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华 | 徽州乡民程允亨的十九世纪
文化
2024-11-27 11:1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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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撒手人寰的那些日子里，程允亨是否曾回忆起自己五十多年生命中经历的种种往事，以及在五十多年时间里，发生在自身生活世界的种种变化？在这些日子里，无论是允亨的生活世界还是整个中国，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动。我们难以想象允亨能够理解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自身身份、教育等条件的限制，有些变动必定是他难以感知的，有些是他意识到的，另有一些则是他没能记录下来的。不过，透过仔细解读他和发开、同仓留下的记录及其他史料，我们仍有可能再现他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及其变与不变，而这或可为我们理解19世纪中国提供了一个坐标。在社会经济方面，程家的经历显示了一个与国际市场关系密切的东南山区乡村发生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山乡独特环境的影响，早在18世纪以前，乡民的生计方式就比较多元。水稻、大小麦的连作，向来是此地乡村经济的重要部分。美洲作物特别是玉米的引进，舒缓了山区的粮食供应问题，提高了旱地的利用价值。劳动力富余的农户，投入不少劳力垦殖山地，小幅增加了家中的耕地面积，多少舒缓了口粮压力。由于耕地有限，乡民发展林业，从事山货的采集与销售，或是外出经商。在这种生计模式的影响下，山区乡民生计的商业化程度较高，与市场关系密切。18世纪晚期中国茶叶出口量的大幅增长，为东南山区茶叶生产的扩张提供了重要动力。五口通商后，茶叶出口量进一步提高，为茶叶生产的扩张提供了新的刺激。在市场利好的驱动下，像程发开这样有商业眼光的乡民抓住了商机，从茶叶销售转而涉足茶叶生产。伴随着茶叶输出的增加，大量白银流向山乡，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户获得了不甚稳定但相对丰厚的现金收入。19世纪东南山区乡民生计，应该置于上述背景下进行理解。 面对社会经济情势的变动，山区乡民适时对自身的生计模式进行了有意识的调整。我们看到，截至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程家在农田耕作之余，频频外出进行食盐、布匹、食物等小商品的贩卖。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这种商贸活动在程家生计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而投入荒地垦殖等活动的时间大幅增长，这显示了程家生计模式的改变。与此相应，这家农户行动空间的范围也出现了收缩，他们前往远距离市镇、乡村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一变动牵涉多少东南山区的乡民，尚难断言，不过随着茶叶生产的扩张，此类人群的数量应有一定增长。茶叶收入的增加和山地的垦殖，为东南山区乡民维持并小幅改善生活水平提供了可能。跟不少学者对19世纪相对灰暗的认识不同，鸦片战争之后及19世纪中叶战乱之后，东南山区乡民的生计状况可能并没有出现明显恶化的迹象。五口通商或许给不同区域带来了不同影响，对于东南山区像程家这样的农户而言，国内外市场的整合可能意味着新财源的开辟。19世纪中叶的战乱，对东南不少地区的乡村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不过由于茶市扩张、土地垦殖等原因，山区经济在战乱结束后不久就得到复苏，乡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恢复至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甚或稍有改善，这种状况可能一直延续至19世纪90年代。程家在19世纪最后几年度过的日益拮据的日子，最初主要是由于家计操持不善等家庭原因引起的，不能反映整个区域乡民生计的总体走向。不过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米价飙升，乡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受到影响，他们的日子开始过得越来越紧。总体而言，至少就许多像程家这样的徽州乡民而言，19世纪中后期生计状况的变动轨迹，并不是沿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其间有曲折，有回归，而且在多数时间里，他们的生计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征兆。程家生计经历的这种发展轨迹，似乎难以套用学界现有的模式来理解。由于存在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像程家这种的农户似乎没有遭遇明显的内卷化困局，也没有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在他们生活的山乡，耕地早已无法提供充足的粮食，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劳力，无法解决口粮问题。同时，通过采集山货、从事小商品贩卖、挑担乃至垦荒等途径，农家剩余劳动力还能找到若干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内卷化的过程难以展开，而来自茶叶销售的收入，也缓解了将小农经济推向内卷化或高水平陷阱的压力。同样，我们也无法观察到类似勤勉革命的经济变动趋势，如果历史上曾出现过畜力主导运输的时代，那么人力早已取代畜力成为东南山区的主要运输方式。家庭内部也无法看到劳力投入与消费结构方面的明显变动。