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灯灯
70后学者侯丽曾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授，现执教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身为在华北胜利油田长大的石油子弟，侯丽在研究家乡山东东营的城市史时发现，东营的城市格局是仿照大庆而来，这引发了她对大庆极大的兴趣。
侯丽（中）带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学生们校外考察，2024年10月
事实上，因油田和“铁人精神”闻名的大庆，是我国众多工业城市的“模板”。60年代风靡全国的“干打垒”式房子，几代厂矿子弟熟悉的工厂生活区布局，以及我国工业城镇早期“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发展模式……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大庆。
“在大庆被作为全国模范的15年时间里，大庆模式对中国的油田建设，乃至整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侯丽说。
侯丽决定将个人兴趣和专业背景相结合，对大庆的城市发展规划史进行深挖，通过数年的走访、调查，最终将她的研究汇总为《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一书。
这个故事关乎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它讲述的不仅仅是一座石油之城的诞生，而是在那个理想和困难并存的年代，普通人的选择与国家命运深刻缠绕的故事。
秘密小镇
1962年10月，晓华和阿松——这对刚刚从同济大学毕业的年轻情侣离开家乡，前往“黑龙江省第十五农垦场”报到。
三天后的午夜，他们和一大群青年男女一起，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下车。黑暗中，他们什么都看不见，这里没有车站，连一个标志都没有，迎接他们的只有寒风。
突然，耳边响起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你们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吗？跟我来。”
男人没有打手电，晓华和阿松拿起行李箱跟在后面，不时被坑坑洼洼的地面绊倒，远方有微弱的红光在闪烁。走近后发现，那是破败的庭院围起的一片土坯房。这便是他们在大庆的第一夜。
——整理自《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
侯丽第一次见到晓华的名字，是在《建筑学报》1966年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那篇文章源于晓华当年在中国建筑学会年会上的发言，讲述她如何从一个受西方价值观和方法论影响的“教条的”城市规划工作者，转变为“代表工农利益”的大庆革命知识分子。
晓华的经历引发了侯丽的好奇。顺着同济大学校友网，侯丽找到了晓华，并于2008年去南京拜访了晓华和阿松。这对年近古稀的老夫妇与侯丽一见如故，相似的教育背景，相通的油田记忆，让他们在侯丽面前彻底打开了话匣子，将尘封多年的大庆往事悉数道来。
出生于1941年的晓华是南京人，父亲曾为国民政府工作，因此，她的家庭成分在当年被定为“职员”，处于社会成分鄙视链的下端。在同济大学学习城市规划专业期间，晓华与同班同学阿松相识、相爱。阿松也是南方人，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一个商人家庭。
毕业时，听闻北方边境需要城市规划师，这对年轻的情侣自告奋勇，主动报名前往，既期待干一番大事业，“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希望以此消除家庭背景的不利影响。
大庆油田位于东北的松辽平原。很长一段时间里，地质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石油资源勘探开发重点在西北地区，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松辽平原才进入国家战略勘探的重心。
两年后，新中国诞生十周年前夕，松辽平原的一口油井喷出了滚滚原油，这片油田因此被命名为“大庆”，来纪念即将到来的国庆大典。
大庆油田的发现令国家高层相当振奋。当年，我国的石油主要依赖从苏联进口。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趋于恶化，我国面临石油短缺的危机，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本土产量较高的油田，如甘肃的玉门油田、新疆的克拉玛依油田都地处偏远，长途运输原油困难。而大庆油田不仅石油资源丰富，而且土地非常肥沃，适合粮食生产，还处于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铁路网最密集的东北地区，无疑是石油开采最理想的地点。
