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我的前半生》。
昨天我们读到，溥仪为了自己的私欲，彻底失去了自己的骨气，拜服于日本人，开始了伪满的十四年历程。
登极之后的溥仪，是否能够开始独自执政，又是否能够得到日本人真正的尊重呢？
让我们开启第七部分的阅读：是羊也是狼。
飘飘然
举行过登极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
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乎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
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作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的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手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
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还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父亲“大正”上坟。又到裕仁母亲那里，献献殷勤。
日本报纸曾报导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一样的心情。
其实，我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
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被架空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我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无论中国人日本人全都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
最后我说：“为了日满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如果有不忠于满州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
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除了日本规定的“上奏”和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从此之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会见任何人，我既无人可见，也无公可办。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言听计从，向来不敢反抗而说的。
这也是实情，原因是我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我应付他频繁来见我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就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在狼面前是羊
经过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州法令下，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灾难，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
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吉冈更绝口不提。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战争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关东军不但不想再瞒我，而且有时还有意叫我知道一下。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人加强对我的监视，我也感觉到越来越恐惧。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走到院子，就看到迎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这行粉笔字，让我更加恐惧，我怕日本人发现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一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
我还怕有人对我不利，他能在大庭广众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在种种事件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
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一九四五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陷入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三千担，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去。
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送去，我心里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经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
我不敢流露出自己不想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
最后关东军同意，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了这个差事，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在羊面前是狼
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迹象越来越明显，我也是越来越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杀我灭口。
在这种心理下，我对外是越加积极看日本人的脸色，谄媚逢迎，对内则是脾气越加暴躁，动辄对家人佣人打骂。
同时，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佛神保佑。
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蹋坏的身体，越发虚弱。
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癫癫的生活。
在伪满，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却是只狼。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
至于每次打人的原因，除了能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
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但是吃，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
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那时总感觉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
“后”与“妃”的命运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
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
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
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私通的行为与吸鸦片的嗜好，更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学生，和我结婚时17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不久之后，在关东军的强硬态度下，我又选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她在后来被称作“福贵人”，也就是第四名牺牲品。
我很清楚，日本人这么着急为我“选妃”，也不过就是想在我身边安插一个眼线，所以，我推三推四，才选了这样一个年龄小、好对付的。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日本人架空溥仪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溥仪在经历种种之后，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他害怕死，所以谄媚行事，他丢掉了自尊，也给东北人民带去了苦难。
国内局势将迎来变化，溥仪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内容吧！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及影视剧剧照。
点击图片，阅读更多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