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太原，不久，派出“宣抚班”，每日在城内外游弋，搜寻能为他们做事的人，包括物色汉奸人选，筹备组织伪政权，推行日本既定的“以华治华”的方针。
所谓宣抚班，就是“宣传”、“抚慰”市民的意思。实际上，它是一个寻找汉奸的中介组织。每班组3至5人，由日本官带队，成员则由朝鲜人或东北籍人组成，配备翻译。很快，他们又在南肖墙44号院找到给一个为阎锡山包做军装的五台商人徐炳南，让他办理日军蔬菜副食供应事项。徐又联络了“德盛成”面铺经理李成、大东门街“聚新恒”面庄伙计侯尊三等人，在海子边小学内（后移至桥头街阳兴中学内）开办公益市场。这个市场，不仅给日军解决了副食供应问题，还为日军招回不少在外避难的商人。这些商人，听说太原开了市场，任人设摊叫卖，也都陆续返城，以期复业开张。凡开张者，由商会发给一面特制的日本膏药小旗，允许向城内搬运物资，免于检查。一个多月后，每天晌午左右，钟楼街、柳巷、桥头街、红市街一带，商贩活跃。春节过后，各商店也陆续修整门面，开始营业，市民开始上市购买多日未见到的油盐酱醋、蔬菜鸡蛋，太原呈现出死灰复燃的景象。
随着太原居民逐渐增加，急需专门机构去管理。于是，日酋开始拼凑伪政权了。日军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太原陆军特务机关长谷萩那华雄中佐。这是一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少壮派军官，为人阴险狡诈，长于玩弄权术。谷萩上任后，将特务机关设在原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贾景德的住宅“韬园”内（今省轻工总会所在地），开动各种机器，展开拼凑伪山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他网络和物色汉奸的重要标准就是“过去有政治经验的人员”。可这类人员早在日寇侵入前夕逃之一空了。也许日寇“用人心切”，找来找去竟找出一段传遍太原的趣闻：
战前太原亨得利钟表行有个叫么伯璋的修表工，此人系山海关人，虽不学无术，但外表还挺有点派头。入冬后，他喜欢穿一件长袍马褂，看上去颇有几分绅士风度。他在太原无家无业，太原失守前山海关早已沦陷，所以他也没处逃跑，便留了下来。11月的一天，么伯璋闲得无聊，出门上街瞎逛，走到后小河一带，突然迎面过来几个“宣抚班”人员，他慌忙让路。谁知宣抚班人员看到么伯璋这副打扮，心中大喜。这是他们进太原后惟一见过的穿长袍马褂的人。心想此人不是旧官员也是个知识分子，这不正是谷萩要他们物色的“宝贝”吗？随即，么伯璋被领到太原陆军特务机关，得到谷萩的接见。谈话中，么伯璋听出日本人想启用他，便认贼作父，一头扎进日寇的怀中，将其所知的太原绅士及官员们的情况全部告诉对方。谷萩如获至宝，当即任命么伯璋负责组织太原市伪商务会。同时，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有目标地搜寻日寇所需要的伪政权的汉奸人选。
日军选中的第二个汉奸是当时太原市无人不知的白文惠。白文惠，字和庵，太原人，世居南肖墙，为本市一大豪绅。其父是前清汉军旗下级军官，生五子，白文惠排行老五，人称“白老五”。他早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8年毕业。次年，山西武备学堂保送日本留学的黄国梁等人归国返省，黄被任命为八十五标标统，由此，白文惠被选用为八十五标一营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当白受命攻打太原满洲城时，因贪生怕死，当了可耻的逃兵，后又投机革命，升为团长。’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排挤走黄国梁，并以白文惠当过逃兵是个胆小鬼为理由撤掉他的团长职务，不予启用。从此，闲居在家的白文惠活动邻里当了南肖墙的街长。虽说街长官衔不大，可油水不少。他那条街上，房子很多，房费收入也很可观，这笔钱财自然落入了白的腰包。每遇居民买卖房产，都得请这位白街长白吃白喝，事成后还要抽成得钱。日寇侵占太原前，白文惠随礼和洋行人员跑到榆次县龙王山上避难。