为了让大庆油田尽快投产，一场名为“大庆会战”的运动迅速打响，从1960年开始，每年有超过70万人通过铁路来到大庆。
不过，在1964年以前，大庆油田的存在仍是国家机密。晓华和阿松的家人只知道他们被分到了黑龙江的国家农场，靠近中苏边境。毕业生的报到证上模糊地写着“黑龙江省第十五农垦场”，通知他们前往黑龙江省安达市报到。
激情燃烧的岁月
初到大庆，阿松被分配到油田中心的会战指挥部工作，而晓华被分到设计院，她的同事大部分和她年纪相仿，都是刚刚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名校毕业的建筑系学生。
很快，晓华便发现，“建设一个美丽的新城市”的愿望破灭了，因为大庆根本不打算建城市。
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建设被视作“非生产性建设”，是国家经济难以承受之重。“当时在国家的预算里面，城市建设投资被完全取消了，直到70年代才开始恢复。同时在设计中，更加强调简朴、节约，这是晓华和阿松来到大庆时所面临的国家层面的政策背景”，侯丽解释。
那么，晓华来大庆建什么呢？答案是，一种名为“干打垒”的房子。
“干打垒”是北方农村家庭常见的房屋样式，用干草和泥土垒成，有厚实的土墙和泥草屋顶，成本极低，冬暖夏凉，更重要的是建造难度小，不需要专业的训练和工具，工人们被号召在工作之余自主盖房——油田白天忙生产，夜晚就成了繁忙的建筑工地。
大庆油田青年突击队共同建造干打垒 / 《大庆》
晓华和同事们的任务，是对原有的“干打垒”做升级改造，设计出一种“能住50年”、“永久性解决大庆住房问题”的“科学干打垒”。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城市长大的晓华花了几个月和本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向他们学习“干打垒”的建造技术，然后回到设计院的大院，和同事们反复地盖房、测试。
起初，晓华试图运用学校所学的知识，在设计中加入一些创意，但被一一否定了。任何装饰都被视为对国家资源的浪费。“标准化、兵营式的建造是为了以最低成本、最快的速度完成建设，这里是不能有创意风格和个人表现的”，侯丽说。
大庆新建成的干打垒工农村 /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档案室
虽然时有失落感，但是初到大庆那两年，晓华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节俭、艰苦却充满纯粹的理想”的氛围。
设计院的同事们大多年轻、热情且友善，每个人都把他人的需要放在个人利益之前，大家同吃同住，穿着统一的工服，以“战斗”的势头投入工作，很少有人在半夜前回到宿舍。
晓华喜欢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唱歌，她的歌声甜美动人，同事中有人拉小提琴，有人拉手风琴，年轻人围坐在一块儿，唱起《歌唱祖国》《太行山上》《十送红军》等爱国主义歌曲，歌声和欢笑声在整个设计院流淌。
工农结合的“大庆模式”
多年后，接受侯丽访谈时，许多第一代大庆人都表示，60年代初的大庆是难忘的乌托邦，所有人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心中燃烧着理想的火焰。由于食物紧缺，人们在工作之余开荒耕种、饲养家禽、捕鱼狩猎，所得均上交集体，再分给各单位。
侯丽认为，物质的贫瘠和人力的匮乏，会使社群更加团结，“人们不仅仅工作、生活在一起，还一起建房、觅食，代表了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1963年，大庆油田全面投产，当年的原油产量达到了全国原油供应的50%。至此，中国的石油产量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这一年的年末，《人民日报》激动地刊登了这条好消息：“中国人民依靠洋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夜之间，大庆出现在聚光灯下。国家号召各地“向大庆学习”，大庆被赞美为“多、快、好、省”发展的典范，其“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生活与生产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被广泛运用到全国所有厂矿区，大庆的钻井工人王进喜成了家喻户晓的劳模。
“向大庆学习”的宣传海报
各地来大庆参观学习的代表团络绎不绝，晓华常常被当做典型代表推到台前，讲述过去几年，她是如何转变心态，抛弃资本主义城市规划的方法，最终设计出了符合国情、代表工农阶级真正利益的“科学干打垒”。
一开始上台发言，晓华常为自己的年轻、资历浅感到惶恐，但是渐渐地，她愈发心潮澎湃，深感建设新中国的重任落到了她们这代人肩上。1966年代表大庆在中国建设学会年会发表演讲后，晓华投身伟大事业的热情达到顶峰。
