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是日军向我根据地围剿、扫荡和屠杀人民最残酷的岁月。侵华日军为了把中国的华北地区变为他们的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巩固其已占领的地盘，进而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全面开展了“治安强化”运动。对各大专院校、各级中等学校的爱国师生则以通敌、赤化、不良分子等罪名，进行血腥的镇压。当时我在代县师范学校日语专科班上学，是日军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被捕学生之一，现将我这一段的亲身经历叙述如下：
当时学校的组成情况是：校长何汝深，代县磨坊村人；训育处主任魏俊德，繁峙县人；教务处主任任述勤，浑源县人；总务处主任张伯和，代县人。全校有教师30多人，都是由伪山西省公署教育厅委任的。学校设有师范三个班，日语专科一个班，初中科六个班，共10个班，学生500多人。
学校还有日籍教官7人，他们都是由伪山西省公署顾问室和教育厅委任的，掌握着学校的实权，监视着师生的一切活动。其中最早来校的是今村功，其次是尾原寿夫、上野、新谷、村田、中村等。今村功秘密携带小型手枪，经常出入于代县日本宪兵队和日本司令部。据说他就是日本军、特、宪派入学校的情报特务。在治安强化运动中被捕的师生，就是他和民族败类尹国华（代县富村人，任日语专科班的级任教师）提供的名单。尹国华后来当了密探，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一、师生的反日爱国情绪
当时在全校师生中绝大部分是爱国青年和爱国教师，有些教师利用合法的讲台巧妙地宣传进步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学生们便利用有利时机采用多种形式，对民族敌人进行着各种斗争。比较突出的事例是：1940年召开的全县秋季运动会，在与伪警备队的夺旗竞赛中，学生们就打伤了几名大烟鬼伪警备队员；又在一次足球竞赛中，踢坏了数名大烟鬼伪警备队员，这就引起了伪警备队头子郎豹武对代县师范学生的仇视。又一次在拾物竞赛中抢走了伪警备队的队旗（这个项目中有我），折断了伪国旗的旗杆，脱掉了日本司令官的马靴，摘掉了日本司令官的洋刀等。当时，大会执行官很快制止了这个项目的进行。惹起了日本司令官、日本特务和郎豹武等对代师师生的重大怀疑。
1940年初冬，下了一场大雪，当时由日籍教官和中国教师在全校师生中发起了打雪仗游戏。中日教师各分一半学生，分两个队带到大操场进行打雪仗游戏。当开仗后，学生们在雪团中包进石头，在混战中照着日籍教官乱打一阵，结果把日籍教官尾原寿夫的胳膊打伤了。这时，体育教师陈华甫发觉不对，立即吹哨停止进行。当时今村功和新谷低声说：“不良分子有的。”
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籍教官今村功的宿舍门上出现了用粉笔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事情发生后，今村功三四天都没有给我们日语专科班上课，每天出入于代县日本宪兵队和日本司令部，并会同由崞县来的日本宪兵和特务到现场将标语拍了照片，还进行了各方面的调查。
反日标语的风波还没有平息，又发生了钟楼巷路西与学校相连的日军仓库被烧事件。日军当夜就从崞县调来日伪特务和宪兵，会同驻代县日伪宪兵和特务到现场查看后，接着就进入学校检查正在睡觉的学生，发现师一班学生李桥的鞋上有新泥，就把李桥和另两名学生（名字失记）逮捕起来。
二、大逮捕与审讯
不久，日军就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学生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这次逮捕是在一个凌晨，由崞县日伪特务和代县日伪宪兵进校执行的。逮捕的学生有张忠（牺盟会会员）、刘址、孟培仁、杨传芳、高进斗等8名，教师有代理国文教师冯珍（是从城内赵家巷扣的）。这次逮捕后，学校师生人心惶惶，除日籍教官外，其他老师无心上课，学生无心听课。日语专科的学生吕希圣被吓跑了，伪代县警察所的巡官刘绪从山阴县把他扣回，经代县日本宪兵队的审查后才释放回校上课。