那礼和洋行系德国商人赖玛斯开办。虽说谷萩与那赖玛斯素不相识，但有德日联盟为基础，所以当他得知还有位德国朋友躲在山上时，便派军队前往距太原50余里的龙王山上把赖玛斯等一伙德国人迎回太原。同时，还掳回随洋行逃难的市民近百人，白文惠就在其中。赖玛斯与谷萩一见如故。他得知谷萩正在物色人选后，便将白文惠推荐给谷萩。从此，白文惠不仅自己干起汉奸勾当，他的儿子白巨山也随父当了日寇的走狗，整日臂挂“陆军特务机关使用人”字样的白底红字布条，在街上招摇过市，恐吓百姓。
经过白文惠的指点，谷萩陆续找到了一些老官僚士绅，其中比较闻名的有曾纪纲、韩谦、裴涧泉三人。曾纪纲，字子常，太原人，清末举人，曾任中华民国初年山西省议员、北京政府众议院议员、阳泉保晋矿务总公司协理。韩谦，字竹君，太原人，清末拔贡，曾任甘肃省清水县知事，七七事变前，为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裴涧泉，字清源，太原人，山西大学中斋毕业，曾任阳兴中学校长，北京政府参议院议员。此外，山冈的情报员还通过日本文部省档案，找到一个曾在日本留过学，在太原西山避难的牛呈璋。山冈说：“你是大日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帮大日本帝国的忙！”于是许愿他担当太原市靖乡公安局长之职。牛呈璋是个胆小心细的人，当初他避居西山，就是怕日本人找他的麻烦。不是日本人以烧房和处死威胁他和父亲全家，他还不肯下山。他也知道，当汉奸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以“才学不足担当局长”为借口推辞不任。山冈也不勉强，后来为他在局里安了个顾问头衔，在皇庙东巷原卢丰年的住宅办起公来。
1937年12月10日，“山西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正式出笼。其官员是：委员长曾纪纲，秘书长兼财政厅长韩谦，民政厅长高靖，教育厅长裴涧泉，建设厅长郭伊（未到职，后由张联魁担任），警察厅长白文惠（兼任）。筹委会成立之日，谷萩大摆酒席，宴请群奸。在谷萩授意下，临时政府筹委会公开下聘书，谷萩充任了筹委会顾问。
省筹委会成立的同时，太原市政公署、阳曲县公署也随之出笼。白文惠任市政公署市长，么伯璋任县公署知事，受辖于筹委会。很快，太原市米粟业、油业、干菜、纸烟等行业公会也相继出笼。临时政府筹委会虽有省、市、县的区分，实际上各自为政，并无上下隶属关系；各个组织的实权，都掌握在谷萩一人手中。就当时日寇所能搜罗到的汉奸全部加起来也不足百人，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山西各级伪组织的需要。如伪市政公署成立之初，市长白文惠竟让其儿子白巨山任局长，女婿和外甥当出纳和会计，市政公署成了“白家公署”。
伪山西临时政府筹委会委员长曾纪纲已70多岁，风烛残年，走路都颤颤悠悠。他被拉出来当汉奸，尚未泯灭的民族之心时时在谴责着他。一天，一个日本宣抚官登门造访，他未能及时起立行礼，便被视为大不敬之罪，当着家人面遭到指鼻臭骂和羞辱。这个气势汹汹的日寇走后不久，他就气绝身亡了。
曾纪纲死后，委员长一职由来自北京的高步青取代。高步青为山西代县人，清末进士，曾在河北、山西两省任过县长，后任山西督军公署军法课课长、山西铜元局经理及省银行总理等职。同年底，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后，日军为了建立上下隶属的网络，便把在北平投靠了他们的高步青派回山西。高接任后，为了加快“转正登基”步伐，将“山西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改名为“山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还提出“与日满两国亲善合作，反共灭党”等反动口号，会址也由上官巷迁到太原绥靖公署大院。尽管高步青出任伪职后，百般向日本人献媚，但山冈、谷萩等日酋还不认为高是他们心中理想的“第一把手”，以致高步青、韩谦曾亲自到北京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求正式委任，而没有被批准。日寇需要的是一个既能俯首听命，又能左右山西局势的台阁重臣式的人物。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的人物充当代理人，日军在山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以华治华”。
