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逝世，享年100岁：告别“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几年前，因为一笔巨额捐款，叶嘉莹先生头一回走进了公众视野。

这位96岁高龄的诗词大家，一生节俭、低调，晚年将全部积蓄都捐给了南开大学，用以推动诗词教育。

3568万元，没有丁点儿保留。

但她特别不愿意谈这个。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她，主持人董倩开口便问捐款的事，叶嘉莹很失望：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没有兴趣。”

常有人言，当今谈诗词，世上再无第二人能与叶嘉莹先生相比。

她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德高望重，也是众多世界名校的客座教授，桃李满天下，白先勇、席慕蓉都是她的学生。

许多人尊称她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而诗词之外，她青年丧母，婚姻悲剧，中年入狱，老年痛失爱女。一生九十余载，大半在颠沛流离中度过。

回望这多艰的一生，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动情地说：

“诗词，让我的心灵不死。”

本是人间富贵花

叶嘉莹与诗词的缘分，从出生起便注定了。

1924年，民国十三年。盛夏的北京，后海荷花开得正浓，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贵人家。

叶家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和慈禧太后同姓，与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同宗。

叶嘉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朝廷高官。父亲早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就职于国民政府航空署，母亲是一所女子学校的老师。

叶嘉莹的童年，是在念诗写字中度过的。

做中医的伯父是她的启蒙老师。伯父熟知诗词典故，一有空就给小侄女讲故事。

每到年关，伯父就差遣叶嘉莹骑自行车给亲戚们拜年，还给她布置了一项任务，看看哪家的春联好，回来谈谈心得体会。

浸润在这样的氛围中，叶嘉莹从小就有诗人独有的细腻、敏感和多情。

即使童年天天被关在深宅大院里读诗书，但窗边的竹、阶下的菊、花尖的蝶、墙角的虫，都是她的写作素材。

而且她记忆力超常，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几乎过目成诵。

整个中学时代，叶嘉莹都是学霸，年年拿第一。

漂亮又有才华的女孩，放在哪个年代，都追求者众。但叶嘉莹却因沉迷诗词，从未谈过恋爱。

提到感情经历，她大笑，“我从没有交过男朋友，除了我这人很死板不说，别人给我写信，我也不回复，因为我不感兴趣。”

表兄曾代表全班被冷落的男生，送给叶嘉莹一句评语，“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

高中毕业后，叶嘉莹顺利考取了位于北京恭王府的辅仁大学国文系。

在这里，她遇到了她的恩师，古典文学大家，顾随。

每每提到顾随，叶嘉莹都难掩欣赏崇拜之情，“自从上过先生的课，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顾随上课没有讲义，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就开始上天入地，随性发挥。而叶嘉莹做笔记时，也心追手写，凡是老师说过的话，都要记下来。

几十年后，她的学长还调侃她：“记笔记像录音机一样，一个字不落。”

叶嘉莹每有作品，先给老师批阅。顾随将她的作品送去发表，署笔名“迦陵”，意为佛经中的一种鸟。

叶嘉莹欣然接受，以此为号，沿用多年。

然而，看似诗情画意的生活下，却暗潮汹涌。

七七事变后，叶嘉莹的父亲随国民政府迁去大后方，与家中断了音讯。

家道中落，母亲带着三姐弟艰难度日，吃着酸臭的混合面，四处避难，最终抑郁成疾，得了子宫瘤。

1941年的重阳节，母亲照例买了一些重阳花糕，放在瓷罐子里给孩子们吃，然后去天津做子宫手术。

这一去竟成了永别——母亲术后感染，在回京的火车上猝然离世。

叶嘉莹说，那是她人生最悲哀痛苦的一段日子。她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材上的声音”。

17岁的她，哭干了眼泪，不知道如何纾解失去母亲的痛苦，凭本能写下八首《哭母诗》：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

“诗句吟成千点泪，重泉何处达亲知。”

写完这些诗句，她觉得自己又能喘过气来了，还能打起精神照顾弟弟们，扛起这个家。

那时年少的她不曾想到，往后半生悲苦，是诗词，一次又一次拯救了她。

历尽冰霜偏未死

自传《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中，叶嘉莹提到，这么多年，总有人问她，“你研究古典诗词，究竟有什么用？”

