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燕疏春秋”公众号，摘自｜《英华沉浮录·六》海豚出版社012年6月版。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一）
昨天窗外风雨翻腾，我在《传记文学》里读到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如沐春风二十年》，不禁又想到陈之藩与胡适的书信录《在春风里》，格外缅怀前辈风范。
陈之藩先生近年不写文章，也少应酬。该是七十好几了。陈之藩是大学问家，满腹经纶，平时惜墨如金，聊天写信却往往畅所欲言，教人如沐春风。
陈先生说，有一次他在美国问胡适先生为什么不教书？胡先生说：“只有这几家大学有中文，如果表决我给我去教书，他们何处去？”所以胡适之大使不干之后，在美国的存款只有一千四百元；而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之时，只有一万多元的人寿保险费。
陈先生说：“唐德刚说胡先生晚年指望胡太太打牌赢点钱。我有时想，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也许中国这一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真是令人气短。”
（二）
傅安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九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秘书，其中四年追随胡适大使，终年八十三岁。他在《回忆》里说，胡先生最有兴趣跟手下讲“无为而治”的道理，说是做长官的人要尽量授权属员完成职权内之事，自己才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选用人才等等属员不能帮他做的事情。
胡先生生平最佩服蔡元培的领导作风，说蔡先生在北大和中研院时代只谈政策，不管行政，最会用人，对人信任亦专。蒋梦麟也受蔡先生影响，当长官奉行无为而治的方法，他对农、林、渔、牧、水利、金融、乡村卫生、农民组织等业务一窍不通，在台湾担任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就居然蜚声国际，道理在此。
胡适之一九三五年曾经在《独立评论》撰文劝告当时的蒋委员长不要干涉他职权以外的事。他说，当时政府各部门都有蒋先生积极干涉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而是‘打杂’；这不是‘日理万机’，只是‘侵官’”。
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实在好：“最高领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他到了台湾还劝蒋公注意“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
这样的胡先生，居然还要指望太太打牌赢点钱，难怪陈之藩急了。
（一）
牟润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常常谈起台大老校长傅斯年。傅斯年当年似乎很照顾牟先生，牟先生于是一生感恩，傅斯年过世的时候，他悲痛过度，病了一场。
听说北京有一句流行词语：“一脸旧社会”，意思是几十年来的宣传认为旧社会人民受压迫剥削，生活痛苦，现在见到愁眉苦脸的人，即打趣其为满脸旧社会，比如说：“小丽牙痛，坐在办公室里泪汪汪的，一脸旧社会。”旧社会的人在苦难中成长，忧患意识格外浓，人生里的恩恩仇仇于是也格外上心，讲道义，讲良心的人好像比现在多，尤其是知识分子。
傅斯年在大陆的时期做过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也代替胡适做过北大代理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出过两位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一位是赵元任，一位是李方桂。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打算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托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请李方桂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傅斯年一再催促，李方桂最后很不耐烦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听了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二）
傅斯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大力批评当时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孔、宋两人先后都滚蛋了。
宋子文初上任深得民心，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好。后来故态复萌，成了众矢之的，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上说：“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他给《世纪评论》撰稿，说明不能改动一字，总编辑同意了，文章题目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听说，蒋介石为了平息此事，曾经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必须负有言责，傅斯年于是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傅斯年“希望政府能存在下去，但又不顾一切批评它的腐败行为”。这句话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他不顾一切批评政府的腐败行为，为的是希望政府能存在下去。”
愚忠的年代已经过去，现代知识分子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的名节意识，也要效法西方知识人的品格精神。John Mack Carter借用熏咸肉和鸡蛋明确界定贡献和奉献之分：母鸡做了贡献，猪则是奉献而已。傅斯年是生蛋的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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