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安：我在盂县坚持“无人区”工作
文摘
2024-11-25 10:26
山西
1941年7月，北岳区党委分配我去盂县任县委副书记。8月5日，我到盂县就任。到盂县没几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扫荡”。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过5次较大规模的“扫荡”。第一次是在1938 年秋。第二次是在1939年。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在这年秋冬进行过两次报复性“扫荡”。1941年秋的第五次“扫荡”，规模最大。这年8月13日到10月16日，华北日军及伪军7万多人，分十几路出动，在日本华北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篦梳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平西区进行“大扫荡”。敌人所到之处杀光、抢光、烧光，制造无人区，非常残酷。8月13日，县委刚开完传达区党委7月间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各区及县机关干部会，敌人就袭击了县委所在地石家塔村。县委紧急转移，但被敌人堵在山沟里（敌不知道）。时值秋季，苞米已经成熟，尚未收割，我们把苞米弄熟了，就是一顿晚饭。趁着夜色我们突围翻到另一个山沟，没想到这里也布满敌人，只得退回来。第二天天亮后我和县委书记吕健东、县长康瑞华，通信员、组织干事六七人，一直藏在苞米地里到午后才突围出去。进了另一个山沟，躲在这里的乡亲们给我们拿来锅和米，让我们做点饭吃。米刚下锅，山头上又响起敌枪声。那时我们每人腰上系个包袱装些换洗的衣服。一位同志腾出包袱布，顾不上是否干净，把米饭倒进包袱里，扎紧了找一根木棍抬着，就马上转移。实在走不动了，看敌人没追来，大家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半生不熟的米饭。走到另一个山头的小村子，老百姓给我们腾出地方歇息。天黑后敌人在村边打枪了，我们又转移，雨雾交加、伸手不见五指中带着草帽在雨里蹲着。这样几经反复，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在这次“扫荡”中，敌人把盂县沿滹沱河北岸以及山西、河北交界一带的146个大小村子全部烧光，片瓦不留，制造“无人区”。我的家乡五台县18万居民中有9200人被杀。敌人毁坏耕地3万余亩，烧毁房屋19800余间，抢走粮食9600余石。还强迫老百姓集中到据点和交通线上能绝对控制的地方，实行“并村”，使得五台县沿河北省一带真的是无人区了。“扫荡”五台县的是同蒲路上的日军，他们没烧房屋但把人都赶到敌占区去了。所以，县委在五台县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只能在平山县一个村子办公，几道封锁线以外较远的几个区只能临时由邻县领导。针对敌人的“扫荡”，北岳区党委在8月24日发出《为彻底粉碎敌寇秋季大“扫荡”的指示信》，要求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展开麻雀战，困扰、袭击与疲惫敌人，破坏交通线，肃清敌探、特务，武装保卫秋收，彻底坚壁清野，使敌人食无粮、饮无水、用无物。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在日伪军制造的无人区内，在异常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整整坚持了一年。在古石铺，县政府的同志们在残垣断壁上垒起石头，立上几个木头桩子，再搭着苞米杆子，把废墟改造成了办公地。古石铺北边的山坡上，斜挖着几口小土窑洞，这是群众团体的办公地。平常大家都在乡下开展工作，只有开会时才回来碰头。县委和上级的联系仅靠通信员。往来信件县委的签名常常是“吕李康”，分别指县委书记吕健东、副书记李力安、县长康瑞华。县委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配合分区部队、县大队进行反“扫荡”，组织群众转移，在敌据点附近开展工作。提出的口号是：“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劳武自救，坚持‘无人区斗争，粉碎敌人‘扫荡。”敌人把房子烧光、粮食抢光，我们没饭吃就派出干部到各村，领导人民进行劳武结合，生产自救。盂县坚持无人区的工作做得很好。除极少数地主跑到敌占区外，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广大群众和我们同仇敌忾，患难与共。我们每到一个村庄，每逢危难时刻，都能得到乡亲们的全力支持和掩护，一次次化险为夷。在无人区工作，由于条件艰苦恶劣，吃、住都没有保障。干部几乎全部得病。我认识的两个女同志就是在反“扫荡”中去世的，想起来就感到痛惜。一位是盂县妇联主任芦醒，在山沟窝棚里生完孩子后没经验，喝了河里的凉水不久就得病死了，孩子也没保住。大家很难过，借了老百姓的一个大木箱子埋葬了母子俩。