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北门回望”系列活动首场展映:《牛粪》的温度

民生   2024-06-25 17:31   云南  

现场合照

引言2024年6月16日晚,由乡村之眼与璞玉书店联合发起的“北门回望”系列展映首场活动顺利举行,通过影片展映及映后对话,观众对青海牧区的乡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兰则所创作的纪录片《牛粪》,以牧民日常的言行揭示了牛粪在牧民生活中的多重角色——牛粪可以是建筑材料,可以是燃料,可以是兽药,可以是儿童的玩具……牛粪不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资,更是藏族牧民与草原的紧密联系的直接体现,是其生活与文化的基础。

置身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中,对于习以为常乃至熟视无睹的日常细节人们又应该产生何种反思?展映与对话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让现代遇见乡土,让乡土启发现代,昭示现代与乡土之间的对话的重要性。



整理/撰文晏舒曼

编辑杨茸茸

现场图片拍摄冯子央 钱亮帆 杨红梅




01

映后对话回顾

在映后对话的部分,影片不仅召唤出有着在牧区生活经验的观众的童年回忆,兰则从拍摄纪录片到种草行动的转变,更带出了观众有关治理的讨论。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充分体现了发现、尊重、认同地方知识与地方文化的重要意义。

吕宾分享从事社区发展和影像培训的经历

首先是乡村之眼执行主任吕宾分享了他从事社区发展和影像培训的经历,他从2000年开始参与社区发展项目,倡导参与式评估方法(PRA),目的是让村民更多地参与乡村发展项目。并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郭净老师的启发,尝试在乡村发展的工作中应用影像手段。
而在2007年,吕宾加入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吕植老师所创办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参与“乡村之眼”影像培训班,目的是通过乡村的视角发现环境和文化的变迁。2007年至2009年三届,都是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作为一个培训与项目的主体,来召集各地的代表来参加培训班,更多关注纪录片的拍摄技巧的教学与引导。而在2010年,年保玉则环境保护协会主动找到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办培训班,由扎西桑俄等当地人发起与主导,他们不仅仅想学习纪录片,更关注家乡的变化,培训班逐渐从外部发起转变为在地主导的文化行动,体现了当地人的文化自觉和能动性,而《牛粪》正是2010年这一期培训中的代表性作品。

陈学礼老师作为嘉宾分享

随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学礼老师补充了关于影像培训和社区发展的一些背景和案例,强调让本地人掌握影像记录权,从外部人拍摄转变为本地人自己拍摄,改变了过去被动接受的模式。虽然“让”本地人拍摄听起来像是权力的下放,但乡村之眼多年所做的各种努力,实际上是希望退掉所谓的权力,让本地人真正自主地记录。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吕植老师讲述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主要工作和理念,特别强调了社区自主保护的重要性,并分享了相关的实践经验和体会。她提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主要致力于社区保护和科学研究数据的收集与积累,强调生物资料信息技术的长期积累和社区自下而上的保护方法,有效且持续的保护需要老百姓自发进行,外来者即使有良好愿望,也难以完全理解和融入当地文化。

吕植老师作为嘉宾分享

她通过分享自己在保护地待了3年但仍然不知道村庄某个要山上祭拜的鬼节的故事,表明了外来者在文化和语言上的隔阂,使得他们难以获得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关键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保护工作至关重要。本地人的保护行动不仅对他们有经济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们的自尊和决策权。在这个过程中,影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影像可以跨越语言障碍,不需要过多的语言说明,画面本身就能传达丰富的信息和情感,而本地人通过影像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文化和保护行动,能够有效进行自我表达与对外交流。
陈学礼老师进一步补充了关于村民自主影像记录的重要性以及乡村之眼具体的培训方法,并呼吁观众逐渐习惯看待乡村影像中那些没有多漂亮的画面,但是足够温暖的画面。以往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者通过文字书写和记录,尽管在研究中强调和当地人对话,但如果只用文字对话,当地人可能永远无法对话,而村民在利用影像记录自己文化时,不需要通过语言转换,村里的人拿起机器来做拍摄时,此时的对话是非常强的一种力量,会促使人类学家去思考,我们去看待他们文化的方式。

