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山西人王家屏
文摘
2024-11-14 19:55
山西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文学界诞生了一部最为引人争议的百回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全书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演绎开来，以土豪恶霸西门庆纵欲暴亡的故事为中心，描绘了封建社会市井无赖的邪恶刁横与残暴荒淫。由于书中大量自然主义的色情描写，使得几百年来，对《金瓶梅》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毁誉不一。封建卫道士们始终把它看作是秽书之最，并为其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即便是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过2000册《金瓶梅》，也曾特限内部发行。直至1989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才由山东齐鲁出版社独家印制了建国以来首次出版的“禁书”《金瓶梅》。国家新闻出版署对此书的印数及发行范围仍然严格控制，总印数为5000册，并且只限于发行大学中文系教授及《金瓶梅》研究专家等学术界人士。不过，与《金瓶梅》露骨的淫秽描写和低级趣味的刻画相比，它取得的艺术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尤其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一反过去小说中历史英雄传奇题材，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现实社会及家庭生活和世态风情，给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条新路子。对后世特别是《红楼梦》的诞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连鲁迅先生也认为，它是开了“人情小说”的先河。由于《金瓶梅》这部小说与众不同，因而有关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自然也就一直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热门话题。1931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的“序”介绍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为“兰陵笑笑生”的山东人。尽管这个“兰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总算有了作者的化名。至少，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个版本，为研究《金瓶海》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提供了另一种的说道。在明代，凡是见过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没有注意作者的情况。而是他们绞尽脑汁也只能记载一些关于作者的捕风捉影的传说，却无法得知其详确情形。只是在这样的传闻中，谁也不曾提到过有这么一位“兰陵笑笑生”。可见，这个“兰陵笑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现，只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强加上去的，而那个所谓的“序”，则更可能是伪托。众说纷坛之际，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出现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专家马永胜先生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山西省山阴县人王家屏。从情理上讲，《金瓶梅》是以山东为背景写的，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按照人们“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女人写成淫妇，恐怕有失情理。谁都愿意以家乡的英雄为荣，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所以，就是再愚蠢的作者，也会来一个伪托，不写自己的出生地。而《金瓶梅》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一个促使恶人死亡。《金瓶梅》这种贬鲁人，褒晋人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从地理上看，《金瓶梅》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金瓶梅》 100回中，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却由于作者的笔误，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风格；甚至就连骂人的话，“毛司的砖儿——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人的歇后话，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毛司”。另外，《金瓶梅》中的衣着，一般都有雁北特点，如皮袄、毡帽等，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腰子”，这种衣着即便是在山西省的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全书地方色彩很浓，方言、歇后语、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有的猜测说是“山东土白”，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笑语”，但举出的例子却多无说服力。实际上，《金瓶梅》的方言，纯属山西雁北方言。从全书中被摘出的3000多条雁北方言，经过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比如第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他骂道：“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这句话，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可是若用山阴方言一解，这句话就通了。其实，这是作者用山阴方言，采取拆字法、谐音法、藏头法来骂人的一句话：“女又十撇”拆字“奴才”；“鸦胡”，谐音“夜壶”；“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藏头“石朵了”即谐音“拾掇了”。人所共知，夜壶，是起夜小解的用具，而把女性比喻为像夜壶一样为男性服务，可谓歹毒。“拾掇了”，是山阴方言，指收拾了，即把女性奸耍了。由此例可见，《金瓶梅》一书，山西山阴方言是一大特色，而书中的诸多难解之处，如用山阴方言予以旁释，很容易即可贯通。王家屏虽然祖籍太原，但近祖几辈都住在山阴。王家屏本人则更是土出土长的山阴人。山阴人当然熟悉山阴话。这种作者语态反映到书中，自然也就使得《金瓶梅》的方言语系成为山阴方言语系。另外，《金瓶梅》中，有许多写作质量很高的奏疏，没有做过内阁官员的人，是很难以写出如此规范、地道行文的。王家屏的经历，则恰恰是在明穆宗隆庆二年中了进土，当日封官，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及内阁首辅。在他著述的《复宿山房全集》中就有很多奏疏。皇帝常叫他代写册文，他也常为他人代写奏疏。可见王家屏对官僚机构的行文规范是了如指掌，运用娴熟的。这样看来，许多确凿的事实都说明，除了王家屏，别人是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部巨著的。近年，在应县召开的山西省首届《金瓶梅》研讨会上，中国金瓶梅学会会长刘辉教授和许多省内外专家、学者，对马永胜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于全面深入地探寻《金瓶梅》艺术成就的潜在价值，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推动作用。（摘自《魂系山西》，李镇西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