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读到，溥仪满怀期待地离开天津，去往东北，原以为自己能够在那里实现重登大宝的梦想，却没想到，现实远不像身边人描述的那样美好。
日本人想要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溥仪重做皇帝的梦濒临破碎，愤怒的他与板垣进行了会面，这一次会面，能够改变当下的局面吗？
让我们开启本书的第六个部分：自欺欺人的尊严。
和板垣的争执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我大声地说道。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激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以说，唯有这个执政制我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祖宗所留下的，若是我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露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却始终不肯让步。
就这样，我们争来争去，总也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也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
我翻来覆去地表示，非要这个皇帝称呼不行，三个多钟头后，板垣收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笑容也没有了，便说了一句：“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
这天晚上，我和板垣又见了一次面，他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
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等人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他的“气候”：
“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作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
我们的情绪都不是很好，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已至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现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
我再没有办法，叹了一口气，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不多久，便来消息，说是板垣同意了。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给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
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一块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
软骨头
在旅顺的最后几天，日本人还有些其他的嘱咐，我都一律照办，一律点头，从此，我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从的历史。
这并非完全由于害怕，也不像后来关内某些报纸揣测的“迫不得已”。有了在日本租界的七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
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
我的“降心迁就”和“兢兢业业”地表演，由逼真、认真而日趋神形合一。
三月八日这天下午，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神形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
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里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行列中，我还看见了一群拿着黄龙旗跪在地上的满族人，我竟忽然流下泪来。
一九三五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整整十四年，在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我为了私欲尽力讨好强盗和凶手们，在那十四年间，“傀儡皇帝”便成了我的绰号。
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复辟，后来我的目标由复辟降低到只求苟全性命，我的理论也与别人不同，因为我认为：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
“元首”的“尊严”
就职典礼之后不多天，我忽然起了散步的兴头，我带了婉容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来到了“大同公园”。
我还没看清这个小花园是什么样儿，就听见四处响起了摩托声，没过多久，走道上远远地出现了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他们纷纷向我走来。
起初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日本司令部下了全城戒严令，到处搜索失踪的元首，很快地在公园发现了我的汽车，于是把公园包围起来，把我找到，劝我回家。
我看这种声势不对，就乖乖地跟他们回去了。
执政府内务处的日本人内务官对我解释说，这是为了“执政”的尊严和安全。
就职后，我曾兴奋地发誓：“我有三愿，第一，克除过去一切毛病，比如懒惰和轻佻；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逐步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从这天起，我真的开始改变，但我却发现，所有的议案与报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国务会议上没有人能反对的，到了我这里依然是反对不得。
“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不能改动的！”
这就是每当我对国务会议的议案有所挑剔时听到的答复，后来，又经历了一些事情，我逐渐明白：点头、裁可，这是保持尊严和安全的最好办法。
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响和遗老们十几年的教育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一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弄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
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
时机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
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就在期满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约，我早就没有了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
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
究竟时机是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
这年三月二日，日军已完成了对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三月二十四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
五月三十一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部撤退。
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
第三次做“皇帝”
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作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
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
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
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被告知，日本承认的是满州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
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之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是为了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土地而已。
我的脑子只顾发热，还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制服不可。
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
可想而知，脑子发热的我，听不进任何人的话，结果，挨了关东军的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溥仪为了自己的私欲，彻底拜服于日本人，开始了伪满的十四年历程，可日本人只不过是想利用他，为自己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
他第三次做上“皇帝”后，又会发生哪些事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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