另一名宋自奋跟我同岁，东冶镇人，丈夫叫李希庚，是牺盟中心区的负责人。有一天，敌人来“扫荡”，她和大家一起转移，挺着大肚子跑了二三里路。近黄昏时敌人回到据点，我们缓过口气开始查点人数，没看见她。有个同志说，最初看见她在山沟边靠着一棵树坐着哩。我们赶紧派人去找，见她正靠树坐着，人已经死了。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中，盂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146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被日军烧毁，粮食、牛、羊等财物被抢光，2万多群众无家可归。盂县无人区有个大峪村，群众都逃到山沟里，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村子就没出生过孩子。敌人来“扫荡”时有个母亲怕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来，把孩子给捂死了。1942年，北岳区根据地的形势更加严峻。敌人的“大扫荡”把根据地分割、封锁得面积大大缩小。日伪军采取“蚕食”政策，搞“治安强化”运动，手段毒辣，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割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扶持汉奸伪组织，逐村瓦解我们。在盂县，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给党的基层组织带来很大损失。1942年上半年发生的两件事，可以说明当时对敌斗争的复杂和残酷。第一件是“红枪会”的暴动。1941年12月，盂县反动会道门道首谢嘉岱、李铁柱等趁日军“扫荡”、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之际，与日军及伪政权相勾结，在盂县城敌据点附近村子秘密设堂，点传道首、道徒，拼凑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逐步向周围发展到40余村，蒙骗万余名会员。日军及伪政权强令各村设堂，胁迫群众入会，勒索百姓钱财，抢夺公粮财物，杀害抗日干部战士，大肆破坏抗日活动。红枪会搞起后“蚕食”了我们的大片村子。我们地方上没有武装力量，几个区小队也难以和他们抗衡。县委将红枪会的情况报告地委请求支援。从1942年5月22日起，北岳二分区政委赵尔陆亲自带领二分区十九团、三十四团，到盂县东北部镇压红枪会。一周时间内先后击毙首领李铁柱及骨干分子100余人，摧垮了全部村庄的红枪会组织，收缴了全部凶器。随后，这两个团又与军区抗敌剧社、二分区七月剧社，当地县区干部、区小队、民兵共10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各村召开群众大会，揭露红枪会愚弄群众的骗局和破坏抗战的汉奸本质。在部队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局面得到扭转。第二件是敌人发动的“自首”运动。1942年4月19日，由于盂县党的七区区委委员王林叛变投敌告密，盂县进圭社据点之敌抓捕了附近28个村庄的300多名共产党员。在进圭社一个大庙里，敌人召开所谓“清党大会”。在叛徒王林、陈志中主持下这批党员被迫向敌人集体自首，使第十区、六区的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月，县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讨论进圭社一带党员集体自首事件，决定派专人进行调查。后经严格审查，按照不同情况对这批党员分别给予恢复党籍、除名、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理，并在各村重建党支部。经过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晋东北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原抗日游击区大部分变成敌占区，原根据地一部分也变为游击区，二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曾一度被迫迁到河北省境内。在盂县，据点增加到近20个，县委也退到盂县最东边的马圈村，领导全县的工作要经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重重。1942年8月，地委决定取消盂县建制，分别与周围县组成盂平、盂阳、盂寿等县，还有一个区划给定襄县，两个区划给平定县，原来盂县的主要干部调到盂阳县。吕健东被任命为盂阳县县委书记，我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原阳曲县委书记李振江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注：作者李力安（1920—2023），五台县槐荫村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