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访谈系列 | 乡村教育：为现代人重建精神家园

对我们这个浸润了数千年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乡村不仅是生存之根，也是精神之源。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铁芳怀着对乡土的温情和敬意，潜心研究中国乡村教育。在新著《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中，他探讨了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以及乡土价值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等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教育重建的可能与可为。

乡村教育的出发点是乡土价值的激活与重建，而乡村教育的中心，甚至也可以说乡村社会发展的中心，则是乡村少年的健全发展与乡村社会健全生活方式的引导与培育。

记者：在当前的教育结构中，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表现为什么样的关系样态？

刘铁芳：当前人们所谈的乡村教育，往往是指发生在作为地域的乡村之中的教育。这种教育只是以乡村的条件迎合现代教育的形式，而不是内源于乡村的教育。换言之，乡村教育基本被排斥在教育整体设计之外，体现为一种“逃离乡土”式的教育设计。乡村只是作为城市的参照和补充，作为被城市观看和俯视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究竟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育，本身就是个问题。

在谈论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关系的时候，一个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从城市化的角度看乡村教育，还是就乡村本身来看乡村教育，深入思考和把握以乡村为场域所展开的乡村少年如何成长、何以成长的过程？在以城市化取向的教育模式下，乡村少年缺少乡村社会的真实滋养，生存自信无法建立，无法建立完整的自我认同。他们生长在乡村，要排斥的恰恰是他们脚下的土地。

记者：你所理解或者所期待的乡村教育是什么样的？

刘铁芳：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育，应该是以乡村少年成长为中心。离开这个中心谈乡村教育，必然将其外在化，这是乡村教育的基本问题。任何人都不是在真空中被设计的，必然有着自己生命的根。乡村无疑是乡村少年成长的根。乡村教育要为乡村少年寻求置身乡土社会的精神之根，让他们把生命之根牢牢地植入乡土社会之中，让他们从小就拥有健全的精神生活。不管他们今后置身何方，都有健康的生命姿态，都有更完全的人生，不管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都能不自卑、不自弃，脚踏实地。当然，乡村少年也必然要适应现代社会和城市文化，必然会进入他乡和他者的文化世界，但人与自然的亲缘性、朴素的乡村情感、求知的意向，将始终作为他们生命的内在基本结构，贯穿于他们的人生历程。乡村教育要能够促进乡村少年生命的健康成长，而并不仅仅是培养他们对现代社会的适应。

可以说，乡村教育的出发点是乡土价值的激活与重建，而乡村教育的中心，甚至也可以说乡村社会发展的中心，则是乡村少年的健全发展与乡村社会健全生活方式的引导与培育。

回归乡土，亲近乡土，其根本意义是激活乡土本身的价值，激活乡土中国与置身现代社会的我们的精神和生命的联系。

记者：置身于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乡村教育以及乡村社会？

刘铁芳：这其实是我们如何超越对乡村教育平面化认识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认识乡村教育：一是就乡村教育本身来看乡村教育，切实思考乡村教育的发展、乡村教育与乡村少年的成长。二是站在现代教育的立场看乡村教育，既看乡村教育对现代教育的不适应和差异，也理解乡村教育对现代教育的补充作用，充分发掘乡村教育的可能资源。在现有条件下，更好地引领乡村少年的健康成长，并且对身处现代化中心的城市少年进行必要的精神补充，让他们在理解乡土中国的同时，也能获得乡土精神的滋养。三是从现代人精神发展的背景下看乡村教育。现代教育强调个体，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而乡村具有一种接近生命底色的守成性，其宽厚、朴素、坚韧的情感，能够带给现代人以温润的包容性，这恰恰符合现代人的精神发展诉求。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家园既是形而下的存在，也是形而上的存在。她有着宗教的抚慰功能，能够给心灵以呵护和温补。可以说，乡土中国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哲学。由此，中国人才会有浓厚的望乡情怀，才会有那么多乡愁。回归乡土，亲近乡土，其根本意义是激活乡土本身的价值，激活乡土中国与置身现代社会的我们的精神和生命的联系。

记者：如何认识乡村教育重建的意义？

刘铁芳：近年来，社会对乡村教育的关注越来越多。但是有一点值得反思，即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乡村和乡村教育的。这种关照与“我”的生命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他者化的关注。

相对而言，乡村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开阔、自由的空间，这能够弥补城市教育的不足。站在现代教育的整体高度来看，乡村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起始点，也是现代教育的母体，它能赋予现代教育以生命活力。乡村教育绝不仅仅是现代教育中落后的他者，它首先作为现代教育的母体与前身，现代教育形式原本就有着乡村社会的根基。与此同时，乡村教育又直接进入现代教育内部结构之中，促进现代教育自身目标、内容和结构的调整与改善。乡村教育还是一种期待，即我们可以用想象中乡村教育的内涵来甄定当下教育的问题，调整其走向。这样的乡村教育不仅是面向乡村社会的，也是面向城市社会的，并能使乡村社会逐步融入现代社会，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美化现实的乡村教育，这里所言的乡村教育的优势都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需要的是把这种可能性尽量变成现实。

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着眼于“公德”，一个关注“私德”，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精神发展来说，他们“一个也不能少”，如此才能使教育成为全面滋养个体生命发展的事业。