第二次逮捕之后的一个多月，还是在黎明前，学生们正在酣睡之中，猛然被老校工张继仁紧急的起床铃声惊醒了。老校工张继仁口中还不断地喊着：“赶快起床到大操场集合，病人也得去！”当时我在东排37号房屋住着，听到喊声和铃声心里想着又要出事了。我穿好衣服一出宿舍门，就看到院里有穿中国式长袍的特务，有持枪的日本兵，也有伪警察。校园南面成绩室门前的馒头形花池上架着一挺机枪，有几个头戴钢盔的日本兵在枪后爬着，枪口向着校园（这里是出入学校大门的必经路口）。各个出入口都有伪警察守着，只许往大操场走，不许往回返。当我走往大操场时，看见鼓楼底座上架着一门小炮，旁边站着头戴钢盔的日本兵，炮口对着学校的大操场。西面原西顺店（鼓楼后）的房上也爬着头戴钢盔的日本兵，架着一挺机枪，枪口对着操场上的学生。当时我的思想很乱，以为日军要进行屠杀了。猛然一声哨音，接着就是训育主任魏俊德高声宣布：“各班站好，不要乱动，听候点名，叫谁谁站出来！”叫到第八个就是我。我站出后，被两个警察押送到训育处办公室看管起来。日军这次在代师抓捕学生的规模最大，抓的学生最多，共抓走24名，由伪警察和伪警备队押送到代县日本宪兵队。
我们被押进宪兵队院内时，从日伪机关和农村抓来的人已满满站下一院。当时有的就在宪兵队审问后释放了，有的用汽车转送到崞县日伪特务机关。我们学生是第三批转送的。到崞县后太阳快落山了，我们全部被押到崞县日本宪兵队监狱里。我被关在4号牢房里。一进牢房首先从暗淡光线中看到我们的同学刘址、张忠、孟培仁、杨传芳等，他们都被打得不成样子。有抬不起胳膊的，有被用铁器烫得坐不起来的。他们向我使眼色、打手势，不叫说话。牢房里放着屎尿桶，气味很臭，房小人多，拥挤不堪，屋里阴暗潮湿，臭虫、跳蚤乱窜，一片沉寂凄惨的景象。
紧接着就是提审。我第一次被提审是入狱的第三天上午。当把我带到审讯的院子里时，看到烟雾腾腾，狼狗乱窜，异常森严，其凄惨景象同传说中的魔窟地狱一样。受审者有的被吊在梯子上，脱光了衣服，用烧红的铁铲铁棍乱烫；有的被压在大石条底下，有的被捆在木椅上，用茶壶灌着水，有的身上头上泼汽油点着烧。有一个女人被脱光了衣服吊在梯子上用火烧得乱叫，而日军士兵们则站在旁边哈哈大笑。
轮到我时，被叫到一间房子里，有一个早在这里等着审问的日本军官和两个提审我的人，我一进门就被用竹棒、木棍乱打了一顿。当把我打得头昏目眩时，又把我按倒在地上问：“你的《党员须知》和《党员必读》放到什么地方？开小组会的人都是谁？开小组会的决议是什么？你的入党介绍人是谁？老实交代出来不杀你！”我回答说：“什么是党员和小组会，我是一个娃娃什么也不懂。”翻译拿起木棒又是一顿乱打，日军官接着又问：“刚才问的事情你说不说？”我回答：“什么是党员必读和小组会我一点也不懂，我是到学校去念书的。”我这一回答可把几个家伙惹怒了，他们把我拉到院子里，将我的两手用铐子铐住，吊到梯子上，三个士兵抽着烟问我：“说话的有没有？”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吊得说不出话来了，没有回答，只觉得有人用火烫我的脸部。又过了一阵，我已经人事不省了，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被关进了牢房。
时过两个多星期，又第二次提审我。一进审讯室，便让我坐到一条板凳上，正面坐着的日本官问：“小孩，谁在你们学校写的打倒日本皇军的字，你知道吗？”（没用翻译）我回答：“不知道。”又问：“谁用石头打的日本先生？”我回答“没有我。”这个回答可把他们惹翻了，拿起马鞭子又是一顿乱打。接着又问：“你的实话说不说？明明烧仓库是你和其他几个人计划的，为什么不说？统统把这个计划人说出来，你的死啦没有，不说出来，今天要把你活活烧死！”我回答：“不明白，没有我。”当时审问我的那个日本官高声乱吼了几句，就由翻译和日本兵把我拉到院子里，日本官拿出一瓶汽油来泼到我的身上，用火点着就烧。我正在喊叫中被一个日本兵和翻译用铐子把我的两手铐住，提住腿和胳膊放进了装满水的大鱼缸里盖上了钢板盖子，我在水里还是拼命挣扎，渐渐感到昏迷窒息。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缸外边躺着。这时听到有人说：“关起来。”才由两个人架着送到了牢房。