在一场会议讨论中，晓华激动地表态：“为了建设祖国，我愿意一辈子都住‘干打垒’！”领导拍了拍她的肩，纠正她，“我们一辈子都要秉持‘干打垒’精神”。
正当晓华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对大庆的建设时，殊不知，时代的齿轮即将倾轧而来。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晓华突然迷失了方向。工作因运动变得混乱，她和阿松决定先专注私人生活，结婚生子，组建自己的家庭。
晓华和阿松在大庆的第一个家是“科学干打垒”，1968年
怀大女儿时，晓华身体的反应很明显，在工作中晕倒了好几次，人瘦得厉害，于是提前一个月独自回到温州的婆婆家待产。
生完孩子，晓华收到阿松的信，信里叮嘱她把孩子留在温州。晓华舍不得孩子，犹豫再三，咬咬牙抱着女儿踏上了回大庆的火车。
几天后，终于在大庆的月台上见到忧心忡忡的丈夫时，晓华才得知，受“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她和阿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了，这也是阿松劝她把孩子留在温州的主要原因。
不过，为了迎接母女俩，阿松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在农场的简陋小“家”收拾得干净整洁。晓华很感动，她安慰自己，“不管多艰难，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
晓华和阿松在农场的家，1969年
农场的生活极其艰苦。晓华白天在木工队做桌椅，三个月大的女儿只能被放在农场的日托中心。由于食物紧缺，女儿营养不良，常常生病，孱弱得像小猫一样，令晓华心痛不已。
大庆从农场到基地总指挥部的长距离通勤，以及被文革冲击的医疗体系，也让晓华吃尽了苦头。那年冬天，晓华患上急性阑尾炎，因为急着赶班车回家照顾女儿，手术不及时，一度在生死线上挣扎，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晓华住院期间，阿松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农场照顾妻女，两地之间路途遥远，晓华看得出阿松瘦了，他的脸上刻上了疲惫的皱纹。
很久之后，阿松告诉晓华，他们以前住过的“干打垒”离医院只有几步路，当时住着他们的前同事。阿松问同事的妻子，能否把两间房中的小间给自己和女儿暂住，这样他就不用每天长途往返，也方便晓华给女儿喂奶。
阿松本以为，对方一定会答应，因为这房子最初是他和晓华让给他们的——当初同事的妻子生孩子时，住在暗无天光的半地下室，善良的晓华和阿松主动将自己的房子分了一半，给同事一家人居住。
结果，同事的妻子将阿松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屋和自己的丈夫说话。这对夫妻后来又添人丁，她担心晓华和阿松想要回房子。这件事对阿松的打击极大，他对“集体精神”和“自我牺牲”的信仰被击溃了。
接下来几年，恶劣的条件，动摇的理想，以及无处施展的工作才能，让晓华和阿松对大庆逐渐萌生去意，盼望着回到城市。
70年代初，两人从农场回到设计院，恢复正常工作，同时递交了离开大庆的申请书。为了获得调任的机会，晓华全力支持阿松的工作，阿松几个月才回一次家，照顾两个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晓华身上。
侯丽形容晓华，“她是一位非常要强的职业女性，带着那个年代知识女性的痕迹，她要和男性平起平坐，愿意为工作付出更多努力，但另一方面，她也非常看重家庭，因此时常对两个女儿感到亏欠”——大女儿在中苏边境纠纷时，被送回南京的外公外婆家，直到上小学才回到父母身边；小女儿经常在晓华上班时被一个人锁在家里，有时候晓华中途回来，会发现她已经哭到睡着了，脸上满是干了的泪痕。
1974年，晓华听说，大型跨区域地下输油管道开始建设了，设计院设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河北廊坊。一年后，好消息传来，她和阿松都在调任的名单上。
1975年的最后一天，一辆解放牌卡车缓缓开来，把晓华一家四口和他们全部的家当从大庆运走。晓华和阿松为大庆奉献的13年青春，至此划上句号。
访谈晓华和阿松的过程，时常勾起侯丽自己对油田的记忆。
侯丽出生于70年代的胜利油田，父亲是石油工程师，母亲是会计，一家人住的第一个房子也是“干打垒”。
侯丽童年对油田最深的印象是，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木头做的电线杆子连成无边无际的网，发出电流传输的嗡嗡声，空气中有盐碱、裸露的原油和天然气燃烧的气味。
与晓华和阿松不同，在侯丽这代人成长的年代，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开始在全中国的城市复苏，各个工业城镇的物质条件实现了飞跃。
