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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明亮, 伍俊辉, 金淑娴, 林靓, 寇彧, Paul A. M. Van Lange. (2024). 中国社会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迁：基于社会困境研究的元分析(1999~2019). 心理学报, 56(9), 1159-1175.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主要表现为经济迅速增长、城市化水平上升、高等教育更为普及、互联网发展迅速，同时人们的居住流动性和社会交往范围扩大，熟人社会不断收缩，陌生人社会不断扩展，社会的人际信任下降，个体主义提升。那么，中国社会中的合作行为，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会如何变化呢？
合作行为是指人们为了共同的集体目标而愿意付出一定个人代价的行为。当前，人类需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百年不遇的社会大变革。合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
然而，合作行为及其社会规范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随着社会生态和文化(如经济发展、城市化、人际信任与个体主义等)的变迁而变化。所以，探讨社会变迁中的合作行为变化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可见，在上述这两种相似的社会困境中，个体都面临背叛或者不给集体账户做贡献(即让别人合作或多做贡献，自己搭便车)而最大化个人收益与合作或者给集体账户多做贡献而最大化集体利益的冲突。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背叛或者不向集体账户贡献，则集体收益最小；而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合作或者将所有的个人资金都贡献给集体账户，那么集体的收益会最大，每个人也能从集体收益中获得更多益处。
此外，社会困境范式可以反映现实世界中许多涉及合作决策的问题及其解决。例如，各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资金投入，人们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时的戴口罩、居家隔离行为，小区居民向社区集体项目捐款等都可理解为人们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即个体付出一定代价却对集体有利的行为，最终，大家都能享受到合作带来的集体收益(更好的气候、更安全的社会环境和社区集体项目的建成等公共产品)。总之，社会困境范式为研究者在标准化情境中测量和研究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合作行为及其互动提供了一种简约模型。
因此，本研究基于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范式中的具有较高内外部效度的合作行为的实验数据，直接探讨了中国社会近20年变迁中的陌生人合作行为的变化。
这个结果是令人振奋的！研究者认为，以往基于城市化发展、个体主义提升和社会信任下降而认为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下降的观点可能是一种“错觉”。更可能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升，迅速增加的人口流动和关系流动会提高陌生人之间的接触，更多的社会分工也会促进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个体主义的提升也会使个体的互动更多跳出熟人圈子，提高对陌生他人的信任与合作。而且，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国家发展理念和政策教育中更多凸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边合作理念和战略，这些都可能促使年轻人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更多地接触和认同合作规范，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合作行为。
如果将中国与美国相比，研究者发现两国社会中的合作行为都随着时间呈现上升趋势，但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更短的时间内有更大的上升幅度。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和美国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可能因为两国相似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趋势(例如个体主义的升高和社会信任的下降)表现出趋同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独特性，例如中国社会在更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更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过程，有着更快的高等院校入学率和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此外，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社会变迁中，人们的个体化是一种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个体也往往内化社会主义框架下的个体化发展方向。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等理念可能会同步增强日益上升的个体主义对合作行为的积极影响。这些都可能使中国社会中的合作行为在更短时间内表现出更明显的上升趋势。
Yuan, M., Spadaro, G., Jin, S., Wu, J., Kou, Y., Van Lange, P. A. M., & Balliet, D. (2022). Did cooperation among strangers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social dilemmas (1956–2017).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8(3-4), 12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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