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人物志出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我的前半生》。
昨天，我们读到离开紫禁城的溥仪，先是住在了他父亲的府邸“北府”，又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危，逃到日本人的公使馆寻求庇佑，之后，他恢复了出洋的念头，便去往天津做准备，没想到一待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里，溥仪从未放弃过重登大宝的梦，可这一切岂会那么容易，他失去了大量钱财，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不过，溥仪并没有放弃希望，接下来他会遇到哪些事呢？
让我们开启这本书的第四部分：不愿放弃的希望。
“东陵事件”
一九二八年，对我是充满着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忧喜不定的一年。
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内阁发表了满蒙不容中国军队进入的声明，并且出兵济南，阻拦南来的军队前进，另一方面，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这些和我有瓜葛的军队，由节节败退到溃不成军。
为我联络军人的活动家刚刚报来了动人的好消息，同时，我却又读到了那些向我效忠的军人逃亡的新闻。
这年，还发生了最刺激人的孙殿英盗墓的“东陵事件”。
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是乾隆和西太后的陵寝，乾隆和慈禧是清朝历代帝后中生活最奢侈的，这一点有历史材料能够佐证。
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犯出身的流氓军人，他预先贴出布告，说是要举行军事演习，封锁了附近交通，然后由他的部下带兵挖掘，用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一空。
惊动我的倒不是什么珠宝的损失，而是对我宗族感情的伤害，因此，这个事件引起我的震动，竟超过了我自己被驱逐出宫的。
在宗室和遗老间引起的激愤也是普遍而高昂的，不论是哪一派的，也不论已经消沉和没消沉的，全都沸腾起来，各地遗老纷纷寄来重修祖陵的费用。
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既激愤又忧郁，他们所谈的每个历史典故和当代新闻，都能使我激动愤慨不已，增强了我复辟和复仇的决心。
后来形势所迫，越来越不利，盗墓便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带面目全非，我父亲也不敢再住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来了。
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谋事在人”这句话。
我这几年的阅历，给了我一条重要信念：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权，洋人自然会来帮助，而我这正统的“大清皇帝”有了军队，自然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
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还有必要。
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和远山（专聘的日文教师）一起被我派到了日本。
“行在”生活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随便而又舒服。
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被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对我来说，张园（和后来的静园）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
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上街逛逛都没有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
如今，我不仅能逛街，也有了直接为复辟而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得多了，但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这主要是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产，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
此外，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所谓的“皇产”，我和溥杰费了多年工夫偷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这时也还在我手里。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地上，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我看过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他们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如此待我，可见还是把我看作皇帝的。
与文绣离婚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早已存在于家庭夫妇间不正常的生活，我从结婚之后，并不时常和婉容、文绣接近。
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就开始了“宫妃”的生活，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
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后来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零年，终身未嫁。
暗涌
在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住了五年之后，我迁到协昌里的“静园”。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
这个变化，一度引起张园上下一片悲观失望。
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人谈论什么复辟的前景。
他们唯一考虑着的问题，就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以后，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忧虑之中。
在一九三零年的夏天，正待回国度假的溥杰来了消息说，曾是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的吉冈安直让他转告我：现在张学良闹得不像话，满州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让我多多保重，我不是没有希望的。
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重登大宝”的美梦连做了好几天晚上，这时，又来了这样的暗示。
无论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来说，事实上是起了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我恨不得立即就奔到东北，但这样的行动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的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急，日本人迟早会来请我。
果然，又应了郑孝胥的话，关东军来人了。
他们带来了一封来自远支宗亲熙洽的信，请我不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州，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不静的“静园”
这一切不容我不信，因为来的不只有熙洽的来信，更有关东军赫赫有名的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
上角向我转达了板垣的意思，说是关东军“完全没有领土野心”，这次行动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关东军“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我在满州建立新的“友好”政权。
总之，一切迹象表明，东北所发生着的事情，对日本是顺利的，因此对我也是顺利的，我认为时机确实是到了。
我心里一团高兴，但是还能矜持地向罗振玉和上角利一表示，待我回去先考虑一下，然后再做答复。
在回园的路上，我心里盘算着“复位”的时间，想着“登基大典”的场面，越想越高兴，浑身的血液都像沸腾了起来。
但是，回到静园，马上碰见了泼冷水的人，陈宝琛、郑孝胥都认为时机并未完全成熟。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发不能安静了。这时，另外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溥仪在天津等待的七年里，无时不刻地想着有朝一日能重登大宝。
终于，关东军来人了，似乎又一次给了他希望，这一次，是真的时机已到，还是依旧一场空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内容吧！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及电影《末代皇帝》剧照
点击图片，阅读更多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