官称为“试大理评事”（但此“试”字经常可以省略不书），是一种特殊的“试衔”[30]。例如，韩愈的《崔评事墓铭》，写崔翰的事迹，说他在“家于汝州”期间，“汝州刺史吴郡陆长源引为防御判官，表授试大理评事”[31]。李翱写《叔氏墓志铭》，自署官衔为“浙东道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李翱”[32]，意思是他当时在担任浙东观察使的判官，散官为将仕郎，并带有“试大理评事”和“摄监察御史”两个“虚衔”。《送杨氏女》一开头说，“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轻舟”，表示她有远行，即将乘船，沿着大江逆流而上，到她的夫家去。由此看来，杨凌这时应当是在江上游某个地方幕府，担任掌书记或判官一类的幕职，并带有大理评事的试衔，但他真正的工作，是在地方幕府任职，并不是到京城的大理寺去视事。
韦应物的长女这次嫁给杨凌，在婚仪上可能有些特殊的应变安排，因为男女双方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而且看来是相隔颇远的两个地点，需要“大江泝轻舟”才到得了，所以不可能在同一天完成所有结婚仪式。在女方家举行的下婿、障车、催妆等婚仪，在昨天黄昏完成后，第二天早上，新郎杨凌和傧相等亲友，还得乘船护送新娘远行到江上游的男家，或男方当时任官的官舍，才能继续完成下一段在男方家举行的婚仪，诸如“同牢盘、合卺杯的重头戏”[33]。
像杨凌与杨氏女这样的婚姻，即两个做官家庭之间的联婚，在唐代是非常典型的，也是非常自然的。这一点，在两《唐书》列传中很少见到例证，但在墓志中却有许许多多的案例。例如，韦应物的墓志便说，“夫人河南元氏，父挹，吏部员外郎”。韦应物儿子韦庆复的墓志，也清楚载明他的夫人，乃“故河南令河东裴君澡女”（裴棣）。父子两人娶的，都是士人官员家中的女儿。所以，韦应物的长女嫁给一个士人官员，“大理评事杨凌”，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唐代官员们平时的交往对象，也就是同个官场上的士人同僚朋友，而非其它阶层的人，比如工匠和农夫。这导致唐代士人阶层的婚姻，有强烈的“排他性”。士人一般只能娶其它士人家庭的女性。比如，柳宗元因永贞事件，被贬官到偏荒的永州时，他的妻子杨氏已过世。他到了永州五年后，回信给他的朋友许孟容“投诉”说：“荒隅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34]。意思是永州很少“士人女子”，所以他找不到适当的女子来再婚，以致没有子嗣。士人家中适婚的女性，一般也只能嫁给士人，不可能嫁给农夫和工匠。
在这个父女别离的清晨，杨凌有没有陪着他的新婚妻子远行，诗中没说，似乎刻意不说，刻意不写杨凌，只写父女两人的私密别离，更增添了一种哀伤：“见尔当何秋”。然而，依唐代的婚礼古法，韦家是望族，韦应物当时又任滁州刺史这种高官，嫁女儿不可能太草率。杨凌家也是望族。他是代宗大历十一年（776）的进士，他的两个哥哥杨凭和杨凝也是大历时代的进士，号为“三杨”，为长安永宁坊著名的政治和文学家族杨家的成员[35]。杨韦这样的望族联婚，亲迎礼应当十分隆重，杨家应当会有不少亲友和随从，带着礼品，来到滁州行礼才对，不可能要韦应物的长女，一个人孤零零的乘坐一艘“轻舟”，泝“大江”去嫁人。
因此，杨凌应当在亲迎之前，从他任职的江上游某个幕府，乘船来到滁州，亲自迎娶韦应物的长女。事实上，这不是杨凌第一次来滁州韦家官舍。他大约一年前就来访过，而且还跟韦应物有唱和诗作，见于韦应物的《送元锡杨凌》和《寄杨协律》等诗。很可能就在上回来访时，定下了他跟韦家长女的婚事。现在，亲迎过后的“今晨”，这女子成了“杨氏女”后，杨凌应当就在码头边，准备在她跟父亲告别后，再护送她一起回家。但诗人没写杨凌在现场，只写“女子今有行”，好像他的长女，将孤单一个人乘“轻舟”远行去嫁人，而且还是“大江泝轻舟”，好像一段十分危险的水上旅程。韦应物这样刻意写这个细节，看来是要营造一种更感人的文学效果，要强调他女儿出嫁后的孤单无依。
“轻舟”两字，也是韦应物的文学手法。在中古时代，“轻舟”常用于诗文，如李白的名句“轻舟已过万重山”，多用于辞别、逃命、逃难、归隐等场合。韦应物这里说“大江泝轻舟”，很可能也用了谢朓“轻舟反溯，吊影独留”的典故，或曹植《洛神赋》的典故：“御轻舟而上遡，浮长川而忘反”，表示一种辞别。但“轻舟”的本义是“轻快的小舟”。杨氏女所乘坐的船，是否真的是“轻快的小舟”，很值得商榷。
事实上，她乘坐的船，应当是一艘官船，属于唐的官方水驿站所有。唐代官员（以及其家人随从）出行，甚至被贬官到遥远的地方，都可以透过官驿站系统来安排旅程，颇为方便，不必依靠民间的交通工具。驿站又分陆驿和水驿。陆驿有官马，水驿有官船和水手，甚至有弩手等保安人员[36]。像滁州到大江上游这样的旅程，走水路绝对远远比走陆路更快捷方便。走水路，也更舒服，可以在船上烧饭、用餐、走动、休息、睡觉，就像白居易在《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这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秋水淅红粒，朝烟烹白鳞。一食饱至夜，一卧安达晨”[37]，写他在船上煮鱼，“饱至夜”，又一觉到清晨，好不写意。当时是穆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51岁，从长安取道汉江（汉水）远赴杭州出任刺史。他乘坐的正是一艘官船，规模看来不小，有烹饪和睡觉的隔间。
这种官船应当也不“轻”。《唐律疏议》有一条说：
