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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杨, 杨盈, 包寒吴霜, 蔡华俭. (2024). 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心理学报, 56(7), 847-858.
中国人钟爱“静”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的观点，强调保持静的重要性，认为保持内心的平静可以克服炎热的环境（即我们常说的“心静自然凉”）；诸葛亮用“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来告诫他的儿子，认为人应该保持心态安静平和，不被外界事物困扰，这样才有利于修身养性，实现抱负；明代万全《养生四要》中也明确指出，“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精神皆安。明此养生则寿，没世不殆”；清代大养生家曹庭栋在《老老恒言· 燕居》里提出“养静为摄生首务”的说法。后来“淡泊明志”和“宁静致远”等成为历代中国人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之一，而“平静”则成为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情绪。
在心理学中，理想情绪是指人们理想中想要体验的情绪或希望体验的情绪, 反映的是人们的情绪偏好、目标或追求(Tsai et al., 2006)。理想情绪包括积极的情绪和消极的情绪。虽然如此，但在现实中，人们追求的更多的是积极的情绪，包括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三类。理想情绪也有文化差异，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低唤醒积极情绪（如平静），而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高唤醒积极情绪（如兴奋）。
理想情绪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
例如，理想情绪可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特征。有研究发现，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父母倾向鼓励子女更活跃、进取与表达自己，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父母更倾向鼓励其子女保持安静和满足(如，Caudill & Weinstein, 1969)；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母亲用升调、短调、急调等频率范围相对较高的和激昂的声音来吸引婴儿的注意、鼓励婴儿的行为，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母亲则用降调、长调、平调等频率范围相对较低和舒缓的声音来吸引婴儿的注意、鼓励婴儿的行为(Papousek, Papousek, & Symmes, 1991)。
又如，理想情绪会影响休闲活动。如 Gobster和Delgado(1992)在林肯公园的调查发现，与亚裔美国人相比，欧裔美国人更有可能选择主动性的个人活动(如跑步、滑旱冰)，而不是被动性的活动(如观光、闲逛)。还有研究发现，亚裔美国人比欧裔美人更倾向选择平静的音乐片段，且越偏好低唤醒积极情绪的个体，越倾向于选择平静的音乐(Tsai, Knutson, & Rothman, 2007)。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如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娱乐活动越来越多样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些变化导致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了深刻变化。众多已有研究发现，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倾向逐渐减弱，个体主义倾向逐渐增强（蔡华俭 等，2020）。理想情绪与文化密切相关，那么，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会发生哪些变化？是依旧保持对低唤醒积极情绪如平静的偏好？还是越来越追求高唤醒积极情绪，如兴奋或热情的感觉？
近日，蔡华俭老师课题组在《心理学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近几十年来的变迁”的研究论文，初步探讨和回应了上述关切。
该论文综合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从不同视角开展了3项研究。研究1采用回溯法，让中老年被试评估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的中国人想要体验的积极情绪的情况，从跨时间比较和主体间视角揭示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在不同年代上的变化情况。研究2采用跨代对比设计，让大学生评估他们的祖辈、父辈和他们这代人的积极理想情绪的情况，从主体间视角揭示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在不同代际间的变化情况。研究3从主体内视角，采用“中国文化心理大调查”数据, 基于横断历史重构的逻辑, 通过探讨城乡差异来间接探讨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
结果一致表明，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人越来越想体验高唤醒积极情绪如兴奋或热情，也越来越想体验低唤醒积极情绪如理性平和或平静放松，还越来越想体验一般积极情绪如高兴或满足。总而言之，中国人越来越想体验积极情绪。
上述这些变化，一方面，体现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影响之深刻——近几十年来，中国人不仅没有减弱对平静的偏好，而且对这一情绪的偏好还增强了。实际上，高唤醒积极情绪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排斥。但这两类情绪却可在中国情境下共存、共生和共变。这也在另一方面体现了兼容并包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好的现代适应价值。在适应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需要增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因为这类情绪可促进主动探索世界、积极获取外部信息，有助于积累新知识、新经验和新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需要增强对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因为这类情绪可促进品味现在和深化现有关系，体验平静、平和等无威胁的情绪，有助于个体身心恢复以保持健康的状态。
在全民高度关注心理健康的今天, 了解中国人积极理想情绪的变化情况, 有助于引导人们合理追求积极的理想情绪, 这对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以及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详细内容参见《心理学报》原文：
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CN/10.3724/SP.J.1041.2024.00847
主要参考文献
张明杨, 杨盈, 包寒吴霜, 蔡华俭. (2024). 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心理学报, 56(7), 847-858.
Tsai, J. L., Knutson, B. K., & Fung, H. H. (2006). Cultural variation in affect 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2), 28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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