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一败，北方军事已根本动摇，残余的晋军不但退至黄河北岸，而且越过德州，更退沧州。陇海线的西北军虽然能维持原来的阵地，但樊钟秀已在许昌炸死，石友三以不满意阎先生在济南处置为名，不听命令擅自把他的队伍撤至河北岸的新乡屯扎。军事形势如此，平津看看入于蒋先生的掌握，这样顺手牵羊的事还不干吗?张汉卿先生便一手拿了蒋先生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一手便下令出兵入关。当他举兵人关之时，照例在沈阳举行一次会议，那位张老将张作相自然老成持重，不肯赞成，但自杨宇霆和常荫槐被张汉卿谋杀之后，所谓老派已没有力量。环于张汉卿左右都是佻达急利之徒，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的戏院，无一处非张先生和他左右日夕的绮思所寄的；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为什么不干?所以这次会议，于决定之后才请张作相参加，一班所谓老派也只好缄口不言，让张先生乘传入平津。
张先生倒也文绉绉的，动兵之时，通告阎先生说东北军要来平津驻扎，每至一地，先期通知晋军让出防地，以避冲突，而晋军也只好先期撤退，正合着阎先生的“礼让为国”。东北军的前头部队是于学忠，他本驻在滦州，到天津非常便当，何况北宁铁路本在东北军的高纪毅手里。
东北军一至天津，扩大会议便起动播，大家在怀仁堂召集一个会议，打算全部迁人太原，表示和阎百川先生共患难，其中也有一部分委员以在外活动为名，到天津看风色。汪先生是扩大会议的主脑，自然首先表示入山西，汪先生既决心西行，我自然不能例外。照那时的情形观察，失败是失败定了，军事既然遭了极大的挫折，而政治上又一无主张，甚至一个政府自军兴数月也成立不起来，赶到事无可为，阎先生才草草于九月九日九时在怀仁堂就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其他各部一概未能成立，当时就算成立罢，一般聪明练达的人，对于部长也恐怕虽三顾草庐还高卧不肯就聘的。
我们一行人于早上四时到西车站附车往石家庄，车刚过长辛店，忽有电话赶来说萧仙阁要来报告东北军的消息，我们又不能不停着等待。萧先生的好消息报告，我已叙于“三月二十之变”的一章中。我们被他阻迟了行程，于第二天深夜才到石家庄，即在铁路饭店住下，重新商议后来的计划。
阎先生早已在石家庄，自开战以来，他都以石家庄为大本营，来过两次北平，到过两次山东的前线，其余时间都在娘子关口的正太总站上。我们虽然到达此地，山东退下来的情形还是不十分清楚，前方将领也正在沧州间做收容工作，一时没有回来，倘使陇海线上还站得稳，大局虽然危急，还不至于崩溃。我们到后，要定一个新的计划，还得要等材料，于是把扩大会议的委员们和各部分人员先送往太原，汪先生和我留在石家庄等候。
我们何妨趁此时候往郑州一行，汪先生提议着。我那时也愿意见见冯焕章先生；我对于冯先生充满古怪的印象，有人说他冬天穿上大兵的衣服，而里面统着狐皮。有人说他请客好用粗米白菜，客走之后大嚼其鱼翅。有人说他在南京之时，有政府供给的华丽汽车不坐，而和士兵一同坐货车。有人说冯先生对于高级军官不客气，动不动打军棍和罚跪。这种印象都模糊而错乱，使我脑内描不出一幅冯先生的图画。我十七年在上海时候，郭春涛衔冯先生之命来见，曾送我一件老羊皮袍料，这是我们已往仅有的往来，但我在汉口之时的确对于冯先生没有很好的感想。我听见冯先生治军很严的，所有文武部属都要穿布衣，早上还要上早操，那怕你年纪多老，也要随班上这堂早课。然而每次冯先生的代表来汉，无不大嫖大赌，他的参谋长每夜在华商总会俱乐部，打五百元一底的麻将。我那时断定冯先生终久要失败的，因为桎梏人的性灵太厉害，部属只有作伪应之，相率而为伪，迟早必召崩溃。可是我始终没有机会看冯先生，我倒要真真认识他一下，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