程家的确发生过劳力配置方面的变动，但变动主要并非体现为劳力投入的增加（尽管分家后程家闲暇时间的减少值得注意），而是体现为劳力空间配置的变动，也即部分家人前往远离聚落的处所从事生产。我们不知道这种空间配置变动是否是19世纪徽州山乡的普遍现象，不过随着玉米的引种和茶园价值的提高，必定有相当一部分乡民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社会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山区社会关系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动。随着经济局势和家庭收入的好转，许多像程家这样的农户想必顺利完成了家庭的再生产，可能还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人际圈子，建立、加强了与本地域关键人物的人际关系。茶叶的扩张和山地的垦殖，从两个方面给阶级关系带来了影响：一方面，随着现金收入的增加与荒地的开垦，乡民对租佃制度的依赖程度可能有所降低，他们租入的土地也有所减少；另一方面，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意味着需要雇佣茶工，这就在乡民与茶工之间形成了季节性的雇佣关系。由于本地茶工供不应求，不少来自江西等地的外地茶工进入山区乡民的生活世界，当地的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茶叶生产的扩张，还对妇女、佃仆的经济地位及管业秩序带来了影响。茶叶生产的扩张，可能为妇女获取现金收入提供了机会，她们的私房钱可能有所增加，而富余的私房钱被投入当地的金融市场，与此相应，妇女在地方金融市场，特别是小额借贷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样，茶叶生产扩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佃仆的经济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在允亨祖父辈生活的年代，佃仆对大小姓身份秩序提出了挑战（不过到了允亨生活的时代，这个秩序似乎不再出现动摇的明显迹象）。国际茶市的扩张，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山地的利用价值，从而引发了茶园纠纷的加剧，跨村落、跨地域的山场纠纷与冲突愈演愈烈，管业秩序透露出有所动摇的迹象。在文化方面，随着中外、城乡交往的加深，来自海外的商品开始进入东南山区。程家早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就涉足洋布的贩卖。来自海外的食物、布料、用具逐渐进入山区乡村。来自上海等大都市的近代书报，也开始流入山区。但在19世纪中后期，这些商品的渗透有多深入，笔者持审慎的保留态度，至少在程家的排日账中，极少提到这些物品。同样，我们也无法观察到近代观念渗透与乡民观念变动的明显迹象。在王朝国家及其代理人方面，19世纪中后期，山区乡民的赋税负担有所加重，但对于类似程家这样的耕地不多的农户而言，这些负担尚未增加到危及生计的程度。同时，19世纪晚期，随着王朝财政危机的加剧，清理赋役、改革征解制度成为当务之急，钱粮缴纳方式有所变动。有关这个变动的内容与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情形是，绅董控制下的图甲，在钱粮征解中扮演了较前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操纵的图局力图垄断钱粮的征解，甚至出现了由图局出具的税票。此外，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由于山地特别是茶园价值的提高，山区产业纠纷似乎明显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乡约作为衙门代理人在乡村纠纷调整中的作用可能有所增强。当然，这个变动未必意味着王朝国家的权势扩张，其实质也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探讨。在讨论19世纪东南山区乡民的生活世界时，我们不仅需要充分关注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动，也不应忽视那些相对稳定不变的层次和面向。在社会经济方面，多元生计方式是山区经济的基本特征。18世纪晚期开始，特别是五口通商后国际茶市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乡民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提高了乡村经济的商业化程度，但并未在根本上改变这种经济结构本身，乡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也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动。在这种背景下，小农经济继续被不断再生产，乡村经济看不出明显的结构性变动。在社会方面，结构与关系显示出两种不同的变动节奏。山乡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动—乡民家庭在人际关系层面便出现了变动迹象（不过原有的人际关系仍继续被再生产），但乡村社会结构无法观察到明显变动的征兆。宗族和村落在乡村事务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图甲制为基础的跨村落网络，其在钱粮征解中的地位有一定提高，不过这个网络本身仍是维持乡村秩序、举办祈雨活动等地域公共事务的核心框架。此外，大小姓之间的身份秩序也没有出现动摇的迹象。在文化方面，尽管来自大都市的近代书报开始在山区流通，但无论是在时空感知、读写能力、宗教仪式等方面，都还看不出变动迹象。作为拥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乡民，允亨感兴趣的还是明清以来的那些畅销书。尽管近代钟表可能已进入沱川地域，但从排日账看不出记录者的时间感知出现了变动。山区乡民观念的变动，可能需要等到20世纪初新式学堂建立，甚至二三十年代来自城市的激进知识分子进入乡村后才开启，而社会文化整体结构的变动，则或许要等到允亨去世近半个世纪后的土地改革。