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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共读精华领读」栏目开启5年了，未来我们会在持续提炼人物传记精华内容的同时，新增心理、影视原著、社科、现代文学等多领域共读书目，为你带来更加新颖、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激发你对人生的深度思考。这一次我们读的是《我的前半生》，这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写的“反省式”自传，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再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的过程。让我们共同阅读这本书，透过这位末代皇帝的人生悲喜，读懂20世纪的中国。欢迎大家每天坚持阅读，与我们积极互动。阅读，既是一种陪伴，也是为了更好的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我的前半生》。
昨天我们读到，在紫禁城最后的时光里，溥仪遇到了洋人师傅庄士敦，这令他燃起了留洋读书的渴望，但显然，溥仪没有这样的自由。随后，在不懂感情的年龄，溥仪结婚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独立成人的标志。
溥仪一系列的渴望都被时代变革所碾压，他的命运早就无法选择。那么，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仪，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让我们开启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初离紫禁城的抉择。
我内心充满恐惧，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进了我父亲带我进去的屋子。我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心里又充满着悲愤和仇恨。这种恐惧和仇恨，从看见国民军代表送来的“大总统令”起，就在我心里燃烧着，进了“北府”，更加炽烈起来。我一刻不停地寻思着，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脱离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他们都不在我的身边，奔走的结果如何也还不知道，而我却是急于想知道当前处境的危险程度，想找个人商量对策。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我安心一些的消息：经过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等三人已经找到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我的生命财产一定安全。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的郑孝胥来了，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至少是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以价值三十万美元之古玩助赈），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肱”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郑孝胥带来日本人，告诉我日本人的“热心”，我这才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我这一下子，又慌了。“国民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我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我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多的“感情”。历史的列车在进行中，障碍被压碎，垃圾被抛开，附在垃圾上的蝇子自然会哄成一团，碰撞一阵。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了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的是三条路，一条是新的《条件》给我指出来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外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的《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我站在这个三岔口上，本来一心想走第三条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着周围那群蝇子的包围，听着他们无穷无尽地争吵。当时的我，既害怕国民军害我，又想离开这个变相的紫禁城。曾以联络日本兵营的联队长竹本大佐，而得到我信任的罗振玉以紧张的面容出现了，他这次报告我说，已确实听说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我不利，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他们劝我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在和众人密议之后，我们决定先住进德国医院，再奔东交民巷。此次计划，最后在郑孝胥的活动下，我成功的逃到了日本守备军司令官竹本大佐那里。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地”正是“好客”的地方。我进了日本公使馆才知道，我并不是唯一的客人。辛亥、丁巳和我这次被赶出紫禁城，不少的满族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做过客。等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绣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们，使馆里派了一名书记官特意去交涉，也不成功，于是，芳泽公使馆毫不犹疑地亲自去找段执政，婉容和文绣才带着她们的太监、宫女，很快地到了我身边。看到日本使馆对我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起来，他们从各地给段执政打电报，要求恢复优待，他们给我寄钱，供我使用。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文字。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前半生弄成那样。记得有文章这样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污蔑、陷害。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只有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力量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长久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原本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没有什么表示，但池部书记官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到芳泽公使住的地方向他们夫妇辞行，出洋前决定先去天津做准备。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出发前罗振玉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我在大和旅馆先住了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那一套人马也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我在张园住了五年，后来又搬到陆宗舆的“静园”住了两年，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也离开了我，到威海卫去当他的专员，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后，他就到英国接受爵士的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的顾问。这几年身边的遗老们一直在争斗，除此之外，使我留津而不想出洋的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对军阀的希望。我在天津的七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也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
溥仪在天津时的合照
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但是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用力、为时最长的，是奉系的将领们。我在拉拢、收买军人方面，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玉器，都已记不起来，我记得比较大的数目，是白俄谢米诺夫拿去的。谢米诺夫是沙俄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他本人往来于京津沪旅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向中国军阀和外国政客活动，寻找主顾，终于因为货色不行，变成了纯粹的招摇撞骗。我在天津的七年间一直没有和他断过往来，在他身上花了大量的钱，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在与谢米诺夫和我来往间，出现了不少的中间联络人物，都用过差不多的手法，吊起了我重登大宝的胃口，也钓走了不少现款、古玩等等。其中有个绰号叫“费胖子”的小政客，他曾向我报告，他和炸死张作霖的日本河本大佐取得了联系，已阻止好张学良的侍卫，即将举行暴动，在东北实行武装复辟，迎我“正位”。这个动人然而难以置信的大话被陈宝琛知道了，自然劝阻我，连我的岳父荣源也反对我再和他来往。这些人物在我身边真正的绝迹，已经是接近事变的时候，这时，我对他们已经真正放弃了幻想。同时，由于其他后面谈到的原因，我已把希望放到别处了。今天，我们读到了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的日子，摆在他面前的是三条路，他最希望的，还是自己能够通过出洋，重登大宝，可这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在一次又一次相信别人、依靠别人，却依旧希望落空之后，溥仪接下来，又会有哪些动作呢？点击图片，阅读更多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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