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我与程先生的师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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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题是这两本书，第一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课》，这是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写的。当然，程先生早已作古，这是出版社把程先生以前一些关于唐诗的论文编辑成的一本书，里面有两三篇不是直接关于唐诗的，是关于整个古典诗歌研究的，跟唐诗有点关系。这本书出来以后，因为书中所收的11篇论文中有一篇是程先生和我合写的，实际上就是当年我在南大跟他读研的时候听了他杜甫研究的课以后师生合写的一篇论文，收进去了。这本书出来以后，反响比较好，江苏文艺出版社看到了，闻风而动，派个编辑到我家里来，说请我编一本《唐诗课》，跟程先生这本书接起来，有点表示薪火相传的意思。我本来不想出这个书，因为我今年在江苏凤凰出版社已经出了《莫砺锋文集》了，十卷本，这些文章都收进去了。但是出版社说你导师出了，学生再出一个，表示学术后继有人的意思，好像也不错，所以我就编了这本书。非常快，这本书（即《莫砺锋讲唐诗课》）就做出来了。这两本书现在都摆在这里。

这两本书的关系是师生之间的传承关系，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跟程先生之间的师生缘分，我们怎么变成师生的。

在座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我今年七十岁，梁启超为老年人设计了一件事情，他说年轻人喜欢展望未来，老年人喜欢回忆往事。因为老年人没有未来了，只有往事了，所以回忆往事。我先稍微回忆一下。我年轻时候没有想过会从事跟文学有关的工作。1966年，五十三年以前，我毕业于江苏省的苏州中学，当时叫苏州高级中学，那时我们只有高中部。那个中学是一个很好的中学，但是也是一个重理轻文的中学。我们的中学解放后的毕业生，文革以前每年的毕业生中间都有中科院院士，有一年出了三个，所以理科比较强。1966年我毕业的时候也是一个理科生，或者可以说是工科生。1966年我们学校让我填高考志愿，我一、二、三志愿都填的是清华，分别是：电机工程系、数学力学系和自动化控制系。但是我还没走上高考考场，中央通知废除高考，“文革”开始了。过了两年下乡当知青了。恢复高考已经到了1977年冬天。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对高考有种种议论，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好不容易才盼来了高考，停掉十一年了。

十一年我们干什么去了？当知青了，当知青就是在乡下种地。那个时候种地是体力劳动，没有机器，我们用镰刀、锄头，劳动比较辛苦。我原来是在江南，江南虽然是鱼米之乡，但是土地少，所以收入也很低。当知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年轻朋友了解知青往往通过电视剧，电视剧上反映的知青生活多半是歪曲现实的，不太真实。我的学生看了这些电视剧说，老师你们当知青很有意思，男女青年大家谈谈恋爱什么的。我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当时根本不敢谈恋爱，当时政策规定，谈恋爱就没有回城的机会，不谈恋爱、不结婚还有机会招工回城去，所以我们一个个都守身如玉。日复一日用镰刀、锄头在劳动，说实话，劳动产量很低，价值也很低，总觉得有点苦闷，虽然是青春年少，但是生活非常单调。我后来听到有一首歌叫《小芳》，我的生产队也有小芳，但是小芳又不喜欢我，所以我非常苦闷。

在郁闷的十年过程中间，我就读了一些文科书，我在中学时期，主要学习兴趣是在数理化，我从小好像是偏长于理，不偏长文的。我初中参加过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作文竞赛名落孙山，数学竞赛满分，获得全县第一名。后来到农村，发现理科是学不下去的。我相信如果把牛顿、爱因斯坦放在农村，没有问题，照样会有发明创造。但是我们是普通人，没有老师和教科书的指点，什么也干不下去。十年农村劳动过程中间就开始杂乱无章读一些文科书，慢慢的文学书比较占上风了。等到1977年，我那时候快要三十岁了，觉得这个年龄学理科已经不行了，就学文吧。当然高考没考到中文系，考到外文系，那时候我已经漂流到安徽去了，在安徽北部一个农村当农民。1977年的高考是分省招生的，我在安徽，就考了安徽大学的外文系。

学了一年半以后，到了大二的上学期，因为觉得每个月靠18块钱的助学金过日子有一点紧，我在农村劳动十年，经常出工，辛勤劳动，但是一共没攒到100块钱，口袋里一直只有几十块钱，从来没超过100，过了一年半，用得差不多了，每月18块钱助学金有点少。听同学说开始招研究生了，说研究生的助学金每个月有35元，我一下来劲了，我说我要考研，所以就提前考研去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不能从网络上面查，都是纸面的材料。所以我专门跑到安徽省教育厅去翻各个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因为我外婆家在南京，所以我的老母亲就规定我考南京大学，她说你考了南大，离外婆家很近。我听妈妈的话，就翻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一看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说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任选一种。我一种也没学过，我们安大的外语系二年级还没开二外，所以我就没法考。我想考研的消息早已经传去了，我们班的同学都说，我们班的老莫要去考研啦。要是我名都没报就回去，太让班级丢脸了，为了集体荣誉，我硬着头皮也得考。外语系没得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一看，导师程千帆，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我在乡下好像唐诗宋词读了不少，我报考这个专业吧。我就冒然地报名了，报了名一考也就考上了。