时间又过了将近一月，对我第三次提审。当他们把我带进审讯院里时，院内的惨景比前两次少了一点。这次带进审讯室后，没有先打后问，而是叫我站得端端正正的，由正面坐着的日本官问：“我们准备把你杀掉！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回答：“没有。”日本官诱骗我说：“可以给你的长官和你的朋友捎话嘛！”当时我回答“我的长官是校长和日本教师，他们都知道我来到了什么地方，朋友我一个也没有。”那个日本官又问“你现在害怕吗？”我回答：“来到崞县死谁都知道，怕有什么用。”翻译紧接着问：“那你把前几次问你的话都说出来，可以不死嘛！还叫你早一点回去念书。”我回答：“前几次的问话，我死活都不明白。”这下日本军官大吼了一声，拿起竹棒就是一阵乱打，已打得我站不起来了。紧接着又问：“你的说话的有没有？”我回答仍然是“不明白”。这下又把他们给气坏了。把我拉到院子里，捆到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木椅上，眼上蒙了一块手巾，用瓶子里装的辣椒水往我嘴里灌，当时我被灌得昏迷不醒，只觉得胸闷、头昏、目眩、虚汗直流，朦胧中，似乎感到他们不灌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清醒了一点，但是出气还很困难。当时就有人问：“你说，有没有？”这个时候我虽然清醒了一点，说话还很困难，我没有回答。他们见从我嘴里得不到什么，就叫来两个警察把我架回了牢房。至此，我们被捕的学生个个都受到凶残的毒打，有的同学被打得更严重，其中孟培仁被铁器烫得坐不起来，腿上长期留着烫下的印子，杨传芳被打得胳膊错了骨节。
三、营救与释放
就在我们以为再没有生命希望的时候，一天中午开饭时间，有个崞县籍姓李的50多岁的看守（因为他抽大烟，牢房里的人暗地里叫他李烟鬼），趁机递进一个纸蛋蛋，吃完饭，大家把纸蛋蛋展开，看见上边写着：“送话人是朋友，放心，有人在营救你们，死不了。不要回话。”我们在绝望中有了希望，有的同学低声说，我们要小心，要注意日本人在搞什么鬼。后来日本人给被关的人看病、治伤，每天中午让放风、晒太阳，做“兴亚体操”，对被关押的学生再也没有提审过。当时同学们都猜疑，有的说要释放；有的说要送到东三省给日本人开荒种地；有的说要送到太平洋去抬伤兵；有的说要送到大同下煤窑等等。总的看被杀的可以性不大了。就这样我们又熬了将近一个月。
一天中午，牢房院子里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宪兵，里边还有一个少尉，手里拿着一张纸交给看守，叽咕了几句，看守拿了纸进牢房宣布：“注意听着，叫谁的名字谁就站起来，站在门口不要乱动。”随后有个戴口罩的日本兵开开牢门，用手指着说：“外边的走！”当时我心里想得很多。只听得有个日本宪兵高声喊着“好好的站好，太君的讲话。”我看到日本宪兵队办公室里有我们魏训育主任和日籍教官今村功，他们隔着玻璃向我们点头。接着那个日本宪兵官对我们说：“你们都很年轻，今天放你们回去好好念书，你们的今村功先生和魏先生领你们来了。”
这时候今村功和魏老师从办公室出来，在释放学生手续上签了字，由今村功和魏老师带着我们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坐上了学校包来的汽车，于下午两点回到代县师范学校。
回校后我们得知，积极营救我们的是校长何汝深（他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被捕，被捕后在代县宪兵队就释放了，是由学校的日籍教官村田保出来的）。自学生被捕后，何汝深曾无数次往返于太原，同伪建设厅长张联魁（代县西南街人，他的一个儿子被捕，也是由村田保出来的），伪教育厅长高步青（代县高街人）、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朔县人，他的侄子苏常荣也在代师被捕）、伪崞县县长樊某等人联系，设法进行营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山西临汾师范学校、山西运城师范学校的学生，得知代县师范学校的学生被日军大逮捕的消息后，全部逃跑。在这种社会压力下，日军又在我们当中找不到证据，才不得不同意将我们释放。（作者白钟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