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我的前半生》。
昨天我们读到溥仪正式成为伪满州国的皇帝，他满心欢喜，以为自己不仅实现了重登大宝的梦想，还能彻底掌握实权，但现实却是，日本人架空了他，并且利用他给东北人民带去了苦难。
随着国际、国内时局的变化，溥仪的人生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开启这本书的第八部分：在苏联的五年。
大崩溃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晨，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吉冈安直和通译官们一阵风似的来到同德殿。
“苏联已经向日本帝国宣战，大日本皇军已有完全准备，具必胜之信念……”
山田乙三正说到这里，窗外传来了警报声和飞机声。
“敌机来了！”山田叫了一声，我赶忙就出门奔防空洞跑，这一群人跟着我一窝蜂似的都钻进了防空洞。
这是长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苏联空军只投了两枚炸弹，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
警报解除后，山田又和我说了些什么，已经听不清了，我急忙叫人在关帝像前设供烧香，祈求保佑。
从这天夜里起，我再没有脱衣服睡觉，在衣袋里总放着一支手枪。
次日，山田乙三他们又来了，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限我当天就动身。
我也没工夫问他，怎么强大的“帝国之花”关东军这么没用，我只想到我的财物和身边的人口都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
后来，经过苦苦哀求，才换得了三天的宽限，正是这个行为，让日本人开始怀疑我，怀疑我是不是不想随他们走。
于是，我的脑海里冒出这样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会不会杀我灭口呢？”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详的预感，整天在屋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被死的恐惧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溥仪和家人
十一日晚上，我们动身了，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沿途到处都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
八月十三日到了大栗子沟，过了两天惶恐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我的奴才相并没有因此告终。
当从吉冈那里知道，天皇宣布了投降，美国确保其地位与安全之后，我立即双膝下跪，向苍天磕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下来，磕了一阵儿头。
磕完了头，吉冈说，关东军和东京已经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只不过天皇也不能绝对担保我的安全。
所以，那时候我认为死亡已经在向我招手了，接着，我还陪着他们演了“退位”这场戏。
再后来，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
十七日，我们先飞到了沈阳机场，在等候另一架飞机的时候，机场突然到处都是苏联的飞机，也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这时我的心情，觉得平稳起来，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
我借机与苏联一名少将试着交谈起来，用不太够用的英文，凑合表示了我不愿和日本人在一起，希望能把我们分开。
他答应可以为我向上级转达，不久后，那个少将就请示回来了，表示我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准许，就这样，在吉冈极度不愿意的情况下，我们终于和日本人分开了。
次日，我们便从通辽乘飞机飞往了苏联。
到苏联
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国人的手里，我认为这次没去日本，没被国人捉去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
我自认为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其实这也是糊涂之极，我帮助日本建立伪满反苏基地，好像可以不算在账上似的。
等我们到了一个像饭店的地方，大家高兴起来，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和一些苏联军官，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这里也不是饭店，但是这位少将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厉，他宣布完之后，就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住下，等候处理。
于是，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这比我在伪满帝宫里的生活好多了，不仅有了相对自由，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在苏联五年，除了口头之外，共上书三次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但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
这种幻想，只是因为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保全性命，而不被引渡回国。
伪满其他拘留者，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申请。
在苏联，经常可以听到国内战争的事，我认为无论是谁胜谁败，反正都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要回国。
不久，新中国宣告成立，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放不下来的架子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
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后来，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我家里的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去了，剩下我一个。
苏联当局还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我的岳父自告奋勇，愿意伺候他的女婿，于是，我们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凑到一起了。
那时，苏联的工作人员，曾诱导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劳动，但并没有对我有所要求，我为了讨好他们，有一次也自动拿起了拖把，开始拖地。
一个苏联人员看见了，笑道：“好啊，连溥仪也干活了！”我听了，很得意，但是我的动机是不纯的，架子还是依旧放不下。
收容所的院子里，划出了一块地，给我们种菜，我爱吃西红柿和青椒，所以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这种趣味，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好种子，对我回国后进行改造，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那时我不懂得在这方面感激苏联，我感激的只是没让吉冈把我带到日本去。
收容所当局还给我们一些中文书籍，供我们学习，“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于我来说，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会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不认罪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个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惩罚，只看做是一种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
“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没听说过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
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由于我对苏联人说过，我献出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又怕他们发现我说的是谎话，就到处藏这些财产，实在没地方藏了，我决定，把藏不下的都扔掉。
这种糟蹋、偷盗祖国人民珍宝的行为，实在不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在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罪行时，我以很大积极性提供了材料。
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也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人。
但每当我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到自己的责任，而是把所有罪过都放到日本战犯身上去，尽力为自己开罪，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审判。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日本战败，宣布投降，溥仪终于找到机会从日本人手中逃脱，这一次，他作为伪满战犯被带到了苏联，但他的思想与行为依旧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随着时局继续变化，溥仪即将回国，这期间，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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