意思是，乘官船的人，可带上“衣粮二百斤”（约136 kg），不可“私载”，但“家人随从”则例外“勿论”，可以随行。每人可携带“衣粮二百斤”，整艘船的载重量应当很可观，恐怕不能用“轻”字来形容。换句话说，杨氏女和她夫婿所乘坐的官船，应当是艘坚实牢靠的中型官船（估计可搭载十人），不是什么“轻快的小舟”，我们大可放心，不必担心他们旅程的安危。诗人用“轻舟”一词，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
韦应物和他长女，为什么要选择“别离在今晨”？最直截了当的解释是，亲迎礼在昨天黄昏才刚举行过，他们来不及准备启程，所以延到“今晨”。不过，从日本和尚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旅行记载看来，事情可能不是如此简单。唐代的水上旅程，由于舟船都得依靠风力来航行，特别是像杨氏女这样的逆水行船，其实深受风向的主宰，并非船长可以自由决定何时可以启航。圆仁常在他的书中，详细记载风向如何如何。他为了等待可以启帆的风向，经常在船上停宿数日，完全要看风向来行船。例如，书中开头的第一句就说：“承和五年〔838〕六月十三日午时，第一、第四两舶诸使驾舶，缘无顺风，停宿三个日。”[39] 有时半夜三更突然起风，他们就得立刻启帆，在暗夜中航行，不能拖延，如“五日，风变东南，发不得。到三更，得西北风发”[40]。否则错过了顺风，很可能又得在船上停宿数日了。无风或风停了，则船不得进发，如“廿五日，早朝解缆，风止不得进发”[41]。
所以，从唐代水上旅行的种种限制看来，“别离在今晨”应当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韦家父女选择在“今晨”别离，可能是这时候顺风吹起了，他们不能再等，非走不可。但也可能是，杨氏女昨夕才行过亲迎礼，今晨才能上船跟她父亲别离。然而，这并不表示，她可以马上启航，很可能还得在船上停宿等待一些时候（甚至一两天），等到适当的顺风吹起时，她才能扬帆启程，就像圆仁在唐代中国行船时，经常也在等待顺风一样。
《送杨氏女》诗中间，有一段告诫女儿的话：“赖兹托令门，仁恤庶无尤。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从文学视角看，不免有些啰唆，无甚诗意。但从历史看，这其实也可看成是唐代婚仪中，女儿出门前的“诫女”仪式部分[42]。这首诗既然题曰《送杨氏女》，它原本就是要送给女儿的。诗中更有两句是直接对女儿说的话：“尔辈况无恃”和“见尔当何秋”。女儿才是此诗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读者。在诗中按照婚姻礼俗，写几句“诫女”诗给女儿，谁曰不宜？
我们不妨再深入历史，交代一下诗中人物后来的事。这时，我们会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明显地在诗中“缺席”。那就是杨氏女的弟弟庆复。韦应物为亡妻写的《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明确提到元氏有“一男两女，男生数月，名之玉斧，抱以主丧”。此“一男”指韦应物的儿子庆复，在他母亲元氏去世时（776年阴历九月）才“生数月”，乳名“玉斧”，并抱着他来“主丧”（主持丧事）。“两女”即《送杨氏女》中的长女和幼女。韦庆复既然在776年秋才“生数月”，那么他在杨氏女出嫁时（782或783年），应当约7岁或8岁，应当可以参与婚礼和送别。但他父亲为什么在诗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只写长女和幼女的事？
韦庆复的墓志2007年在西安出土。从中我们知道，他在德宗贞元十七年（801）考中进士，年仅26岁，非常了得。唐人很少这么年轻考中进士，一般都在30岁以后。他释褐就是集贤院校书郎，是个美官。后来又当上渭南县主簿。渭南是个畿县，县主簿也是个美官。宪宗元和二年（807），他得到凤翔节度使李墉的赏识，以监察御史里行的身份，被辟为李墉的掌书记。宪宗元和四年（809），李墉移镇太原节度使，他也随李墉往太原，升任为节度判官，是一个中层的幕府要职。然而，也就在元和四年，李墉罢任，他随李墉回返长安，途中染病，走到渭南县灵岩寺时病发，“终寺之僧舍，春秋三十四”[43]。
我们好奇的是，韦庆复成年后，应当读过他爸爸韦应物写的这首诗，结果发现他爸爸只提到杨氏女和他的另一个姐姐（即诗中的“幼女”），竟然完全没有提到他，家中的唯一男孩。难道杨氏女只“抚育”诗中的那位“幼女”，反而没有“抚育”他这位家中么儿吗？不知他读诗后的心情感想如何？
我们对这位“幼女”略知一二。韦应物的亡妻墓志曾提到她，说她在母亲于大历十一年（776）去世时，“年始五岁”，即生于约772年。韦应物对这个幼女，似乎很疼爱，在他其中一首悼念亡妻的诗《出还》中，再次提及她：“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44]。这幼女在杨氏女出嫁时，约11到12岁。韦应物去世后，墓志又提到她：“次女未笄，因父之丧，同月而逝”，也就是在韦应物去世那年（790）同月逝世，享年约19岁，未婚。
关于杨氏女的婚后事，我们也略知一二，颇出人意料之外。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她婚后是否幸福快乐。至少我们知道，她为杨凌生了一个很棒的儿子，叫杨敬之，在唐史上赫赫有名。杨敬之最早在唐史上留下的文字记录，就是他在元和四年（809），为他母亲的弟弟韦庆复所写的墓志，自署“外生〔甥〕前乡贡进士杨敬之撰”。“前乡贡进士”，即中举的进士（他在元和二年（807）中进士）。假设他在杨氏女和杨凌婚后一年出生，他这时大约是25岁，也是个异常年轻的进士。
