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安：我在家乡五台的革命岁月
文摘
2024-11-19 09:24
山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从太原辍学回家。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抗战的长期性，还想着等学校复学后去读高中，或者等打完仗后再去上学。没想到，这仗一打就是8年。回到村里后，我和几个进步青年常常到小学校里去宣传抗日，给学生们讲九一八事变，讲东北义勇军的事迹。槐荫村消息闭塞，村里也没有什么报纸，我和我的叔伯哥赵子泽一起，每天晚上到赵承绶家里听收音机广播新闻。赵承绶是我们村的人，抗战爆发后，任阎锡山晋绥军骑兵第一军军长，正好这段时间住在家里。他们家和我们在同一个胡同。晚上趁他们打麻将的时候，我和赵子泽就从国民党的电台里收听全国抗日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出手写墙报，两张纸，村东头贴一张，村西头贴一张，每天一期，向群众宣传抗战的情况。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险。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和共产党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8月，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红军改编之后，八路军总部率各师迅速开进山西抗日。同年9月中旬，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一一五师也从陕西东渡黄河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进行抗日。1937年9月间，日军侵占山西雁北，大同、广灵等地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从晋北往南步步溃退，他们一路上乱抢东西，军纪败坏。我家一个亲戚，家里养了一头毛驴，被国民党兵盯上，非要牵走驮行李、送病号不可。那时老百姓养一头毛驴很不容易，几乎相当于他的半条命啊！当然舍不得被人拉走。我的亲戚只得跟着毛驴一起随军运送军需。没想走到半路，毛驴还是被抢走，人也被国民党兵用刺刀捅死了。在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八路军却大踏步地向前线开进。八路军的装备相当差，战士们穿着草鞋，背着背包，枪支也不一致，但是队伍精干，纪律严明。山西的老百姓被国民党的部队给整惨了，再加上阎锡山过去的反共宣传，诸如“共党杀人如割草，无论穷富皆难逃”，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土匪，等等，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心怀疑惧，看到军队后都往山沟里躲。这时候，我们就向群众宣传，八路军是来打日本鬼子、帮助贫苦群众的。1937年的中秋节前后，八路军途经东冶镇，我和赵子泽、赵拓背上篓子，到村子里为战士们募捐，你家给几个果子，他家给几块月饼，很快把篓子装满了。在胡同口边上，一个老太太在我们的动员下，把开水烧好，摆上桌子和饭碗。当八路军经过我村村边的时候，我们把募捐来的瓜果、月饼，追着往战士手里送。战士们军纪很严，什么都不要，最多是边走边喝上几口水。八路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尊重和爱戴。在这一时期，我第一次见到薄一波同志。1936年10月，薄一波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回到山西。卢沟桥事变后，他接受阎锡山邀请，组织新军。1937年8月，山西新军在太原成立，全称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1937年9月21日，薄一波率抗敌决死总队从太原开到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部队就驻在东冶镇。在东冶镇的群众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听他作报告。我在入党后听说过薄一波的名字，知道他是个老党员。薄一波的家在定襄县蒋村，离我上学的河边村有20里路。他比我大12岁。1937年9月下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随八路军总部到五台后，回到离别十多年的家乡五台县东冶镇永安村看望家人和乡亲。徐向前是我们景仰的红军高级将领，听到这个消息，我和赵鹏飞、赵子泽很兴奋。一天黄昏，我们偷偷到永安村看望徐向前。徐家是个普通的家庭，有个小院子。见面后，我们向徐向前作了自我介绍，徐向前对我们这3个家乡青年表示欢迎。他跟我们谈了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大概谈了半个多钟头，我们很受鼓舞。1937年9月中旬，日本人攻打山西雁门关。在槐荫村可以听到远处的枪炮声，老百姓人心惶惶。赵承绶全家都跑了。凡是有点办法的人都向大后方逃难。9月29日晚上，青年抗日决死队离开了东冶镇。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一打听，决死队沿着滹沱河往东走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薄一波是奉中央的指示，率队过石太路，到晋东南创建新的根据地。决死队离开后，我心里很着急，想找赵鹏飞、赵子泽商量参加决死队的事。正好在这天早晨，川至中学的3个同学背着简单行李找到我家，说学校解散了，老师、学生各回各家。这3个同学常和我接触、联系，受我的影响比较大，对我也很信任，就来找我。我告诉他们：我的同学刘振国（后改名李哲夫）就在决死队总部，昨天晚上才开走。我写一个条子给他，说你们赶快追，追上后就参加决死队。你们先走，我随后也要去。听我这么一讲，3个人饭也没吃，背起背包就出发了。后来，他们都参加了决死队，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新中国成立后3人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中高级干部。这3个同学走后，我找到了赵鹏飞、赵子泽。当时，炮声隆隆，村里人都跑到了街上，商量该怎么办。我要和赵鹏飞、赵子泽一道去参加决死队。这时候，旁边有个名叫赵广生的人，曾在旧军队当过参谋，对我们说：“你们年青人都走了，剩下妇女、老人、小孩怎么办？赵承绶家里有枪，你们应该去把枪取出来，组成个队伍，掩护全村的人跑出去，到哪儿也能搞点饭吃啊！”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也觉得有道理。我和赵鹏飞，还有几个进步青年赵拓、赵元红、赵二虎一起去搞枪。赵承绶家里确实有不少枪，还留有一个军械员看家。这个军械员正慌得不得了。他既不敢跑，怕赵承绶以后处分他；又怕日本人打来，知道他是中国兵，对他不利。我们去取枪，他巴不得呢。他知道我们都是本村人，姓赵，和赵承绶都是一家子，于是让我们打了个条子，很快就把枪交给了我们。这样，我们从赵承绶家搞到108支步枪，有汉阳造的，也有山西造的，18支山西造的冲锋枪，还有13支驳壳枪——这些驳壳枪少数是德国造的，大部分是山西兵工厂造的，还有不少弹药。武器弹药取出来后，我们随即成立起槐荫村自卫队，保卫家乡。自卫队刚成立的时候，有200多人参加，以后稳定在100人左右。每天集合，上操训练，学唱歌，有时还到附近村子里游行。村公所对我们也很支持，中午管一顿饭。到1937年10月，日本人把雁门关攻破了。我当时想，日本人来了以后，一看到我们有枪，我们又不会打仗，全村老幼3000多人往哪里转移？几个人商量，趁着夜晚，把枪拉到野外，挖了沟埋起来。我们几个带头的人出去躲一下，看看情形再说。过了几天，日本人没来，我们又回到村子，取出枪，自卫队继续操练。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成立后，我们分3批把自卫队的武器弹药全部交给了晋东北游击司令部。我和赵鹏飞、赵子泽、赵拓等一起参加了五台县第四区动委会的工作。注：李力安（1920—2023），五台县槐荫村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等。