1979年秋天，我就到南大跟程先生学古代文学。大家听到了，我本来的人生设计是想当工程师的，我现在都很懊恼自己一辈子没当上工程师。我女儿现在当了工程师，我说蛮好，你继承我的事业，你当上工程师了。

到了南大以后，见到我的导师程先生，我才了解，原来程先生三十年代考金陵大学，考上的是化学系，他到学校去报到，他家境贫寒，一看化学系的学费比较贵，他觉得交不起，一看中文系学费很便宜，就临时问招生人员，我能不能转上中文系。老师说，你反正考上金大了，你就转吧，他就临时转到中文系了。这是我和程先生第一个缘分，两个人原来准备学理工，后来一下莫名其妙转到中文来了。

我跟程先生还有第二重师生缘。我刚才说了，我当了十年农民，程先生1957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当系主任，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他劳动了18年，他在农村放牛养鸡，经验非常丰富。我跟他读书以后，有一次我陪他到玄武湖散步。前面出现了一块草地，程先生就说，嗯，这块草地够五头牛吃一天。我听了以后说，对，老师说得很准确。我也有经验啊。我们师生两人都有很多务农的经验，我想我能碰上程先生这样一个老师，是有双重的缘分。

说实话，我本来考研就是想把每月18块钱变成35块钱，没有很强的专业思想，就是想早点读研出来找个工作。但是后来在南大学习，跟程先生读书，慢慢专业思想明确了。慢慢我觉得我从事这个工作，虽然是钻故纸堆，虽然是冷淡生活，虽然在社会上很边缘，但还是有一点价值的。祖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古代文学作品，需要有人来整理，需要有人来研究，把这个学术传统继承下去。

过了若干年以后，大概过了六十岁以后，我又开始比较多的做普及工作。我的思想有个什么转变呢？我觉得老做研究、写论文，都是一个学术圈内的事情，是高校围墙内部的事情，跟社会关系不大。你们老在那里说李白、杜甫怎么好，没有让广大民众了解这一点，认同这一点，没有让大家一起喜欢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我们的研究工作就缺乏一个终极意义。

这几年，我花在普及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多，说实话，在现在的考评体系中间，这样是很吃亏的。其它高校也是一样，在座有很多北京高校的同学或者老师，应该了解的。我们南大就是这样，你写普及读物不算成果的，这本书（整理者按：指《莫砺锋讲唐诗课》）我没法说，它是现成的文章选出来，编出来就行了。我从2006至2007年，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东坡的书，那本书叫《漫话东坡》， 大家读东坡，一般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书是写得不错，文笔很生动，但毕竟不是学者的产品，里面的细节是不够准确的。比如林语堂说，苏东坡有一个堂妹叫小二娘，林语堂说东坡跟小二娘从小青梅竹马，至死柔情万缕，是他一辈子的恋爱对象。这是胡说八道，一点根据都没有，这就是他的一个亲戚，是他伯父的女儿，根本不可能谈恋爱。林语堂又说苏东坡成天练瑜珈功。北宋没有瑜珈功，苏东坡练的是道教的气功，也许动作有点像，但不是瑜珈功。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学者写一本比较准确的读物给大家读。我花了一年时间写这本书。我不是自己表功，我真的花了很多力气来写。因为具体写的时候，平时一些好像知道但是似是而非的问题都要搞清楚。比如有一个小细节，韩愈跟苏东坡，元人李涂评价两个人的风格有一个词，叫做“韩海苏潮”——韩如海，苏如潮。这个“韩海苏潮”为什么到后来变成“苏海韩潮”呢？我们现在都说“苏海韩潮”。这个“韩海苏潮”变成“苏海韩潮”，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以前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是谁改变了这个说法？我查这个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那时候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做客座教授，一连几天在图书馆里找材料，终于把它搞清楚了，是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第一个变的。吴梅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苏海更准确，从此以后大家就说苏海韩潮了。像这种细节，我还是花了一点功夫的。

但是那一年写了这本书以后，南大考核我们老师的业绩，学术研究成果栏，这本书是不算的，只好填零，那年我没成果，奖金一分也没有。其实我也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有一点意义的，所以这几年我还是愿意做。现在这本书也应该是在这一种动机下面问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