记者：你在书中比较了鲁迅和沈从文对于乡土中国的不同情感和认识，读来有趣而有味。这种比较是你的首创吗？为何要对他们进行比较？

刘铁芳：应该说，对鲁迅和沈从文的比较早已有之，但基本限于文学领域，从教育的角度对这两位进行比较应该还属首次。比较两者的意义在于：一是从两人的生命轨迹与思想脉络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教育的母体是乡土中国，乡土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根和背景。离开乡土中国这个根，我们就是在空谈现代教育。即使搬来西方现代的名词，也难以使我们免于一种陌生和紧张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教育可以与西方教育有着形式上的共通，但是内容上应该有自我生长的部分。只有这样，传统和现代才能连为一体。其二，我发现我们对教育的现代化诉求，正好是抛弃了乡土中国的背景而出现的改造型教育理论。乡村仅仅作为一个被俯视的概念，而不是作为背景和基础进入现代教育视野的。从这一点上讲，理解沈从文不是将其作为保守的对象，而是理解中国人民族精神的起始姿态。

我们不是要美化乡土精神，乡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中的精神乐土，但不可否认，我们必须具有新的观察视角和思想维度。现代教育一方面继承了现代化的精神脉络，同时也保留了民族的生命底色。今天人们的精神虚空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缺少足够的生命滋养。我们上面顶了天，下面却没有立地，并没有根植于乡土中国的大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颇受重视的心理健康教育只是事后追补，在缺少了生命底色的情况下，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鲁迅和沈从文的关注点不同，一个着眼于“公德”，一个关注“私德”，但他们互补互成。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精神发展来说，他们“一个也不能少”，如此才能使教育成为全面滋养个体生命发展的事业。

乡村教育需要那种真正能够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境遇、扎根乡村社会，又有远见、心智活泼的教师。

记者：当前，发展乡村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铁芳：改善乡村教育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乡村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评价体系、教学方法改革，这些问题要一下子解决非常困难，我们只能从小处着手，立足现实，切实地解决乡村教育的核心与关键问题。

就当下而言，关键问题一是教师培训与新教师的引入，即建立长效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二是做好以图书资料为核心的优秀文化资源的引进工作，建立必要的阅读资源补充机制。有了好的教师，有了好的文化产品，乡村教育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是乡村少年健全发展的两大支柱，两个方面的建设，缺一不可。

记者：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你认为，乡村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铁芳：由于乡村社会的功利化倾向以及乡村文化的荒漠化状态，精神文化不再是乡村生活的中心，这使得村民大大降低了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的期待，因而教师在乡村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下降了不少。当然，这里也有乡村教师自身的问题。在工业化文明的冲击下，许多教师自身也在蜕变，缺少职业信念和教育理想情怀。

乡村教师必须具备一种“乡村素养”，包括对乡土文学、乡风民俗、乡土伦理以及现代乡村发展的理解，只有热爱并理解乡村的教师才能切实地给乡村孩子以价值引导。换言之，乡村教育需要那种真正能够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境遇、扎根乡村社会，又有远见、心智活泼的教师，他们在开启乡村少年知识视野的同时，能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吸收乡村社会的教育资源，从而引领乡村少年的乡村情感与意识的全面孕育，让他们真实地生活在他们所栖居的乡村环境中，让他们不仅仅生活在对未来走出农门的想象之中，而且尽可能地生活在当下，并且亲近他们当下生活的世界。乡村教师的素质要求绝不仅仅是知识的多少与学历的高低，更是对乡村社会的亲近与广博的爱。

重建乡村文化，就是要恢复乡村文化起码的自信，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体存在的尊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发育乡村文化自身的增殖意识与能力。

记者：谈到乡村教育，不能忽视的是乡村文化，你认为当前的乡村文化处于一种空心化、荒漠化状态。那么，乡村教育的人文生态面临哪些危机？

刘铁芳：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乡村教育的人文生态面临诸多问题：一是乡村自然面貌的衰竭，环境破坏现象严重；二是乡村文化价值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整体贬值，乡村民俗文化逐渐边缘化乃至部分消亡；三是乡村知识人与村民结合而成的乡村社会结构解体，稍有知识的乡村人整体性地逃离乡土，这使得乡村失去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乡村实质上处于一种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放任状态；四是乡村社会对精英文化接受能力的欠缺以及社会文化的产业化，致使精英文化在乡村社会中整体性缺席，乡村社会得不到有效的文化引导；五是传统的乡村伦理价值近于崩溃，等等。一句话，在当下的乡村，既有的文化已经退却，而优秀的文化却难以进入。

乡村文化对乡村教育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滋养与补充。乡村文化的荒漠化使得乡村学校成为一种孤岛状的存在。少了乡村文化作为背景和资源，乡村教育只剩下知识技能的简单授受，而缺少了生命的深度滋养。

记者：这样说来，改善乡村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同步性工作，就是重建能够滋养乡村教育的乡村文化。

刘铁芳：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恢复乡村文化起码的自信，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体存在的尊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发育乡村文化自身的增殖意识与能力。

我一直认为图书完全市场化对于乡村社会是贻害无穷的，因为乡村缺少购买力，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优秀图书难以进入乡村世界，大量劣质图书趁虚而入，这大大降低了乡村社会的文化品位。因此，政府需要确保优质图书进入乡村社会，此举也许只会改变乡村社会的极少数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能够激励乡村少年精神成长的“火种”。我们不仅要培植火种，还要留住火种。具体而言，政府需要重视乡村图书室建设，植入以文学名著代表的优秀人文作品；二是要净化社区图书环境，减少低劣出版物对乡村社会的污染；三是要扶持图书市场，支持公益性的图书出版和发行，像“家电下乡”一样，做好图书和文化下乡工作。其实，乡村社会不仅需要“路路通”，更需要畅通精神发展的道路，这是乡村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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