韦应物在两《唐书》皆无传，但他这位外孙杨敬之，却在《新唐书》中有传，附在他父亲杨凌的传之后。他在“元和初，擢进士第，平判入等”，做过右卫冑曹参军、屯田、户部二郎中，也曾因涉及牛李党争，被贬官连州刺史，最后官至“大理卿，检校工部尚书，兼〔国子〕祭酒，卒”[45]。武宗会昌五年（845）三月十五日，日本和尚圆仁遭逢武宗的禁佛活动，被迫还俗，回返日本，他还得到杨敬之的关切和赠礼：“出府到万年县，府家差人送到。大理卿、中散大夫、赐紫金鱼袋杨敬之曾任御史中丞，兼令专使来问何日出城、取何路去，兼赐团茶一串。”[46] 这里详细纪录了杨敬之的官衔，显示他这时（约60多岁）带有“大理卿”的职事官衔，“中散大夫”的散官衔，且获得皇帝所赐的“紫金鱼袋”，可以穿紫色官服，佩金鱼袋，是个很高的荣誉。然而，大理卿（以及他之前所带的御史中丞），在晚唐已成闲官，不职事，常用作使职的本官。赐紫金鱼袋也一般是使职才有的荣耀。看来杨敬之这时应当是在京担任某种使职。
杨敬之的两个儿子杨戎和杨戴（也就是杨氏女的孙子），都“登科，时号杨家三喜”[47]。杨氏女从当年一副“弱”女子“大江泝轻舟”的形象，演变到婚后如此“强”的态势：儿子做到高官，两个孙子又都考中科名。这或许会改变我们对她的观感。
然而，我们如果去追查杨氏女夫婿杨凌的生平，却得到一个让人十分意外，甚至有些惊讶的发现。那就是：杨凌在婚后大约八九年就死了，杨氏女很年轻就守寡。这个发现，也会大大改变了我们对她的观感，恐怕也影响到我们今后读诗的心情。
杨凌的墓志还未被发现。他的生年不详，但他的卒年却有至少两条史料可证，不难考定。杨凌死后，他的兄长杨凭为他编了一个文集叫《杨评事文集》，并请柳宗元（杨凭的女婿）为文集写了一篇《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集校注》的校注者之一尹占华教授，在此《后序》的解题中说：“杨凌约卒于贞元七、八年（791-792），此文当作于贞元间”[48]。尹教授的依据有两个[49]。一是柳宗元在《亡妻弘农杨氏志》中说：“衰门多舋，上天无佑，故自辛未逮于兹岁，累服齐斩，继缠哀酷。其间冠衣纯采，朞月者三而已矣。”从而考定在“辛未”那年，即贞元七年，“当有亲人去世，疑杨氏夫人之叔父杨凌即卒于贞元七年”[50]。二是权德舆在为杨凌的哥哥杨凝文集写的序《兵部郎中杨君集序》中说：“时恭履捐馆一纪，君与嗣仁〔杨凭的字〕倍手足之爱。”[51] 这里的“时”，指贞元十九年（803）左右，“恭履”是杨凌的字，“捐馆一纪”即去世十二年。意思是杨凌在803年间，去世十二年了，也就是卒于约贞元七年（791）。他的死，加深了他两个哥哥杨凝和杨凭之间的“手足之爱”。这两条史料证据很有力。上文提过，杨凌和韦应物的长女结婚，约在782-783年，则他们的夫妻关系，只维持了大约八九年的光景。
另有一事可作旁证。杨凌死后，他哥哥杨凭为他所编成的文集，既然称为《杨评事文集》，表示他最后只做到大理评事。他结婚时的官衔，也是大理评事，即《韦应物墓志》中所说：“长女适大理评事杨凌”。大理评事是唐代基层和中层幕职（如掌书记和判官）常带的一个“试衔”。这意味着，他的确死于青壮之年，做官最多只到中层，还未做到高官。
杨凌还有一个官衔，叫“协律”，见于韦应物的诗《寄杨协律》。这是京城太常寺协律郎的简称，属基层文官，但比大理评事又要低一级。此官跟大理评事一样，在唐后期成了闲官，常用来赐给在幕府任职的基层僚佐（如巡官、推官之类）。这表示，杨凌中进士后出来做官，应当是在幕府任职，并带有协律郎的京衔（唐后期许许多多士人都如此）。协律郎跟大理评事一样，只是所谓的试衔，学界常称之为“虚衔”，不职事[52]。他并非去京城太常寺任官，而是在幕府工作。他在幕府任职一段时间后，才跟许多唐后期士人一样，从协律郎攀升到大理评事。
《新唐书》说，“凌字恭履，最善文，终侍御史”[53]，但柳宗元的《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却说，“凌，以大理评事卒，最善文”[54]。柳宗元是杨凌哥哥杨凭的女婿，跟杨家有姻亲关系，学者大抵认为柳宗元的说法比较可信，认为《新唐书》误。其实，《新唐书》未必误，因为唐后期许多在幕府任幕佐者，除了带有一个试衔，还常会多带一个宪衔（御史台衔）。例如，《唐故乡贡进士孙府君墓志》的撰写者，自署其官衔为“父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孙向撰”[55]。这表示，这位孙向从前同时带有“试大理评事”和“监察御史”两个官衔，但他不是在京师任此两官，而是在幕府任职。他死了，唐人可以说他以大理评事卒，也可以说他以监察御史卒，不算错。以此看来，杨凌任幕职时，除了带有大理评事试衔，很可能还带有一个侍御史的宪衔。
如果单纯用纯文学读法，不涉及历史背景，我们会觉得，诗中这位杨氏女当年好孤单无助，要在一个清晨，跟她的父亲别离，独自乘坐一艘“轻舟”，溯江而上，去嫁给远方的一个男子。不过，前文我们从历史考证知道，她应当不是如此孤单。她是一个高官的长女，是个望族成员（甚至具有北朝鲜卑皇族血统），婚礼应当相当风光隆重。她的夫婿也不是普通男子，而是唐代另一个望族家庭的杨凌，当时也在做官。杨凌必定曾经亲自前来滁州迎娶她，很可能还带了一整团亲友随行，场面热闹。他们应当是在黄昏时分举行亲迎礼，然后在滁州官舍过了一晚。第二天清晨，杨氏女才在码头边，跟父亲话别，再跟前来迎娶她的杨凌，一同乘坐一艘可靠的官船（并非什么“轻舟”），回到大江上游杨凌做官的某个州郡的官舍。
