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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静, 沈家辉, 姜侨桀, 杨莎莎. (2024). 对他人生育态度和行为的低估抑制了Z世代未生育个体的生育意愿. 心理学报, 56(6), 759-776.
轴心时代的(公元前500年前后)导师们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人如何认识自己。他们或者认为认识他人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比如苏格拉底从来没有教导过“人啊，去认识别人”，或者认为认识他人只需低阶智慧，例如老子就说过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然而现代心理学却发现，认识他人同样困难重重。例如，一系列的研究显示，我们很难准确判断他人的善意程度，我们也不大清楚人们是否真的感激来自自己的善意举动，甚至在社会热点现象中，如环保、防疫等，人们对他人的态度或行为的判断也常常错得离谱。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共遭受过三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来自哥白尼革命，人类突然发现自己所居住的星体并非宇宙中心；第二次来自达尔文革命，人类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不大长毛的“裸猿”；第三次自然是由弗洛伊德本人所推动的精神分析，从那以后，人们终于接受了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也不是自己主人的观念。借用《笑傲江湖》中任我行的说法(这世上让他佩服的只有3.5个人)，现代心理学对认识他人困难的发现算得上是对人类第3.5次打击。
(图片来源：AI生成，随便用)
我们这个研究以生育为主要议题，打算为进一步打击人类添一把火。生育作为近两年最热门的社会议题，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人们可以准确地感知他人的生育态度和行为，毕竟大量接触相关信息甚至亲身参与讨论总能帮助人们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不过考虑到3.5次打击的说法，我们对这种乐观主义持怀疑态度。我们调查了1000名左右的Z世代已成年个体(生育的主力军)，让他们估计相似他人的生育态度以及中国过去一年中生育率的变化程度，此外，参与者还需报告自身的生育态度。结果证明了3.5次打击果然存在于生育判断中，即人们大大低估了他人的生育态度，也大大低估了中国过去一年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尽管中国的生育率已经相当悲观，但比起人们的想象来，客观数字竟然略显乐观！
有人会问，有过生育经历的个体也会出现错误的判断吗？答案是对了一半。已生育个体同样错误估计了他人的生育态度和中国生育率的变化，只不过他们过于乐观了：他们大大高估了他人的生育态度和行为。这完美印证了“孕妇效应”：在孕妇眼里，满大街都是孕妇。在已生育个体眼里，大家都热衷生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催育”现象可能部分来自于这种错觉，催育者可能真的是出于“为你好”来催促你生孩子，毕竟在催育者眼里你是热衷于生孩子的。
不过出于“你懂的”的原因，本文主要关注未生育个体的决策，我们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过于悲观的错觉是否会影响自己的生育意愿。答案是会的。我们先引入一个概念：主体间现实(intersubjective reality)。按照尤瓦尔在《人类简史》中的说法，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存在都属于主体间现实，例如货币、商标、法人等等：这类存在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它们客观存在，而是所有人都认为它们存在。当我认为某种态度或行为普遍存在于社会中时，它对我而言即变成了一种主体间现实，和客观现实一样，主体间现实同样可以引导人们的决策和行为。在研究中，我们用自编的生育意愿量表测量了被试的生育意愿，并发现，对他人生育态度或行为的主观认知——即便这种认知是错误——可以正向预测个体自身的生育意愿，换言之，对他人生育态度或行为的感知越悲观，自己就越不想生孩子。这就形成了一种低生育氛围的自我强化效应：我越觉得他人不想生孩子，我自己也就越不想生孩子；而我越不想生孩子，也就越会让别人也觉得他人都不想生孩子。至少就我们的研究而言，这种有偏认知可能也是造成低生育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问，难道低生育率不是和房子、养育成本、快节奏的工作有关吗？当然是的，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些因素，我们在最后一个模型中放入了个体对婚姻、生育、房子、就业、教育和健康等重要因素的控制感，我们希望证明在控制了这些因素后，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不过结果非常有戏剧性：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控制感基本和生育意愿无关，甚至在放入这些因素后模型的拟合度反而变差了。换言之，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些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我们的解释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少生可能已经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社会规范。有一些证据支持我们的推测，例如《社会蓝皮书：202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我国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请注意，是理想子女数而不是实际子女数已经低于2.1，这意味着在不考虑现实因素时人们的生育意愿仍然很低。
我们需要为此担心吗？显然是的，否则政府也不会真金白银地投入这么多资金来提升生育意愿。不过我们把关注的范围稍稍放长远一点，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担忧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生育文化可能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我们借用古早味游戏《暗黑破坏神》资料片第五幕中野蛮人智者老妪玛拉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将有所改变，但是，又有谁说过不会变得更好？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预言什么，至少在《银河基地》传说中的“心理史学”发明之前，心理学家并不擅长预言宏观现象。事实上，即便最擅长预测宏观现象的经济学家也免不了被人嘲笑：经济学家预测的唯一作用是让我们对占星术多了几分尊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尔布雷斯自嘲)。十年前有专家担忧放开生育政策后会出现人口爆炸，这一担忧现在听来似乎带有几分喜剧色彩。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东方的导师在感叹礼崩乐坏，西方的导师在怀念遥远的黄金时代，可最终人类社会反而比导师所怀念的时代更好，至少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是这么认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