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源文
王婧嫣, 张洪. (2024). 直觉还是推理？亲社会行为的决策模式与人性感知. 心理学报, 56(9), 1225-1238.
试想一下，如果你现在遇到下图的场景，你会怎么做？你又会如何评价在该场景作出不同行为的人呢？
图1 扶老人被讹场景(图源网络)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社会新闻飞速地传播，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曾经的扶老人被讹事件（南京彭宇事件）在网络上一度掀起了热议，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利用人们的爱心进行欺诈的负性事件报道，使得人们的助人行为变得越来越谨慎和犹豫。曾经，对于那些积极帮助他人的人，人们总是一致的肯定和赞赏，然而在现如今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下，人们又如何看待那些实施帮助行为的人呢？人们总是会给予自发的、直觉性的助人者相比深思熟虑的、理性的助人者更高的评价吗？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张洪课题组进行了一项关于亲社会行为决策模式与人性感知的实证研究。该研究通过4项实验(N = 1657), 考察了在高、低情感唤起场景中, 人们对于采取直觉或推理决策模式的亲社会行为者的人性判断。该论文发表于《心理学报》2024年第9期，第一作者为博士研究生王婧嫣，导师张洪教授为通讯作者。
直觉和推理两种决策模式的概念来源于双加工模型(dual-processing model)。直觉亲社会行为对应着快速、不假思索地做出亲社会行为；推理亲社会行为对应着缓慢、审慎地做出亲社会行为。本研究中人性的概念来源于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研究领域。去人性化是指对人所具有的人性特质进行贬损，严重时甚至会对其进行否定。Haslam的双模型理论中将人性划分为本质属性和独特属性两个维度。本质属性强调人与机器的区别，比如人相比于机器所具有的人际温暖、情感反应等特质；独特属性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比如人相比于动物所具有的文明、教养等特质。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发现，本质属性更多的与人们的感性相联系，而独特属性更多的与人们的理性相联系，但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
图2 人类进化图谱(图源网络)
实验1中被试阅读到某人直觉或推理地帮助跌倒的人的情景描述，随后对于实施亲社会行为者的本质属性和独特属性进行评分。结果发现，人们对直觉亲社会行为者的本质属性评分显著高于推理亲社会行为者，然而在独特属性得分上两种亲社会行为决策模式的行为者没有显著差异。
为了考察情境的可能调节作用，实验2和3则通过2 (决策模式: 直觉 vs. 推理) × 2 (情境类型: 高情感唤起 vs. 低情感唤起)的被试间设计，进一步探究了不同情感唤起的亲社会行为场景下的差异。结果发现，在高情感唤起情境下，本质属性和独特属性的结果复制了实验1的发现。然而，在低情感唤起情境下则恰恰相反，人们对推理亲社会行为者的独特属性评分显著高于直觉亲社会行为者，而在本质属性的评分上二者没有显著差异(见图3)，甚至高过直觉亲社会行为者（实验2）。
图 3 决策模式和情境类型在人性评分上的交互作用(见原论文中的图3)
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低情感唤起情境下，推理决策对于人性判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低情感唤起条件下，我们所假定的直觉决策在人性判断上的优势并不存在甚至发生逆转。于是我们想要进一步知道人们为何在此情境下赋予推理决策者更高的人性。结合现实社会人们对助人行为的反思和评价，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来源于人们对行为后果的担忧。因此，我们在实验4中探究了在低情感唤起情境下，行为后果(积极 vs. 控制 vs. 消极)在亲社会行为决策模式影响人性感知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在积极后果条件下，两种决策模式的亲社会行为者的人性感知没有显著差异，而在控制组和消极后果组中，对推理亲社会行为者的独特属性评价显著高于直觉亲社会行为者(见图4)。这意味着当出现积极后果时，两种不同的亲社会行为决策模式所导致的人性评价上的差异不复存在，且积极后果有效提高了直觉亲社会行为模式下的人性感知。
图 4 决策模式和行为后果在人性评分上的交互作用(见原论文中的图4)
人们的亲社会决策可能是多样的。通过对不同决策模式的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我们揭示了亲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加深了对亲社会行为的认识。人们很难单一地对不假思索的帮助行为进行一致性的好评，理性思考，尤其是对行为后果的考量，在低情感唤起情境下对亲社会行为的人性评价上变得至关重要。在情感唤起较高的情境下（如突发伤害较大的负面事件），人们在评价亲社会个体时，情感占主导，这就使得直觉性助人者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本质属性。而在情感唤起较低的情况下，理性判断占主导，直觉助人者可能被认为冒失、缺乏对后果的慎重考虑等，从而得到更低的人性评价。总之，人们在对亲社会个体进行评价时，可能综合考虑情境特征、决策方式和行为的预期后果等多项因素。
图 5 社会中的人们(图源网络)
该研究结果给我们带来许多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从南京彭宇案之后，一系列的负面舆论通过网络传播快速进入人们的视野，使得人们对于帮助行为导致的后果产生进一步的担忧。这种担忧引起人际信任感的降低，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人们在他人遇到困难时施与援手的可能性。虽然在面对高度唤起人们情感的情境时，不假思索地进行帮助依然被认为是更人性的（尽管仅在本质属性上），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更多的理性思考不仅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同时也越来越被人们认可，且这种趋势在低情感唤起情况下更加突出。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况，人们对于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评价也愈加多元，这意味着社会机制的完善需要考虑到现实的变化和人们的担忧。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及对亲社会行为者的积极评价，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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