然而，韦应物写诗时，却采用了一种“剪裁”式的文学手法来呈现，把所有没有必要的细节，统统剪除。他刻意不去写热闹的迎娶等场面，而选择写亲迎礼过后第二天早晨父女离别的场面，营造一种哀伤的氛围。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他甚至没有透露家中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只写家中的长女“抚育”幼女，好像他是一个生活困顿的单亲老爸，很穷，养不起奴婢，须由长女来抚育幼女。其实，从历史上看，他身为上州的刺史高官，家中经济条件应当很不错，家中应当也还有不少奴仆，可以帮他看顾那两个女儿（以及那个他在诗中没有提到的幺儿）。他完全不必为这些生活琐事操心。韦家属于高级官宦家庭，应当像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启》中所说，“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才是。不过，即使是“四处皆泰”的高官，在送出嫁女儿时，仍会很自然地流露出哀伤的情绪，仍会流泪。诗中的这种伤别很感人，以一种很有戏剧张力的方式呈现，像是一场小小的戏剧在演出。韦应物把历史上一个真实的场景，透过他的诗艺，提升到诗的、艺术的最高层次。
由此，我们也发现，文学和历史毕竟是不同的：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叙事，不同的效果。历史总是希望尽可能呈现一件事的全景，先有开头，再有中间，最后才是结尾。但这样的全景却因为细节太多，场面太多，互相干扰，焦点不够集中，读者的注意力容易被分散，不太容易被感动。但“感人”并非历史家追求的目的。他要的是全景。反之，文学可以不管全景，像这首诗，主要只写两个场景。一是码头边父女的别离，只写两个人在现场，连亲友和新郎也可以不理。二是父亲回到家“视幼女”，也同样是只有两个人，把家中那个男孩也摒除在外。但这样的场景却很感人，因为画面很干净、很有张力。这种“感人”，也正是诗人所追求的。他可以不理全景。
深入历史，我们也意外发现，杨氏女的丈夫杨凌在婚后大约八九年就去世了，她很年轻就守寡。这个历史知识，给这首诗带来另一种更沉痛的悲伤。心理学家康纳曼（Daniel Kahneman）有一个观察：某些后来得到的知识，会改变我们对一个死者生平的看法。比如，他举例，有一个男子，直到死时，都相信他妻子是深爱他的。但我们后来却得知，他妻子其实在他生前，就有个婚外情人多年，只不过为了钱才跟她丈夫住在一起。知道了这点，我们会可怜这个丈夫，虽然他生前并不知道他妻子不忠，仍然过得很快乐[56]。
同理，用纯文学方法读诗，我们会很同情这位杨氏女，竟然要“大江泝轻舟”去嫁人，好不孤单。但用历史+文学的读法，从历史事实上看，她当时其实已行过亲迎礼，只不过是在丈夫、亲友和随从的陪伴下，乘官船回夫家罢了。跟父亲别离，当然有些伤感，但出嫁等于完成了一件终身大事，应当还是件喜事，并不可怜。然而，历史却又告诉我们，杨氏女婚后只不过八九年，丈夫就去世了。知道了这点，我们再次读诗时，不禁又觉得，她的命好悲，远比她在诗中“大江泝轻舟”的那种悲伤，还要悲伤。
[1] 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增订版，第266—267页。
[2]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0页。“尔辈苦无恃”在陶敏校注本作“尔辈况无恃”。
[3] 韦应物的生卒年，过去有多种说法。此依陶敏根据2007出土墓志的最新考定：《韦应物生平再考》，《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第136—138页。
[4] 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载《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第13-31页；段塔丽：《唐代婚姻习俗与妇女地位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82—88页。更详细的研究见杨明璋：《论敦煌文献所见的婚仪及其诗文的实际运用情形》，（台湾）《成大中文学报》第32期，2011年3 月，第35—60页。
[5] 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第443—495页。
[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391页。
[7]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一《地理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3页。
[8]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六《韦敻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544页。
[9] 赵生泉﹕《韦应物家世释疑》，《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第114—121页。
