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已陆续接到报告，李任潮先生的确已囚在汤山，而吴稚晖先生的确并未有死，而且根本没有试过要死那回事，为着三全大会开会，李任潮先生由广东赶到南京，一至上海已知人事不好，逗留不进。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几位老先生苦劝他人京，李任潮不允，吴先生甚至下跪痛哭，以他的老命担保。任潮对于蒋先生是不相信的，但他却相信这几位老先生，…至南京，蒋先生遂立即送他至汤山的温泉俱乐部安置，任潮至此也只好天天下围棋，高吟古诗“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的名句了。任潮被囚，广东陈真如和陈伯南，宣言归命中央，唐孟潇秘密上天津，号召旧部，一下便夺了塘沽李鹤龄的军队，白健生只身由天津脱逃至香港。张向华为朱益之推荐，起用任为进攻武汉的江右岸的左翼总指挥。广西旧将俞作柏运动了他的表弟李明瑞(那时李任桂军的旅长，受胡宗铎指挥，开赴前线抵御南京西征的部队)，倒戈相应，武汉的桂系部遂不战而溃，而且俞作柏已奉命带着李明瑞回广西作他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却由旅长一跃而为总指挥，至此长江流域的桂系算是完全崩溃了。
桂系自然是崩溃，而护党救国的运动也非常悲观，因为我们内在的矛盾，充塞于每个人利害之间。
第一是汪先生始终站在改组同志会范围以外；大概他受了别人的贡献，说与其做改组同志会的领袖，不如做全党甚或全国的领袖，所以对外发表谈话，说他对于改组同志会是同情的，但他本人不是改组同志会的同志。汪先生既然不是改组派，那么张向华他们自然不加人这个无领袖的同志会了，因之汪先生底下，形成了三派：
一派是改组派，那是改组同志会的同志；
一派是汪派，那是他左右的亲信；
一派是左派，那是信奉汪先生的主张，而不属于以上两者的。
这三派的分野虽然大方明了，内部却着实有些倾轧的痕迹。
第二是信奉汪先生主张的，各有利害的不同，在文人一方面，只求达到推倒南京和恢复法统的目的，什么也不计，此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在军人则各有本身的利害不同，唐孟潇所要的是抓回白健生夺去他的队伍，张向华所要的是希望早日回至第四军，至俞作柏更是和李白黄有不解的宿仇，他们以为三全大会固然是非法，但无妨先倒桂系，后谈法统。
第三是上海总部的老先生太迁就事实，他们看看有些把握不住军人，也只好由他们自由发展，不只唐张不服商量，连改组会的下层也分途干自己的买卖，其最著的，广东黄鸣一、阮若梅等专跟俞作柏走，而且还替蒋先生秘密送信和送款至李明瑞的军中。这样一来，桂系固然是倒，而改组同志会的步骤也同时起了混乱，实在不必等汪先生于十九年一月一日解散，改组同志会的精神早就消灭了。
我到达香港已是六月下旬，余恺湛来报告，说俞作柏已回至广西任主席，他们和俞作柏由上海回来时，同船的还有薛伯陵和李朗如，在上海动兵之先，唐孟潇、张向华、俞作柏都曾和总部接过头，说等他们覆灭桂系之后，大家立刻都反蒋。后来俞作柏的军队至广州，薛李两人劝他乘机占广东，俞作柏不肯答应，及俞作柏回至梧州，他们又劝他宣布独立，俞作柏也犹豫，他的借口是要在广西整顿军队，等到实力充足以后，再行反蒋。我只好苦笑一下，上海总部的先生们也太老实了。其实我们的军人起始就不应帮蒋先生打桂系，桂系覆灭，蒋力必增，这个各个击破的形势已在那时形成，但怎样办呢?我们就不声讨南京的非法会议吗?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的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