为了尽快把伪山西省公署炮制出笼，1938年春，谷萩亲赴北平，找到日本特务头子林龟喜，总算从他的情报网中，调出了山西旧官僚梁上椿、苏体仁、宋澈、赵汝扬等人的档案，供谷萩挑选。当时，他们还准备让中华民国初年曾任山西副都督的温寿泉或曾任过山西警务处长的南桂馨出任伪山西省长。但温、南二人坚辞不就。谷萩和林龟喜只得把目光放在苏体仁身上。
苏体仁，字象乾，抗战爆发前，历任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山西大学预科学长、阎氏省政府参事、外交处主任、驻京代表、绥远省财政厅长等职。在京、津、绥等地与日本驻屯军、日本大使馆、日本洋行间谍特务过从甚密。还为日本搜购过山西各县县志。日寇山冈师团编纂的《山西大观》，就是以他提供的山西各县县志为素材编写而成的。可见，苏体仁早就干起了出卖祖国和民族的罪恶勾当。所以，无论从他的学历、能量、阅历、资历、社会关系等，都比较符合日寇挑选汉奸头面人物的标准，尤其是他能说一口流畅的日本话，更使他身价倍增，而高步青被冷落最后被抛弃，便不奇怪了。
苏体仁在正式登台之前，谷萩为表示“中日亲善”，特意为苏安排了一出收买民心的把戏，让苏倡议组织“山西筹赈会”，救济太原难民。1938年4月1日，山西省筹赈会正式成立。筹赈会救济款由各县商民募捐而来，各伪县长为了取媚于日军和苏体仁，也捐助了一定款项，山西旅居平津人士也募捐了一些款。数月后，这笔为数不少的赈款存入银行，利息除一部分补充会内经费不足外，其余大半被民政厅提走，不知落入谁的腰包。
该会曾给无法生存的市民们一度发过“二难粥”，这是一种介于稀饭和干饭之间的小米粥，百姓又称为“吸溜溜”。一日三赈，人各一碗，凭票领取。每年还定期发一次赈灾粮，发两次棉衣。领赈粮和棉衣者，多系无业游民和大烟鬼。其实所谓“赈济灾民”，不过是日寇汉奸玩弄的骗人手段。“赈济”中，百姓受惠者少，汉奸中饱者多。
6月，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委任苏体仁为伪山西省省长。之后，苏体仁秉承谷萩旨意，为改组山西省政府筹委会，网络群奸而奔走呼号。6月27日，伪山西省公署正式宣布成立，隶属于华北政务委员会，聘请谷萩为顾问。其重要伪职官员为：省长苏体仁，秘书长李升培，民政厅长宋澈，财政厅长宋启秀，教育厅长裴涧泉，建设厅长张联魁，警务厅长白文惠。另外，还设了7个参事。
伪山西省公署出笼这天，汉奸走狗们在太原街头张灯结彩，张贴红绿标语，苏体仁则发表了认贼作父的“省长就职词”，到处兜售他的“抱残守缺，为民请命”的汉奸哲学，为其汉奸行径开脱罪责。公署成立之初，各厅处组织徒有其名，人员无几。为填充空额，苏体仁发动汉奸利用社会关系招收社会渣滓，到同年底，一处五厅人员基本安排就绪，还受日军之命增设了十几个附属机构，安排了大批亲朋好友。
太原市的伪政权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沦陷不久成立的太原商务会，实际上是维持会，相当于太原伪政权的胚胎；山西省临时政府筹委会下的太原市政公署，首任市长白文惠，下设总务、财政、建设三科，仍是一个过渡性的班子。山西省公署成立后，设置了太原市政公署。1938年8月，省公署第一次省政会议通过，“市政公署”改称“市公署”，市长换为张敬灏。以后，又相继改换为叶灵原、张敬灏、牛新田、张淑三、赵景桐等人。下设民政、财政、建设三科。另外，还下设了伪县公署、区公所、村公所等各级伪政权。（摘自谷峰著《太原抗日风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