[10] 唐代那些以门荫入仕的高官子弟，一般会在他们少年时代，先被选为宫中的斋郎、挽郎、三卫、千牛卫一类的“学徒”（非正式官职），在宫中执行一些侍卫或仪式性的职务，一边在太学或其它贵族学校念书，先取得“起家”资格，几年后表现良好者，则可以“释褐”正式做官。见黄正建：《唐代的“起家”与“释褐”》，《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98—200页；黄正建：《唐代的斋郎与挽郎》，《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第30—34页；刘琴丽：《再论唐代的斋郎与挽郎》，《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第91—93页；夏丽梅：《唐代斋郎再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80—85页。
[11]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7—202页。
[12]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99—155页；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7—287页。
[13]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苏州刺史谢上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72页。
[14] 韦应物的墓志拓片和录文见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0、421页。
[15] 详细的讨论见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第14—20页。
[16] 元苹的墓志拓片和录文见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5、386页。
[17] 韦銮的墓志《大唐故韦府君墓纪石》，近年在西安出土，拓片和录文见赵生泉《韦应物家世释疑》，《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第114－121页。
[18]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47页。
[19] 见元苹墓志，收在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5、386页。
[20] 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州吏”》，《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89页。
[21] 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增订版，第54页。
[22] 详见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第463—464页的讨论。
[23]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76页。
[24] 这方面的研究论述繁多，主要见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伯重：《唐代部曲、奴婢身份浅析》，《文史》第32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105—119页；李伯重：《唐代奴婢的异称》，《唐研究》第6卷， 2000年，第321—336页。
[25] 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卷一六《上宰相求湖州启》，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9页。
[26]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5页。
[27] 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樊川文集序》第3页。
[28] 关于在女方家举行的婚仪，最详细的研究且运用到敦煌文献，见杨明璋：《论敦煌文献所见的婚仪及其诗文的实际运用情形》，（台湾）《成大中文学报》第32期，2011年3 月，第35—60页。
[29] 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赵守俨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31页；段塔丽：《唐代婚姻习俗与妇女地位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82—88页。
[30]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4—240页，详论幕佐的这种官衔。
[31] 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崔评事墓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9页。