东营于80年代初建市，侯丽一家人也在那时从生产前线撤至后方基地，搬入楼房居住。侯丽还记得，第一次站在楼顶，她和小伙伴们都感到害怕、头晕。结果不到十年，现代化的楼房已经遍布油田生活区，学校、银行、饭店、商场一应俱全。
大庆的第一批新建楼房，1981年 / 张启华摄影
1990年，侯丽高中毕业，考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当时，油田的各方面福利待遇都不错，在油田上班仍被视为“铁饭碗”和“香饽饽”，不少油田子弟会在父母的劝说下，留在当地读技校，或是报考石化相关的专业，最后回到石油系统。而侯丽因为成绩优异，被默许离开油田，去更大的世界看看。
大学头两年，侯丽时常感到挫败和痛苦。她发现，自己从小生活的油田和真正的现代化城市有太多不同，“让我设计一栋房子还可以，但让我规划一个小区，甚至一座城市，我就傻眼了，因为脑子里没有概念”。
有一次上设计课，老师点评她：“像你们这种在单位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城市是什么。”这句评语在侯丽心中扎下了根，“为什么你们上海是城市，而我的家乡就不算城市呢？”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侯丽读到她的导师写的一本书，主题是美国的企业城，这让她想起家乡东营。受此启发，侯丽决定研究东营的城市史。但她很快发现，东营的格局起源于一个更大的模板，那就是大庆。
“工业城市是我们70年代生人的集体记忆，而我们的父辈是这些工业城市的建造者”，侯丽说。侯丽大学毕业不久，父亲因癌症去世，她一直遗憾于没能在父亲在世时，更深入地了解父亲这一生的经历、想法和人生选择。“离父亲更近一点”，也成为了侯丽研究大庆最原始的情感动力。
研究大庆期间，侯丽走访了许多第一代大庆人。最打动她的部分，还是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晓华和阿松离开大庆后，在廊坊工作了几年。改革开放以后，赶上中国城市建设的热潮，他们被调入南京的城市规划部门，于80年代初回到城市生活。
侯丽觉得，晓华对大庆的感受很复杂，“她有很骄傲的、难以忘怀的回忆，但也有委屈、失望以及对家庭的愧疚”。
晓华后来在单位评职称时，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身为建筑师，她没有作品，唯一的“作品”就是“科学干打垒”，还是集体成果。
“一群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到大庆设计院，十几年间只完成了这一个方案，该如何评定个人的价值和成就？那是一个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年代，这背后压抑了非常多的创意、多样性和个人的选择。”侯丽说。
更令侯丽唏嘘的是，当初“科学干打垒”的设计要求是“五十年不倒”，晓华甚至豪言“要一辈子住干打垒”，可是四十年后，侯丽重访大庆，几乎所有的干打垒都不见了。这让她想起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大庆新移民居住的单元楼，2007年
今天的大庆，和东北大部分资源型城市一样，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困境。不过，侯丽对大庆的发展并不那么悲观，“大庆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也有相对较好的劳动力资源，在当下的区域经济中，它依然有自己的优势”。
作为研究城市规划的学者，这些年，侯丽去过全球诸多工业城市。她认为，与美国匹兹堡、德国鲁尔、日本北九州等真正的“锈带”（指工业衰退的地区）城市相比，中国东北的一切仍是崭新的，“人们的失落可能更多源于和过去的辉煌作比较，但实际上，任意一座东北城市的景观都是井井有条、欣欣向荣的，公园、绿化带都维持得很好，人们住在新房子里，大部分城区是这二三十年才建起来的”。
大庆新城，2007年
2002年，晓华从高级建筑师的岗位上退休，如今住在南京郊区一处僻静简朴的小房子里。
据侯丽描述，晓华和阿松的退休生活很精彩。两位老人没有买大房子，省下来的钱被用来环游世界。他们像年轻人一样穷游，坐红眼航班，当背包客，把全球各地拍的照片整理成摄影集，甚至自费出版了年轻时的情书和日记。
阿松、晓华和侯丽在南京，2016年
在侯丽看来，“节俭”、“能吃苦”、“用最少的资源做尽可能多的事”都是大庆在晓华和阿松身上留下的印记。
虽然大庆的故事已经远去，但这代人所体现出的坚韧和理想主义，依然令侯丽动容，“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都有勇气去开疆拓土，建设新的家园，同时保有一份对生活的浪漫想象，这是他们的故事带给我最大的启发”。
《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 侯丽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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