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书之为物”，原载《文汇报》2023年11月17日第6—7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众所周知，欲提升文化自信自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颇为关键；而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则必须做好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去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是新时代党和政府对古籍工作的规划、要求与支持的集中体现。《意见》所说的古籍工作，落实到具体而言，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图书馆系统的古籍整理与保护；大学及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古籍整理研究；出版机构的古籍出版流传。三者看似相对独立，其实联系紧密，互为因果，难言主次轻重。而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主要是编目工作，最为基础，是后两项工作的前提，不能忽略。
古籍编目工作的意义主要在于摸清馆藏家底，从而为研究、出版提供资源服务，摸清家底是提供资源服务的前提。摸清家底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将所有馆藏登记在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这意味着要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中小图书馆因缺乏专业人才而未能整理、大馆因藏书量大而来不及整理的局面；二是要对每部古籍版本予以准确的鉴定著录，使其文献与文物价值得到应有的揭示，此乃古籍编目工作的学术性、必要性及意义所在，也是图书馆应当承担的责任。有人会问，既然登记在案，不是已包含版本鉴定著录了吗？理论上确应如此，但实际上由于受历史条件及编目人员的水平制约，过往登记在案的古籍，存在不少鉴定著录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否则难言家底真正摸清。而惟有不断地纠正错误，版本目录之学才能得到发展，相关人才方能培养而出，研究与出版服务才有质量与效率可言。
自从2007年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以来，古籍普查即摸清家底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第一层含义上，即将馆藏古籍登记在案，而于古籍版本准确的鉴定著录及人才培养方面则成就不显。即便是最能体现普查成果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也存在某些版本鉴定错误的情况，至今未能予以纠正，殊感遗憾。
历史常有惊人相似之处：清代乾隆三十七年创编《四库全书》，政府原本想在两三年内毕功，结果到乾隆五十五年才全部完成，编了整整十八年。无独有偶，为完成周恩来总理的遗愿，1977年在文化部的主持下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当时“文革”刚结束，干部与专家学者群情振奋，也立志要在两三年内完成（确实在1980年编成《征求意见稿》），但直到1995年才全部编成出版，前后也花了十八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不能因为有善良的愿望与出发点，便疏忽乃至脱离客观规律，违背科学。
2007年2月底，我曾于北京参会期间建议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进行修订，2015年又正式撰文呼吁。由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为一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官修善本目录，数十年来，一直为整理、研究、出版古籍所依凭。为维护其科学性、严肃性与权威性，对其因受客观原因制约所造成的版本鉴定及其他错误，应当力求予以纠正。如果能以该项目为抓手，既可带动、促进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又能培养出一批功底深厚的人才。
同时，我也争取在可能可控的情况下，与同事们不受外界干扰，关起门来编纂一部能立足于新时代学术前沿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一者是为完成前辈的遗愿，因为他们曾编有上图善本目录草稿；再者即想向世人证明，编纂高质量的古籍版本目录是多么重要；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多么必要；而那些专靠抄袭拼凑海内外旧有目录而成、却冠于“中华”“全球”字眼以忽悠世人的古籍目录，应当休矣。
令人高兴的是，在2021年我退休之前，编纂馆藏善本书目作为重要项目被列入上图“十四五”规划。在去年，又是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将编纂简式善本目录改为藏书志式善本目录，进一步提升了该项目的学术价值，而且规划编纂整个上海地区公藏的善本书志，而非仅仅上图一家。这无疑是上海古籍工作的一个壮举，也是打造上海文化自信自强的具体反映。当然，这是一项较为长期的作业，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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