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榆次重要商号的掠夺
文摘
2024-11-10 15:38
山西
“祥记”煤油公司，是孔祥熙（中国的四大家族之一，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榆次县城道北街（今榆次区道北西街）独资经营的买办企业。1918年，孔祥熙在太谷县城的西街成立了“祥记”公司，经理孔祥吉。同时，在榆次县城也设立了分号，经理申玉歧（祁县申村人）。该公司所经营的商品，王要是和英国商人在天津开设的“亚细亚”公司签订包销煤油等合同，同时也包销壳牌汽油、机油、气缸油、生发油、引擎油、黄油、英国卜内门洋碱、大古洋白糖、僧帽牌洋蜡（蜡烛）、利华洋胰子（肥皂）以及颜料、肥料、杀虫药水、各种化学物品等，所经营的商品无一不是洋（外国）货，这些外国商品的进货地点，全部都是天津“亚细亚”公司和英国“谦益”洋行。当时，孔家的生意，是依靠美国在中国的宗教势力扶持发展起来的。不仅经营洋油、洋货，而且也开办其他行业。如榆次南大街（现榆次老城内）的“晋丰厚”杂货庄，也是孔家在榆次的生意。因为孔家那时候的财势和权势都很大，所以孔家的生意遍及全国各大城市，而且又直接能和外国通商贸易，孔家生意十分兴隆，素有“汇通天下”之称。1937年，日军入侵中国后，导致交通阻塞，市场混乱，更主要的是日军言称：“亚细亚”公司侵犯了日军的利益，故采取经济封锁的政策，对“亚细亚”公司商品的购销，日军全部控制。进货渠道被堵塞，孔家前后经营了20年的“祥记”等商号，于1938年日军入侵后全部宣告倒闭。“北谦亨”烟店设在榆次县城内南大街（今榆次区老城内），成立于1736年左右（清朝乾隆年间），是榆次县怀仁村胡家的生意。起初是朋友二人合伙，推着一辆手推车的小烟摊。二人以艰苦创业的精神，买卖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为拥有资本白银12000两的大商号。“北谦亨”烟店以榆次为总号，在太原、太谷、宣化、大同等地设有分号，在晋南曲沃县东凝村设立烟坊进行制烟，烟坊有制烟职工100余人，5处专柜有伙友70余人。是榆次县数一数二经营烟业的大商号，也是誉满长城内外的大烟店。“北谦亨”商号的烟坊之大、产品推销之广，在曲沃县生产之地前所未有，所创制的“北生烟”品牌占整个曲沃地区烟丝总产量的1/5，是曲沃县旱烟发展史上的后起之秀。本号与连号、相与号、关系号的银钱结算，以每年7月为期，叫“账期”。到了“账期”，款项该过拨的要过拨，该兑现的要兑现，银钱业务，恪守信用，“北谦亨”烟号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外拖欠、延期付款等情况。1930年，晋钞毛荒贬值，大部分商店破产。但“北谦亨”商号在经营管理上历来是资金——产品——货币——产品循环，每年循环，决不浪费资金或挪用资金作别用，即使有金融波动，受到冲击，“北谦亨”烟号也从未一蹶不振。1937年，日军入侵后，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南北货运时通时断，生烟出省外运也得经过日伪山西省警务厅批准。“北谦亨”的三掌柜赵格就是在与日方交涉生烟运销蒙古时，被日伪警务厅视为资敌，受刑致死。随着日军入侵的深入，逐渐交通阻塞，烟叶来源和产品销路断绝，烟坊被迫停工。“北谦亨”榆次总号，先是精减人员，有的实行留职停薪，有的被迫返乡，有的店员另谋生路。如中年店员王效良、侯聚英、王国俊3人集资成立了“鼎记”布摊，暂作糊口之计。“北谦亨”烟号只留下几位年老的掌柜看守财产。这家有200来年历史，在烟行业中声誉显赫的老字号，就在日军侵略中倒闭了。在榆次烟行业中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谦德亨”“乾生利”“德兴永”等几家烟店，这些烟店也都是在日本侵略军侵华中关门停业了。“聚兴顺”茶庄设在榆次县城内南大街（今榆次区老城内），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由榆次县王村郝八东家出本钱独资经营茶糖杂货。