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我的前半生》。
昨天我们读到溥仪在日本战败后，找机会逃离了日本人，作为伪满战犯，被带到苏联，看守了五年。
终于，溥仪要回到祖国了，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内局势，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让我们开启这本书的第九部分：回到祖国。
回到了祖国
一九五零年七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我不得不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因为在第二天清晨，交接就要开始了。
天色渐亮，我被领到另一节车厢，一位身材高大穿着中山装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迎面向我们走过来。
“我奉周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回国，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祖国的字眼跳进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却在搜寻脚镣手铐。但这个人不但没有拿出这类东西，而且脸色平和，毫无怒容厉色。
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军官模样的人，穿了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的黄绿色军装，胸前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也是一副和蔼文明的态度。
“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
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自己定义为：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
对死刑的恐惧，跟随了我一路，惊慌的我们，也有过短暂乐观的情绪，不过，因为对未来的一无所知，恐惧很快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之前不同的是，还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从沈阳到了抚顺之后，我、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
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但我们吃得都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
第二天军医给我们检查了身体，所里又给我们发了牙刷、毛巾等日用品，新的被子昨天就发了，今天又发了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
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力，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四十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
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
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所军事监狱；说是监狱，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
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
“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
关于“自传”
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个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到了哈尔滨，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突然有一天，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服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三个小时。
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听不太懂。
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十年我们走的道路。
不过，当时的我理解不了这么多，只懂了一个意思：政府并不打算杀掉我。只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神经，又松弛了下来。
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
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伪满州犯每人写一份自传，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
在苏联时，我曾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写得非常不老实，我隐瞒了很多在伪满成立之前，我自愿前往的真相。
“陈述书”中的溥仪，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
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
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对他们的叮嘱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
“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得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从抗拒到认罪
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轻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
在提心吊胆中，我不断地绞尽脑汁，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
值日劳动，在抚顺时我没干过，到了哈尔滨，我自动干起活来。
无法想象，我从出生到四十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回国后，所方将我与侄子们隔离，我连衣服都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
按照老习惯，为了表现自己，我将田黄石的乾隆印献给了政府，方也收下了，可是关于反响，依然看不出。
我想，这可真是石头扔到了大海里去了。
一年后，海里真正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海”不是所方，而是我原先认为已经风平浪静了的小家族。
对我最好的一个侄子——真瑞，趁着某次机会，给我递了一个条子，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他让我将从前藏在黑皮箱里的珍宝主动交出去，还说，政府一定会宽大不究。
这个纸条给了我震动，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我想到最后的结局还是会瞒不住，索性就主动交了出去。
黑色包袱最终卸了下来，我也已经明白，存在于这个封建小家族中的我的精神统治，是快要完了。
到了一九五四年春，来了一场风暴，这些记不起来的、怕惹麻烦的、怕复杂化的事情，就再也藏不住，全抖露出来了。
同年三月，我们又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政府人员讲话说，你们已经学习了几年，应当有了一定认识，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
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由于最近几年来自己的体验，现在觉得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政府人员所讲的坦白从宽，对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我看出我现在只有拼命抓住“坦白从宽”和“检举立功”这个救生圈，才有可能万幸逃出这场死亡的风暴。
我已经记不得在“检举认罪”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
从这之后，也就开始了断断续续不定时的讯问。
所方的反复动员，询问员耐心的谈话，政府给安排的充裕的考虑时间，历史血腥罪行的揭露，以及所方为了改造、挽救而用的苦心。这一切的一切，竟仍然还不足以震动到我心灵的最深处，还没使我自动剥下最后一层皮。
但是，风暴毕竟是风暴。
检举认罪进入了最后定案的阶段，这天，我又被叫到两丈见方的讯问室里，青年讯问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我面前，依旧用平静的声音对我说：
“这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意见；认为不对的，你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总而言之，实事求是。”
我怀着鬼胎，接过了材料，一页一页地看下去，我面前的这些熟悉的笔迹，不是文字，而是一面镜子，我看见了自己的面容，也看见了这些过去服侍我、顺从我、挨我打的青年们的愤怒。
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弱，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
最后，我的掌心已满是汗水，我颤巍巍地拿起钢笔，在一份份的检举材料上签了字。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溥仪回到国内，开始了他的改造生涯。
从一开始拒不认罪、保持从前做派，到渐渐明白只有坦白才能得到救赎，他开始有了动摇，最后，在别人的检举材料面前，溥仪心里的最后防线终于被击垮，他认罪了。
认罪之后，他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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