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读到，在天津待了七年的溥仪，似乎终于等到了时机，关东军与远支宗室纷纷向他暗示：东北复辟万事俱备，只欠溥仪。
但这一切真的如想象般顺利吗？溥仪是否能够如愿以偿，重登大宝呢？
让我们开启这本书的第五部分：到东北去。
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对出行的事商量出一致意见来，第二天，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就找上了门。
他们对我去日本军营的事情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认为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我在天津住了七年，对日本军政方面的摩擦、猜疑，多少是有点知识了，这时我对于军政双方的“发言权”上，也有了新的看法，这是和陈宝琛那一伙不同的。
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他坚定认为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就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
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能决定我命运的，现在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
后来，陆续有人从东北回来带来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励，他们说，日本军队已经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是随时可响应复辟的。
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谣言，说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待下去了。
尽管我一心想走，但我毕竟是日本行政当局的客人，必须和总领事馆说通了才能行。
可惜中间得到的消息，令我非常糊涂，日本军政两界的意见分歧和暗中摩擦，令我非常生气，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
最后，我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
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给这两位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
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那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于是当场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终于在三个多星期以后，盼来了回信，在他们的安排下，我将与土肥原会面。
会见土肥原
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
他和板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而最重的两个人。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他说关东军对满州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快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去领导这个国家。
考虑到土肥原本人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于是，我认为这一切是可信的。
土肥原走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来妥善安排，我也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我再也不找别人商量。
但这样的事，任何人都瞒不了，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我与土肥原见面的新闻，陈宝琛匆忙从北京赶了回来，大家伙也是争论不休。
那些天，我还收到了不少来信，有人忠告，有人警告，他们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
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还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
在“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我藏在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厢里，在吉田还有相关人员的掩护下，顺利地到了一个码头。
码头上很清净，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我有点发慌，直到走进船舱，看到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
过了二十年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
那时，我们离油桶也不过三米之远，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偷渡
在路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的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
在我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
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知道这些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他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和郑氏父子带到了一个叫汤岗子的温泉疗养区。
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然后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是乐得太早了，漱洗之后，我想出去溜达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却不料被告知，连楼都不给下。
这时我不知道日本人正忙着，因为在国际上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些殖民地，意见也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立刻让我出场。
不过我已经感觉到，日本人对我，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利一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
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我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我搬到旅顺去。
搬到旅顺大和旅馆后，又是和之前一个做法，告诉我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不上来。
不过，我却发现，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像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
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不安的消息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恐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都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来说，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
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为什么要请我到满州来呢？
这样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若雷击一样的消息。
说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州建立一个“共和国”。
当我得知板垣执意不肯同意“大清复辟”之后，立刻跳起来说：“土肥原说的不是帝国吗？连帝国也不是了吗？”
“什么委员会，我用不着‘委员会’！我也不当什么执政，我回我的天津！”
郑孝胥却极力劝我，说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就完了，复辟就更不用提了。
他又讲了一堆历史例子，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都听够了，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我再三的固执不依，他却胸有成竹地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
待到下午见到板垣的时候，他慢条斯理地和我报告关于“建立满州新国家”问题，我气得肺都要炸了。
他用不紧不慢的声调说：“这个委员会代表满州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
听到从板垣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
在我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溥仪相信了关东军，离开天津，去往东北，渴望实现重登大宝的梦想。
可这一切并不如愿，在日本人的阴谋下，溥仪连“皇帝陛下”的称号都被换成了“阁下”，这实在是让他难以接受。
愤怒的溥仪在与土肥原交涉之后，能否挽回局面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内容吧！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及电影《末代皇帝》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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