1919年，外国列强入侵，国内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日甚一日，工商业自然也走了下坡路。郝家所经营的其他商店纷纷倒闭，在连号的牵连下，“聚兴顺”也岌岌可危，无法继续经营。面临关门的“聚兴顺”，在大掌柜赵暄和二掌柜王效堂的倡导下，集资改组，变独资为集股，仍沿用“聚兴顺”这块招牌，只是加了个“和记”，全名是“聚兴顺和记”，以别于以前的“聚兴顺”，于1920年开始营业。集资开办的“聚兴顺和记”，印有集资简章和经营管理章程。集资初步为股东8万元，本号6万元。在榆次县另设“公兴顺”分号（杂货行亦在榆次城内南大街），股金2万元。自从改组为集资后，实行经理负责制，经营很顺利，年年赚钱。到1927年，资金增加到16万元，8年时间资金翻了一番，公积金积至8万元。1922年，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正式命名为“聚兴顺和记股份有限公司茶糖杂货庄”。“聚兴顺”榆次总号主管茶糖杂货批发，并派人外出在山西境内推销业务。总号有房屋100多间，主要是用于库房，从业人员90多人。总号不只是商业的经营总机构，也是制茶工业的指挥机构。该号在湖南省安化县黄沙坪，湖北省的洋楼岗茶叶产地和集散地设立制茶厂，总号派出有经验的老板侯继德（榆次县怀仁村人），长驻湖南指挥收茶和制茶，并派有十几人把关，另用当地季节工人230多人，收购红黑茶，专门做出口红茶和千两茶。1927年，汉阳铁厂专门为湖北洋楼岗制造了压制砖茶机具，厂房机具共值6万余元。“聚兴顺”商号在湖南省每年收购红黑茶叶七八十万斤，年产红茶3400箱，每箱50斤；年产红梅茶450箱，千两茶5000多件。另在湖北省洋楼岗收购生茶200万斤，压成规格为“三九”“三六”“二七”的砖茶2万多箱。红茶发往武汉销售；红梅茶发往张家口销售；千内茶发往京绥铁路沿线及山西各地销售；砖茶则发往武汉，售给俄国、德国商人，或发往京绥铁路沿线，销往内蒙古、外蒙古等地。总号常派出人员在汉口、张家口、京津、绥远、大同、包头、西安、锦州等地办理推销事宜。1937年，日军入侵中国，汉口沦陷。在日军的强迫下，湖北省洋楼岗茶厂的一切设施、设备，均被日军抢走。日军把洋楼岗茶厂改名为“武汉制茶株式会社”。湖南茶厂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聚兴顺”商号的大宗收入是依靠制茶，湖南省、湖北省的制茶基地被日军掠夺一空后，该商号的茶业经营出现了不景气现象。八年全民族抗战中，“聚兴顺”商号只能靠经营杂货来维持正常运营。当铺是一种特殊行业，在封建社会还没有票号、钱庄以前，当铺就是做抵押贷款生意的，俗称“典当行”。当铺比质店的资本大，满期长，利率较低。当铺开设时，除有雄厚的资本和建有专用的商铺外，还必须向省财政厅领取当帖，交纳当税，并加入县“城当行”或“乡当行”，并成为省当业公会之会员。质店开设时，仅报请当地政府注册备案，交纳地方公益捐，另设行头，不加入省同业公会和所在地之当行。据《中国实业志》记载：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榆次县就有典当业90余家。1887年（光绪十三年）之《晋政辑要》所载，降至63家。1921年，据山西省典质业同业公会调查，榆次县典当业仅剩下30家。1932—1933年，典当业减少为3家。1935年，又上升为12家。其中，当铺有：同济当、大成当、天裕当、庆丰当、公益当、义聚当、集义当、永吉当、永吉分当9家。质店有：隆和、太来、永记3家。当铺的永吉当、大成当、同济当3家在县城内，称为“城当”，其余6家在乡里，称为“乡当”。质店的隆和、太来、永记3家均在城内（质店资本小）。日军侵占中国前夕，阎锡山政权的横征暴敛，导致市面萧条，社会动荡不安，但是当铺和质店还能生存。1937年日军侵华后，日伪中央财政署规定：“凡私人经营银钱业者，必须具有50万元资本，不足者不准开业。”在这种苛政压迫下，再加上日军的敲诈勒索，货币贬值，当铺和质店曾一度改为“小押当”“小贷部”，以加紧其高利贷剥削，但未能挽救其衰亡的命运。日军的入侵，使旧社会最能代表封建商业利用资本，从劳动人民血汗中压榨剥削钱财的榆次12家典当行，趋向没落，一蹶不振，并逐步消亡。