观影的兰则

兰则回应了自己是如何参与培训、选择拍摄牛粪这一主题的原因以及拍摄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乡村之眼培训班强调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和环境变化,记录这些变化对保留文化记忆和理解环境变迁非常重要。选择牛粪这一主题是因为牛粪在牧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牧民从出生开始就与牛粪相伴,过去住在黑帐篷时,牛粪的用途更加广泛,而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牛粪的许多传统用途逐渐消失,许多以前用牛粪制作的物品被市场上便宜的新物品取代,比如影片中拍到的用牛粪制作放肉的容器或是给狗做窝,现在也已经是购买而不再自己制作。
最后陈学礼老师分享了自己通过多年乡村影像培训与村民一起拍片子,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村民原以为自己非常了解家乡文化,但当拿起机器拍摄时,需要重新思考和理清什么是重要的,拍摄不仅是记录的过程,更是一个认识和再认识家乡的过程,类似于人类的学习过程,从“生”变“熟”,而在拍片过程中,有时候会经历“熟”变“生”,正是这一过程促使村民重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家乡和文化。

导演兰则分享,旦增老师在一旁翻译

而从兰则的个人经历来看,在拍完《牛粪》几年后,他拍摄了另一部影片《鼠兔》,起因是在他的家乡,原本丰茂的草场变成黑土滩,大家认为是过度放牧或气候变化导致了草场退化,不同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说法,兰则希望通过影像探究这些问题。在2015至2017年间拍摄过程中,他把相机当作笔记本来使用,记录了当地草场的变化,这意味着相机从记录工具变成了调查工具,帮助他更深入地了解草场变化的原因和程度,同时草场的变化是渐进的,一时之间难以察觉,但通过长期拍摄,可以清晰看到逐年的变化。

02

现场观众反馈

观影现场

一位观众率先分享了对纪录片内容的感受,尤其是被影片所唤起的自己与牛粪有关的童年经历,小时候自己在青海的牧场长大,常常被安排去捡牛粪、羊粪,她对纪录片中建牛粪场景感到十分亲切,但兰则的影片展示了更多、更复杂的牛粪使用方法。
另一位观众则谈论了自己对于村民影像感受,她认为村民影像与学者或学生拍摄的纪录片有很大不同,村民影像是从内部文化视角出发,体现出人长期处于特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细致观察和理解,她表示自己不喜欢影片中大量的访谈部分,认为不访谈更生动,而兰则在《牛粪》中,正是通过人物的自然交谈和情景展现信息,而不是直接访谈,这样的方式更具表现力。
陈学礼老师谈到,村民影像如果放弃了访谈这种快捷的方式,需要长时间与拍摄对象相处,让摄像机和村民亲密相处,慢慢去接纳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做事情的方式,最后才能获得的影像。
吕宾老师详细介绍了乡村之眼从影像培训班到独立机构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理想和实际行动,他认为乡村之眼并非是仅关注纪录片的拍摄和创作的媒体生产机构,而是希望通过纪录片去发现并尝试解决社会问题。
2015年在吕植老师的支持下,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独立出来,从一个简单的培训班转变为影像服务社会的独立机构,纪录片不仅展现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并开始调查和解决社会问题,比如2010年培训班时期兰则的纪录片《牛粪》主要展示牧民生活和文化,而2018年的纪录片《鼠兔》则探讨草原退化和鼠兔关系,通过调查不同人群的看法,寻找解决方案,并通过所采访的若尔盖做草原修复的专家才巴让。才巴让通过种草治理草场沙化,让兰则看到了一种希望——原来好像牧民可以通过种草来拯救草原。所以在《鼠兔》拍完后,兰则向乡村之眼提出通过种草恢复草原的需求,不再是依靠外来的保护者,而是当地牧民被激发的内生动力和行动力,让他主动寻求外界的帮助。
吕植老师回应,兰则如同研究者查阅文献一般,通过采访科学家和实地观察,获得了对鼠兔和草场退化问题的不同角度和背景的深入理解。兰则已经通过纪录片从观察者变为行动者,她期待他的纪录片能够记录草场保护的过程和变化,包括自己和社区的转变。这样的记录不仅展示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也有助于反思和总结整个过程。