[3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三九《叔氏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第6452页。
[33] 关于同牢盘、合卺杯等婚仪，见杨明璋：《论敦煌文献所见的婚仪及其诗文的实际运用情形》，（台湾）《成大中文学报》第32期，2011年3 月，第35—60页，特别是第44页。
[34] 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56页。
[35] 胡可先：《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41—48页。
[36]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校注本，第163页；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1—180页。
[37]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八《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28页。
[38] （唐）长孙无忌撰：《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06页。
[39]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页。
[40]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202页。
[41]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第59页。
[42] 关于诫女，见杨明璋：《论敦煌文献所见的婚仪及其诗文的实际运用情形》，（台湾）《成大中文学报》第32期，2011年3 月，第44—45页。
[43] 韦庆复的墓志拓片和录文见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3、464页。
[44] 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增订版，第398页。
[4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六〇《杨敬之传》，第4971、4972页。
[46]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85、186页。
[47]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六〇《杨敬之传》，第4972页。
[48] 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一《杨评事文集后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64页。
[49] 此乃尹教授在电话中告知，特此致谢。
[50] 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一三《亡妻弘农杨氏志》，第855页。
[51]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八九《兵部郎中杨君集序》，第4997页。
[52] 关于试衔及相关的检校官衔，见赖瑞和：《论唐代的检校官制》，（台湾）《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第175-208页；冯培红：《论唐五代藩镇幕职的带职现象——以检校、兼、试官为中心》，收在（日）高田时雄编：《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第133-210页。
[53]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六〇《杨凌传》，第4971页。
[54] 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一二《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67页。
[55] 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9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21页。
[56]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 387. 此书有台湾洪兰的中译本《快思慢想》（台北：天下远见出版社，2012年）。康纳曼研究为何人会常常作出“非理性”的决定，为何人并非完全理性的动物。他的发现对现代财经领域（特别是股市）研究的基本假设，产生重大影响，促成一门新学科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y）的诞生，因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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