榆次县钱庄出现在20世纪初期，当时通用货币以铜钱为单位，因携带不便，钱庄应运而生，发行钱票，流通市面，其价值与制钱相等，钱庄即基于此而得名。据1935年《中国实业志》记载：榆次县城有10家钱庄，即城内北大街的万利恒、庆源涌、古履谦、吉生庆、庆丰钱庄，南大街的钰源永、同和信、晋信钱庄，新集街的正新裕、庆和裕钱庄。设立最早的钱庄有3家：即吉履谦、同和信(1913年2月设立），庆丰(1913年6月设立）。合资经营的钱庄有5家，独资经营的钱庄有5家，资本总额为11.574万元，年放款为69.8497万元，年汇出款为111.11万元，年汇入款为110.33万元，在山西省属上游。1937年，日军侵略中国后，日伪中央财政总署规定：“凡私人经营银钱业者，必须具有50万元资本，不足者不准开业”。在日伪这种苛刻暴政的压力之下，榆次的钱庄难以生存。榆次钱庄的资本均达不到其规定之50万元之金额，因此，10家钱庄只好关门倒闭。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市场商业的繁荣活跃，银钱业也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时任榆次县商会的宋继宗，在大办商业的同时，为了开拓金融业务，于1920年，和赵鹤年（赵寿祺，曾任榆次县财政局长、差役局长，是榆次县最早的商会会长）等人筹资13万元，开设了“会元”银号（他俩资本占70%)。总号设在太谷县城醉乐园巷，同时在太原、榆次设了分号，天津、汉口设了分庄。榆次分号聘请王敬成任掌柜。“会元”银号是山西省创办较早的一家民族资本银号。由于股东资财雄厚，威望甚高，故“会元”在一般群众的心目中被视为“铁牌子”。商家富户都乐意与“会元”往来业务，有钱都存入“会元”。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倒蒋战争开始，晋钞（山西省钞）毛荒，银号业纷纷倒闭，“会元”也蒙受其害，损失本金3万余元（银元）。尽管如此，“会元”银号因资本雄厚而继续存活下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山西时期，日伪政权为了统治经济和垄断金融市场，对私营工商业和金融业采取了种种打击限制的手段。日伪中央财政总署规定了种种苛刻规定。在各种苛政压迫下，“会元”银号也没有被困难和压力所压垮，反而开拓了新的发展思路。1940年，“会元”银号与“和记”钱庄两家，经过协商后合并经营，并改称“聚元”商业银号。“和记”前身是“同聚五”布庄，股东是宋继宗的胞弟宋纯如，兄弟们商量，各取一字，故改为“聚元”。总号设在太原通顺巷，榆次、太谷、汾阳、曲沃设分号和办事处，天津法租界设了暗庄，名为“茂记”货庄。合并后的“聚元”实有股金50万元，共分500股，每股1000元。股东宋纯如早年留学日本，日伪统治时期，曾出任山西省财政厅厅长，有了此“靠山”，“聚元”商业银号才得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艰难地保存下来。1931年10月5日，阎锡山向各县富户捐款，在省城太原开办了“晋裕号”，并在全省各县设立分号。1932年，阎锡山批准投资30万元在榆次县富户街中段路北设立“晋裕号”分号，起名“晋通花店”。晋通花店的铺院，是建筑宏大、洋式门面、三进四合的二层楼院。名为棉花店，实为钱业。晋通花店借助官僚资本，大搞投机钻营，获利甚巨。在棉花业上，该号向棉农低价收购棉花，然后高价转售各纺纱厂，并经营棉花出口业务。晋通花店的规模在榆次县棉花行业里居首位。当时榆次还有6家棉花经销店，规模都比较小，均不能与之相比。晋通花店的经营量相当可观，全省每年出口的棉花约20万担，大部分是由晋通花店经手收购和运销的（据日本岩松部队经理部《山西棉花》昭和十六年九月记载）。日军侵占山西后，将棉花视为军用物资，明令禁止私人大批量经营棉花，榆次县的棉花全部归“衣粮仓”（即日军侵占榆次后，将阎锡山的实物准备库劫管，改名为“衣粮仓”）收购经销，榆次的晋通花店和其他6家棉花店在日军的苛政下全部倒闭。（作者侯尊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