观众领取的导演签名海报

一位观众分享了自己在泰国的经历,泰国清迈冬季(尤其是3-5月)的空气污染严重,有类似于西双版纳的空气污染问题。泰北的山火和空气污染问题复杂多样,包括气候变化、刀耕火种、种植经济作物(如玉米和甘蔗)等多种原因。许多少数民族(如克伦族、拉祜族)依然使用传统的刀耕火种和轮耕方法,这些方法常常受到谴责。而真正大面积种植玉米和甘蔗的农业公司却因背后有大型公司支持,往往未受到同等谴责。少数民族通过制作和传播纪录片,证明其传统轮耕方法是对环境友好的。这些少数民族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来管理和保护他们的土地,展示了文化和环境保护的紧密联系。比如克伦族妇女的森林保护团体,她们保护和利用森林作为食物来源,展示了社区的森林保护。她认为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密切相关,需要让当地人自己起来为自己说话,保护文化和环境,让当地人有身份认同和发声权,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有力量去改变现状。
对于种草所面临的挑战,兰则的回应是,由于大部分牧民没有种草经验,种草的可行性让他们质疑,同时以前政府的生态修复项目通常效果不好,种草往往失败,使牧民更加怀疑种草的有效性。而自己通过拍摄《鼠兔》了解到种草的可行性,并亲眼见证了成功的种草实例,他带领几个村民到见过成功种草的地方参观,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并邀请寺院的堪布来讲解种草的益处和重要性。
最后的提问环节中,有观众提问嘉宾,在当前现在这个阶段,对于乡村治理应该怎么去动员村民,让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当来,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吕植老师回应,环境保护是集体行动,需要动员整个村庄,而不仅仅是个别家庭。乡村地区已有许多基层组织,如村委会和各级干部,这些组织在村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传统的治理结构和习俗在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了解和尊重这些传统结构非常重要。
另一位观众分享了自己在富民和武定的苗族村寨的观察,在苗族聚居的地区,基督教信仰非常普遍,牧师和教会在村民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在推动乡村治理和环境保护政策时,如果能够利用村民的信仰和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可以更好地动员村民。
对此,陈老师的回应是,党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治理”与“管理”不同,治理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而管理则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在乡村治理中,村民应成为发展的主体,参与社区和乡村治理的人需要真正成为治理的一部分。让村民成为治理的主体,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通过理解村民的背景,可以找到适合他们的方式、适应本地方式进行治理。

现场主持晏舒曼









现场观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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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分享

在线上我们同样收到了一些观众的分享,比如在有关后续的活动的建议中,收到了诸如“环保”“贴近现实”“城市人文”等活动主题的建议。署名为Harry的观众从“牛粪之根”“拍摄的权利”“治理之路”三个角度倾情分享了TA的观影感受。以下是Harry胡话电台的分享:

“乡土社会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根的概念,可能牛粪便是藏区人的根吧。传统很多人认为,乡土性,似乎只生长在农耕的土地上,而土地上春种秋收的的庄稼,便是将人固定在土地上的基础,这就是乡土。而在牧区呢,冬春季收牛粪盖房子,再把收牛粪的接力棒,传递到下一代的手上,正如片中最后一句话:‘没有牛粪,我们藏区人又如何生活呢?’牛粪,似乎组成了藏区人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成了生活生存的支柱,对牛粪的传承,让藏区的人民一代一代根植于土地上。”

“纪录片是文化的对话,而要对话文化,一种‘重新认识’,就是必由之路了。我的生活,我的文化,用镜头去表达,用镜头去记录,用镜头对话,慢慢的,村民成了创作者,让纪录片回归本真了。”

“每一个群体都有获得认可的希望,而一种被认可,最终体现在了文化上,所以村民记录的内驱力又源于何处呢?没错,就是身份认同,是身份认同让我们传承文化,而文化传承后,让他人更好的了解我们,认可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场的工作人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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