在王朝国家及其代理人方面，明清时期建立的制度框架基本延续至19世纪。赋役征派方面基本沿袭了明中后期一条鞭法改革过程中建立的制度。地方文献称为“约族”的乡村纠纷调处体制是在明末清初形成的，至19世纪继续在乡村纠纷调处和秩序维护中发挥作用，并未出现功能消退的明显迹象。尽管19世纪发生了两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其中一场对东南山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宗教仪式背后的政治理念看不出变动的端倪，也看不到所谓“异端”思想和近代政治观念渗透和扩散的痕迹。总之，要理解19世纪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动，我们需要抛弃简单化的线性思维，立足于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乡民自身的历史体验，注意发生于乡村生活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时间节奏和变化周期，同时从不同的时间尺度下，更全面、立体地把握19世纪历史变动的脉搏，包括像允亨这样的乡民自身经历过、有时意识到的历史变动。在弥留之际回首往事，允亨可能回忆起少小时候的学馆经历和“长毛”占领婺源期间的艰苦生活；想起战乱结束后，在父亲的苦心经营和兄弟俩的辛勤劳作下，家里的日子逐渐好转；想起自己的成家与同仓的出生，以及自己与兄长的摩擦与分家；回忆起分家后自己肩上的担子逐渐加重，为了同仓的婚事四处举债、筹钱，以及最后那几年生活越来越局促的日子。尽管最后落下了一身债，但他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毕竟，米价的抬升、山货的枯竭以及茶市的波动，都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就在几年前，他送走了双亲，现在轮到家人、亲戚、朋友来送他最后一程。他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而他的人际网络则基本由同仓继承。在本书讲述的故事中，同仓只是一个配角，他性格有些顽劣，但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娶亲生子。父亲去世后，他过得如何，我们无法确切知晓。不过，他祖父、父亲所记排日账，应该是他保存下来的，与排日账一同留下的两本账簿，似乎是出自他手。父亲去世后，他接管了记账的事务。儿子的出生，确保允亨、他自己的香火可以得到延续。不过家中土地大多已当、售他人，加上19世纪90年代末欠下的未曾偿还的债务，他的日子恐怕只会比父亲在世时更加艰辛。幸运的是，同仓也并非绝无翻身的希望，因为20世纪初，茶叶价格开始上涨了。1901年，绿茶的出口价格还仅仅是每担23.22海关两，1902年、1903年逐渐上涨至27.72两，1904年更飙升至39.27两。此后至1914年，基本在每担34—40两之间波动。“一战”期间（1915—1919），更抬升至每担45两以上，战争结束后才回落至32.55两。〔1〕从中程时段看，程家的生计危机爆发于茶价上涨的前夜，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惋惜的。当然从同仓的角度看，在家中最困难的时候，允亨也没有典出苦竹山的茶园，这一点未尝不是不幸中的万幸。笔者初次进入上湾，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同仓的孙子。在家里坐下后，老人介绍说，祖父名叫程同仓，祖母姓吴，休宁大连人；而父亲名叫程长久，母亲是浙源山坑人，姓查；还有一位叔叔，但他没有后代。〔2〕看来同仓生了两个儿子，程长久很可能就是排日账中提到的那位孩子。从允亨去世，到笔者2007年走入他曾生活过的空间，一百余年过去了，中间发生了多少事！但程家活过了这百年中发生的种种变幻，同仓的孙儿也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祖父在他的印象中已经很模糊——尽管他仍记得祖父的名字，但对允亨，他似乎完全没有记忆，也许他的父亲那辈对允亨就已没有多少记忆，毕竟允亨去世时，长久还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借助允亨自己所记的排日账，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知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生活过一个名叫程允亨的普通乡民，才有可能一点一滴地再现他的生命历程，拼合他的生活世界，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生活在中国东南僻远乡村的一个普通乡民，是如何经历19世纪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代的。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发生于19世纪徽州一个普通乡民的生活世界的故事。作者在细致解读这个主人公及其家人留下的长达四十年的日常行事纪录的基础上，以其生命历程为经，生活世界为纬，全面再现了这个世界的不同面向——从农田耕作到商品贩卖，从饮食、穿着到关系、人情，从时空感知到读写实践，从仪式展演到政治体验——及其变动趋势。本书力图有机结合整体史分析、微观史诠释及民族志方法，近距离观察国际贸易、王朝制度、区域社会及个人决策等不同因素在塑造乡民生活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深入探讨大变革时代一个普通民众的历史际遇及19世纪中国乡村的变与不变。刘永华，厦门大学学士、硕士，麦吉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明清社会文化史、明清社会经济史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出版专著《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及评论集《时间与主义》等。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