“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叶嘉莹这样回答。

如果说，叶嘉莹的恋爱是空白，那么婚姻就是彻底的悲剧。

叶嘉莹的丈夫叫赵钟荪，他的堂姐是叶嘉莹的英文老师。

在堂姐的牵线下，赵钟荪第一次看见叶嘉莹的照片就不能自拔。当时，赵钟荪在秦皇岛做事，常常坐火车跑到北京去，就为见叶嘉莹一面。

叶嘉莹的父亲不喜欢这个男人，说他学无专长，叶嘉莹也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但听说赵钟荪为了自己茶饭不思，甚至丢了差事，太过善良的叶嘉莹同情心泛滥，答应了对方的求婚。这便是悲剧的开始。

叶嘉莹和赵钟荪

24岁，叶嘉莹离开家乡北平，随赵钟荪去上海结婚。

她以为很快会回来，结果国共内战愈演愈烈，到了1948年11月，国民党败局已定，叶嘉莹只能随夫迁居台湾。

初入台湾的生活，只能用“混乱不堪”形容。

叶嘉莹住在军营旁临时搭建的木屋里，墙上密密麻麻爬满了壁虎，晚上坐在床头，房顶上叽叽咕咕的声音彻夜不停。那是壁虎的叫声。

困境中，赵钟荪的软弱和不可靠，也迅速暴露出来。

叶嘉莹在电影《掬水月在手》中回忆，生大女儿言言的那天，赵钟荪把她扔在海军医院，不见人影。

她从破晓坐到天黑，痛到发抖，羊水都流光了，才被丈夫的姐姐送去看医生。

不幸接踵而至。女儿刚四个月大，赵钟荪便因为思想问题被抓进监狱。叶嘉莹也受到牵连，关在彰化警察局数天。

三年的牢狱之灾，让赵钟荪性情大变。他没有收入，脾气愈发暴躁，整日酗酒，稍有不顺心就冲妻子大吼。

小女儿诞生那天，赵钟荪在产房外听说又是女儿，扭头就走。

为了活下去，叶嘉莹开始在台北二女中教国文，靠微薄的薪水支撑全家人生活。

她把所有感情投入在她熟悉的诗词中，唯有如此，她才能忘却婚姻的悲惨与现实的痛苦。

平日下班后，烧饭打扫，哄睡女儿们，叶嘉莹就伏在过道的一张小木桌上，读书备课到深夜。

这方寸之地，既是她的灵魂之家，又是她的学术乐园，让她收获了平静，收获了学识，也收获了事业。

学生们的爱戴，同行们的认可，给了她活下去的信心。

很快，因为出类拔萃的讲课水平，叶嘉莹的名字在高校间传开了。

她被台湾大学破例聘请为国文教授，又因台大的交换计划，得以去哈佛大学授课，并最终拿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的聘书。

为了使生活早日安定下来，叶嘉莹带着一家老小离开台湾，定居温哥华。

此时距离她来台，已经过去了20年。她也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坚强隐忍的妇人。

就在叶嘉莹以为苦日子终于要结束了的时候，灾祸再次降临。

1976年春天，叶嘉莹去美国参加亚洲学会，第二天就接到电话，大女儿言言出事了。

女儿和女婿开车出去旅游，路上遭遇车祸，双双身亡。

噩耗传来，叶嘉莹几度昏厥。但她还是勉力支撑，在小女儿的陪伴下，给女儿和女婿安排好后事，才回到温哥华。

50岁的年纪痛失爱女，这份打击完全超出了叶嘉莹的承受能力。她把自己关在屋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和当年排遣失去母亲的痛苦一样，叶嘉莹写下了《哭女诗》十首。

“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当同事刘秉松再次见到叶嘉莹时，叶嘉莹只是眼圈一红，朝她摇了摇头，就照常去上课了。

“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刘秉松时隔多年想起那个场景，依旧忍不住落泪，“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轻而化之。”

为叶嘉莹拍摄传记片《掬水月在手》的导演陈传兴，同样感慨万千：“她这一生，是诗词救了她。”

桃李天下赤子心

在学者、专家等诸多头衔中，教师是叶嘉莹最看重的身份。

“我天生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自豪地说。

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快80年。

“原本我只想教一个学校，奈何学生喜欢，其他学校也来邀请，一个来，两个来，直到你的课时再也无法排上为止。”

上世纪五十年代，叶嘉莹的诗词课横扫台湾。

她在台大、淡江、辅仁三个学校的国文系同时授课，作家白先勇回忆，他在台大念外文系时，专门逃课去听叶嘉莹的诗选，听了一整年。

“叶先生是引导我进入中国诗词殿堂的人。”白先勇说，“她站在那里，就是一个贵族。”

诗人席慕蓉形容，叶嘉莹在讲台上像个发光体，是《九歌》中的湘水上的女神。

“她那时还很害羞，不敢直视学生的眼睛。即使声音很美，也不敢吟诗。”几十年后，这批学生已头发花白，成了作家，学者，大学教授。

他们坐在一起，仍能完整背诵当年叶嘉莹写过的诗句，“写得真好，有杜诗的意味。”

在往来台湾的西方学者眼中，叶嘉莹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代言人。

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都向叶嘉莹抛来橄榄枝。

这些聘书帮助叶嘉莹从困窘中脱身，拥有安宁美好的生活，可她无论身处何地，内心都在思念家乡。

她说，“每次在海外讲到杜甫那句‘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我的老家。”

年纪越大，叶嘉莹越能感觉到，只有在自家的土地，用母语讲授中国诗词，才对得起古典诗词里面的那份意境。

1970年，加拿大跟中国正式建交。

1978年的一个春夜，叶嘉莹在温哥华的家里写了一封信，悄然穿过一大片树林去投递。

在那封信中，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

她说自己一生“很多事情都不是主动选择的”，结婚不是，去台湾和加拿大也不是，而回国教书，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的事。

1979年，她收到了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她先去了北大，不久后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

叶嘉莹与南开大学各位同仁

不出所料，叶嘉莹在南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她继承了恩师顾随“跑野马”式的讲课风格，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顺着主题绕了一大圈后，还能再次点题，并且几乎不出错。

三百人的阶梯教室，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

连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七十六岁的朱维之老先生都像小学生一样，把每堂课从头听到尾。

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酷暑天里没有风扇，学生们听得汗流浃背也不愿走。

叶嘉莹感慨，“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其后的30年，她一直保持着这种节奏：

每年4月初，温哥华放暑假的时候，她就回到国内授课，六七月份再回去。若是休假的那一年，她回国讲课的时间就会多一些。

直到2013年，叶嘉莹正式结束了温哥华的所有工作，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而是定居南开，彻底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这一年，她90岁。

中国诗词摆渡人

定居南开后，虽然身体每况愈下，身边人却发现，叶嘉莹比从前更努力了。

她说自己“生命已在旦夕之间”，但想做到杜甫说的“盖棺事则已”那一刻。

叶嘉莹仍在带研究生，在家中的小客厅，每周上一次课，逐字逐句地帮学生批改论文。

她还加大了在全国各地讲学的频率，常有主办方体贴地为她准备椅子，但她坚持站立讲课，“这是我对于诗词的一种尊重。”

2018-2019年，叶嘉莹分两次，共捐款3568万元给南开大学。这是她的毕生积蓄。

引发大量关注后，她却不愿多说，甚至有丝愠怒，“捐了就捐了，我本来没想要公开，是校友会自己说出去的。”

学术之外，叶嘉莹过着一种非常朴素的生活。

折磨了她几十年的丈夫赵钟荪早已去世，她独自住在一个7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里，家具简陋，只有书多。电视机前的茶几、客厅的餐桌上都堆满了书。

南开为她修了一座 “迦陵学院”，一座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四合院。她平时在此会客、教书，却不愿意搬进去。

每天，叶嘉莹凌晨2点半睡觉，6点半起床工作。

她吃得简单，纪录片《传薪者》中曾经展示过她的一顿中饭：芹菜、蚕豆、彩椒、一碗米饭。

有学生来她家上课，看到她烧了一锅开水，扔一把青菜往里头一煮，蒸两个馒头，就是一顿饭。

秘书可延涛说，叶嘉莹最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琐事上浪费时间，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很旧了，也不舍得扔掉。破了洞，她就自己拿针线缝好。

叶嘉莹不喜欢麻烦别人，坚持不请保姆。直到有次起夜，她在卫生间滑倒，摔断了锁骨，才终于请了保姆。但也只限于做饭和清扫。生活其余大小事项，还是靠自己。

这么多年，叶嘉莹孑然一身，却不觉孤独，因为她还有好多事情没来得及做，“我知道的好东西，如果我没有传下去，我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

叶嘉莹作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在现场连线中分享了自己的心愿：

“我教了一辈子书，除了作为一名教师，一无所长。

我现在正在计划的，就是把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文、词、曲等文学创作的吟诵的声音传下去，马上我们就要开始录音了。

我希望最后我能够完成，把我们民族美好的文化传承下去。”

多年前，叶嘉莹在考古杂志上看过一则报道：两颗从汉朝坟墓中挖出来的莲子，在精心培育之下，奇迹般地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

她在词里写，“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莲花总会凋落，但她要把莲子，留给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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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电影《掬水月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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